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有難：從「共和國長子」到改革失意者

東北有難：從「共和國長子」到改革失意者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東北正在面臨危機！當2014年大陸各省GDP增長數據出爐之後，各方已經達成了這個共識。此前媒體不僅爆出佔中國內陸油田總產量近四分之一的大慶油田將減產150萬噸，而且一篇《經濟學人》一篇《東北地區經濟：重返嚴寒》將東三省的問題擺在了檯面。事實也的確如此，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在中國31省份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排行后五。它們6%的增速比全國增速低1.4個百分點。更嚴重的是，它們10月工業產出年同比增長僅為0.5%，遠遠低於國家平均值7.7%。更為嚴重的是，擁有1,1000萬人口的中國老工業基地正在經歷嚴峻的人口紅利的消退。在幾十年的艱難時期后，最近東北地區似乎要經歷重振。現在的問題是，它的落後是否僅是一個階段，即一個從重工業基地轉向現代生產和東北亞貿易中心的過渡階段；還是它的問題已經根深蒂固，積重難返？東北三省又是如何一步步從「共和國長子」成為「改革失意者」？
　　　　偏安一隅 至關重要
　　現在的中國東北地區，狹義上指由遼寧、吉林、黑龍江等三省構成的區域，廣義上則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以及舊為東三省管轄之內蒙古東四盟市（呼倫貝爾市、興安盟、赤峰市、通遼市）在內。土地面積為126萬平方公里，佔全國國土面積的13%，2010年GDP總量33367億元，佔中國全國的8.38%，人口1.2億，佔中國全國總人口的9.18%。

　　
陸昊能否重振東北的經濟？
　　東北地區在久遠的中原王朝主導中國的時代並沒有留下獨特的烙印，對於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來說，東北不僅意味著野蠻的少數民族，塞外的苦寒也成為它遠離政治中心的理由，僅僅能成為一個罪犯的流放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644年清軍入關，東北作為滿族人的「龍興之地」也經歷長達百餘年的「閉關」。康熙七年（1668年）推行民族封禁政策，以致造成東北大量的無人區。乾隆皇帝曾發布諭令，明確規定東北土地禁止耕種採伐，保留大片荒野以保持八旗騎射圍獵的風俗。自該道諭令開始，封禁東北正式納入國家法制。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末，飢荒造成大量山東、河南等地農民「闖關東」，進入東北，開墾荒地。富庶的黑土地為東北梟雄逐鹿天下提供了保障。「東北王」張作霖成為北洋時期的重要軍閥頭目。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日本國取得東三省控制權，后扶植清末代皇帝溥儀建立「滿洲國」，作為全面侵華的戰略第一步。滿洲國成立后，成為了當時亞洲乃至世界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1945年，東北地區工業規模已經超過日本本土，達到亞洲第一。從瀋陽到大連的沈大鐵路兩側工廠煙囪林立，大小城市連成一片，成為當時世界上有名的「綿長工業區」，而瀋陽鐵西區則被譽為「東方魯爾」。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為11.5%，1942年達到23.8%。由於中國和日本都已基本被二戰摧毀，偏安一方的滿洲國其工業規模超越日本躍居亞洲第一。這都足以證明東三省的經濟基礎和潛力。而中共起家的資本，也是林彪率領四野從東北一路南下打