改革須在一代人手中完成（圖）

　　改革一定要在一代人手中完成，這絕不是急功近利。對於全面深化改革，我們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更要有「只爭朝夕」的勇氣，因為今天，我們擁有最可貴的條件。

　　

　　決定改革成敗的根本要素，從來都不是方法路徑，而是民心向背。

　　在今年的兩會上，人們的興奮點更多地集中在現實的需求、身邊的改革上，大家對於全面深化改革有全新的期待：從民生上看，百姓最期待的是大多數人「有保障」——公共服務保證公平，從執政上看，百姓最期待的是當政者「有作為」——懶政怠政要堅決追責，從發展上看，百姓最期待的是年輕人「有機會」——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些其實都指向了同一個期待：期待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惠及自身。

　　古往今來，改革就是人的變革。因此，改革最艱難之處不是方法選擇，而是人心擁護與否，所謂「時來天地同協力」是也。任何一項變革，其預期是有保質期的，信心是有保質期的，主導的權威是有保質期的，而民心向背也是有保質期的。離開了這些條件，再好的改革也難以持續。

　　人們討論歷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時，往往會把眼光聚集在政策是否得當方面，並為之扼腕嘆息，作為改革艱辛之明鑒。其實，這些變革中途夭折的更深層次的原因，並非是操作出了問題，而是沒有在一代人手中完成——孝公薨而商鞅身死，神宗崩而安石罷相。秦的後人固然從變法中獲益，但已是六世之後，而宋則因變法失敗而使國家權威由盛轉衰，並且浪費了最佳機遇期，全社會付出了慘痛代價。

　　為什麼改革一定要在一代人手中完成呢？因為民心的準備與物質的準備同等重要。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都深明此理，只不過是「國之重器不肯輕易示人」罷了。洞悉民心與變革關係的政治家都建立了非常之功，燕昭王就是傑出代表。燕昭王是一個被歷史低估了的雄才大略之人，以弱燕而敗強齊，可稱小舞台上的大人物，若能易世而出，必如秦皇漢武一樣，定能改寫歷史。史載昭王築黃金台，士爭趨燕，當時天下名士樂毅、劇辛、鄒衍紛紛到來。且燕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最難得之處是以絕大的勇氣、信心和絕大的信任與胸懷贏得了士心、民心——樂毅投燕，在昭王三年，而樂毅伐齊，在昭王三十一年。放開手腳讓樂毅準備了二十八年，上下同欲，其勝可知，這是何等的信任與決心！此後才有樂毅連下齊國七十餘城，幾乎滅亡齊國的結局。建立不世之功的原因固然有樂毅的不世之才，但若無燕昭王造就的一代具有相同目標的精英和民眾，則歷史也難現此輝煌。即使如此，燕昭王去世后，形勢還是被齊國逆轉了。物質財富可以繼承，而士心、民心需要再造，難以繼承。

　　每每讀到這種歷史場景，都會令人唏噓不已。昔日曹操征張魯，提出不再「得隴望蜀」，並不是懼其山川險惡，而是距初平元年起兵已二十餘年矣，有四方之志的將士已所剩無幾，老百姓也人心思安。諸葛亮九伐中原，最後落得「廖化作先鋒」，不是人才不濟，而是有恢復漢室之志的人不在了。而羊祜勸司馬炎伐吳的表中稱：「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徵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也是擔心既定目標不能在一代人手中完成，則再難啟動。

　　再看看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通過28年的革命建立一個新中國，除了正確的路線之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革命為我們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隊伍上的準備，成就了那一代人救亡圖存、建立新中國的共同願望，而且也正是在一代人手中完成了建國偉業。毛澤東同志講 「宜將剩勇追窮寇」，即是此意。事實上，二戰後獨立的民族國家，基本上是在一代人手中完成的；而一代人未完成的，雖然堅持了幾十年，如紅色高棉，最終也只淪為流動政權。而阿拉法特若不是改弦更張，在他有生之年推動和平建國，巴勒斯坦的建立必將無限期推延。

　　改革一定要在一代人手中完成，絕不是急功近利，而是因為民心向背很難繼承。為什麼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會那樣激動人心，為什麼改革開放之初中華大地會那樣生機盎然，正因那兩代人剛剛經歷了戰亂和動亂，殷鑒不遠，猶在眼前，所以民心所向，其勢使然。同樣，儘管全面深化改革也面臨重重困難，但是，決心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果繼續推向深入的態勢已經形成，現在的80后、90后已經迫切期待投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改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直接牽動億萬人民的心，創新創業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契合中國人的創造力，而中國的國力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盛。這些都是我們最可貴的條件。

　　對於全面深化改革，我們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這是我們的胸懷；但更要有「只爭朝夕」的勇氣，決心在一代人手中完成，不要給後人留下遺憾，這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