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大吃一驚：毛澤東叛變投敵了？

彭德懷大吃一驚：毛澤東叛變投敵了？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1954年，彭德懷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后草坪
　　在紅軍時期，特別是早期，毛澤東還不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那時在紅軍中人們常將「毛、朱、彭、黃（公略）」並稱，因而彭德懷稱毛澤東為兄長，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那時彭德懷憑著對黨的忠誠和對毛澤東的信任，正確地處理了關係紅軍團結與分裂的大事，這就是所謂「毛澤東叛變投敵」的一封信。
　　紅軍第一次反「圍剿」是空前的大戰，毛澤東為其所制定的方針是「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即把敵人引進根據地內來打。應該說這是個深謀遠慮、穩當可靠的戰略方針。可是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省委）對於上述方針提出異議，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不是進攻路線。他們的方針是「打到南昌去」，同總前委的決定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始則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制群眾，不要群眾和紅軍見面，繼而散發傳單，發表什麼告同志書，寫出大字標語：「擁護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這就不簡單是黨內路線鬥爭，而是分裂黨、分裂紅軍了。「大敵當前，如不打破這種危險局面，就不易戰勝敵人。」（《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3頁。）。
　　在這種形勢下，出現了一個對於毛澤東與彭德懷的關係最為嚴峻的考驗，這一事件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當時，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渡過贛江后，駐在東固東山壩一帶。這時中央蘇區正在開展肅清「AB」團的鬥爭和發生了「富田事變」。
　　在20世紀30年代初，紅色區域內大肅反時，AB團、改組派、第三黨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詞。「AB團」是大革命時期國民黨新右派的一個反共組織，其全稱為「AB反赤團」。「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其目的是為了反對共產黨、奪取江西省領導權。它是北伐軍佔領南昌后，蔣介石為了破壞江西的工農革命運動，奪取由共產黨人掌握的江西國民黨省黨部的領導權，通過其黨羽中央黨部組織部長陳果夫派段錫朋、鄭異來、洪軌等到江西、以「廬陵同鄉」、「北大同學」的關係，網羅黨羽，於1927年1月秘密組織的。AB團的宗旨是「反對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義」。其建不到三個月，即遭江西革命人民的打擊，於1927年4月2日國共尚未分道揚鑣時，即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領導的「四·二」大暴動，一舉推翻，該反革命組織即行解體。正如1931年4月，曾經是AB團頭子的段錫朋所說：「AB團在『四·二』暴動后，同一般忠實的同志，紛紛逃避京滬，此時適逢中央開始清黨，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非但按諸黨紀，黨內不得再有組織，即環境之變遷，人事之移易，亦萬無可以存在之形勢，AB反赤團因已無形解散，並將其經過情形呈報中央，即在中央黨務刊物，亦曾正式備載其事。」這段話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即是說當時蘇區內的AB團，完全是子虛烏有。
　　1930年10月紅軍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敵人文件時，發現了一張條子與江西省委書記李文林的家屬有牽連。於是，李文林成了重要特嫌，被紅軍總前委在黃陂扣留。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在朱德軍官教育團任軍事教官。大革命失敗后，參加了南昌起義，同年11月領導路口山區失散武裝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九縱隊。1928年1月指揮部隊配合延福黨支部領導農民武裝攻打阜田獲勝，不久任贛西特委委員兼秘書長。同年7月、11月領導組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任第二團團長兼兩個團的政治委員。曾率部攻克吉水、峽江、樂安、興國等縣城。創建了以東固、延福、橋頭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成為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的支撐點和策應地。毛澤東稱其為「李文林式」的根據地。1930年初成立贛南紅六軍，他任第一縱隊黨代表。2月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務委員兼軍委書記，3月任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兼中共黨團書記。6月任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不久即去上海，向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彙報並參加會議。李文林是東固地區江西省紅軍獨立二團與四團的創建人，曾以黨絕對領導軍隊而受到毛澤東交口讚譽的英雄人物。李文林任贛西南特委常委時，曾是當地抓 AB團的帶頭人。12月，李文林本人被定為AB人物逮捕。
　　李文林被捕之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員身份，帶紅軍一個連隊由東固到富田，幫助江西省委進行肅反。
　　李韶九到富田后，把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一封指示信交給了曾山和陳正人。當時曾山任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委員、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陳正人任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宣傳部長、代理書記。總前委的指示信中說：江西省委秘書李白芳、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金萬邦、財政部長周冕，都是「AB團」，要免除他們的職務，監視他們的行動。中共江西省委見了前委的指示信，不敢怠慢，立即將上述人員免除職務，並進行監視審查。接著，總前委又派了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到中共江西省委和紅二十軍中協助進行肅反工作。於是，紅二十軍中大批久經戰爭考驗的領導和骨幹，大部被認為是「AB團」分子。
　　李韶九、古柏二人到了二十軍后，見到了軍長劉鐵超、政治委員曾炳春，向他們二人講了總前委的指示，二人不由分說在紅二十軍抓起了AB團。據統計，從 1930年10月4日紅軍佔領吉安發現那張與省委書記李文林家屬有牽連的條子時起，到12月，僅兩個多月的時間，李韶九和古柏即以AB團名義，在軍隊和地方抓捕了四千多名幹部。在紅軍中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約佔紅一方面軍和湘贛紅軍總數的十分之一以上。
　　當時紅二十軍第一七四團政委劉敵，與李韶九是同鄉。看在老鄉的面子上，李找劉談話說：「劉敵，不少AB團分子都供出了你。」劉敵驚出了一身汗，說： 「我是不是AB分子，你還不清楚嗎？」李韶九說：「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說罷，免受皮肉之苦。」劉敵說：「容我想想。」劉敵回團后，立即和營長張興、教導員梁學貽緊急商議。劉敵說：「李韶九是個反革命分子，他抓了許多幹部，把我們的政治部主任也抓了，還要捉我們。我們不能讓反革命分子陰謀得逞。」 張、梁同意劉敵意見。於是他們集合了一營人包圍了軍部，捉住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李韶九當時恰好沒在軍部，他聞訊之後，慌忙逃走。紅二十軍政治委員曾炳春也不在軍部，聽說軍長被捉，嚇得不敢回隊，而是躲到了家鄉。謝漢昌便帶著紅二十軍進攻富田鎮，包圍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被關押的 「AB團分子」——被捕的省蘇維埃和省行委100多人。李韶九逃走的時候被捉住。古柏、曾山聞槍聲連夜逃走。
　　富田事變發生之際，紅三軍團正駐在於都的東山壩，總前委駐在黃陂，兩地相距六七十里。此時敵軍已分路進入蘇區邊境，紅軍正面臨打破敵人「圍剿」的嚴重形勢，三軍團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身為三軍團總指揮的彭德懷正在考慮如何打破這種危險局面，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紅三軍團前委秘書長周高潮突然收到一個不知姓名的年輕人交給彭德懷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澤東給古柏（毛的秘書）的信。信內要古柏在審訊「AB團」時進行逼供，把彭德懷打成「AB團」。
　　信后另附近萬字的《告同志和民眾書》，上面寫道：「黨內大難已經到了，毛澤東叛變投敵了」，要「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彭德懷邊看邊對周高潮說：「送信的人呢？」周說：「在外面。」彭說：「是一個什麼樣人哪？」他說：「是一個普通農民青年。」彭說：「請他進來。」
　　彭德懷看了信和傳單，大吃一驚，同時還未見周進來。隨後，他把滕代遠、袁國平、鄧萍等找來，將信與他們看后，滕代遠說：「這封信有詐，毛澤東不會寫給古柏這樣的信，其中定有陰謀。」袁國平也說：「這是封挑撥離間的信。」
　　彭德懷看過材料，回想一年多來對毛澤東的印象，如他率秋收起義軍上井岡山建設工農革命軍、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膽識，傳達「六大」決議時的認真嚴肅的態度，爭取袁、王聯盟，對行軍中錯殺群眾者的堅決處理，對紅五軍守井岡山問題上的自我批評，特別是古田會議作出的決議，這一切都是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政治家風度，都說明毛澤東是一個可信賴的同志，他「決不是一個陰謀家，而是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4 頁。）。決不會背地裡搞陰謀，置戰友於死地。
　　彭德懷還覺得這封信大有文章。仔細看來信的筆跡，雖然酷似毛體，但落款處的日期是阿拉伯數字，而毛澤東一貫是署中文數字的。他又想，信系給古柏的，為何又送到這呢？這些都足以說明來信是偽造的。其目的顯然是要挑撥一、三軍團的關係，分裂紅軍。
　　同時，彭德懷認為，這樣的信不可能送給他一個人，還可能送給了朱德和黃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給了他們，這是一個最大的陰謀，處理稍有不慎，就可能產生一個最大的不幸。
　　在與滕代遠、袁國平等商議后，考慮到他們駐地與總前委相距六七十里，請示來不及，怕發生意外事變，彭德懷當即寫了一篇不到200字的《紅三軍團宣言》。宣言大意是，「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是敵人分裂紅軍的陰謀。一、三軍團要團結一致，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的領導。
　　隨後，彭德懷主持召開了紅三軍團前委緊急擴大會議。彭德懷把那封偽造信和告同志和民眾書，先給到會人看，讀給他們聽，決定把三軍團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個班送到黃陂總前委去。后鄧萍立派一個班將宣言連同偽造信一併送到黃陂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呈毛澤東。毛澤東看過，「增加了對彭德懷的信任」（黃克誠：《丹心昭日月，剛正垂千秋》，載《橫刀立馬大將軍》，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頁。）。
　　會上，彭德懷說，蔣介石調重兵來進攻紅軍，總前委決定「誘敵深入」，依靠群眾和有利地形，戰勝敵人的方針是正確的，我完全擁護。彭德懷接著說，偽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圖分裂一、三軍團，破壞總前委粉碎敵軍進攻的計劃，公開宣傳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這不是黨內路線爭論，而是反革命的行為，是AB 團的陰謀毒計。
　　彭德懷繼續說道：從戰略方針來看，我贊成三軍團編為第一方面軍的建制，統一指揮，這是革命的需要。誘敵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眾，增加自己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擁護這一方針。如果違抗這個方針而又堅持自己的錯誤方針，總前委即可撤銷我的工作，何須用陰謀辦法呢？
　　通過這個講話，到會同志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擁護總前委，擁護毛委員，一、三軍團團結一致粉碎國民黨進攻。
　　后查明這封假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永中寫的。他平時寫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志寫信，年、月、日也用漢字，不用羅馬數字和阿拉伯數字。
　　第二天，彭德懷將三軍團開到了小布，這裡離黃陂總前委十五里。彭德懷親自到總前委邀請毛澤東參加紅三軍團幹部會，毛澤東欣然應邀到會。毛澤東第一次給紅三軍團幹部深刻的印象。這一切都進一步鞏固了總前委的領導。
　　此時，國民黨軍正在對紅軍發動第一次反革命「圍剿」。敵軍前線指揮張輝瓚發生了錯覺，以為紅軍內部分裂了，迅速進到龍岡。但最後結局是，他們的全師被消滅，本人也被紅軍俘獲（后被憤怒的群眾打死）。正如毛澤東詞——《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所云：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應該說，這次反「圍剿」的勝利，與戰前敵情嚴峻的形勢下，彭德懷獨具慧眼，識別分裂紅軍、分裂黨的險惡陰謀，從黨的利益、紅軍的利益、全局的利益出發，維護紅軍的團結是分不開的。因為在紅軍初創之時，黨中央遠在上海，各地紅軍揭竿而起，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果說有「野心家」（後來的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這正是歷代農民戰爭最容易發生「火併」之時，可是從這件事上，我們不知到何處去找彭德懷的「野心家」影子。
　　恰恰從這裡，我們看到彭德懷對毛澤東的認識儘管還只是初步的，但他自從認識到毛澤東的革命品質和正確領導之後，就敬佩之、服從之。
　　從彭德懷識別並正確處理這封偽造的毛澤東叛變投敵的書信的事件中，進一步奠定了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的關係。正如後來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韋斯所說：「彭在富田事變、遵義會議和反對張國燾的鬥爭中給予毛澤東以決定性的支持后，到40年代初期，一直堅定地在毛澤東的陣營中。這兩人的主要關係是一種相互支持的關係。」（泰韋斯：《廬山衝突的根源》，載《澳大利亞中國問題研究》，1985年第16期。）。（作者張樹德，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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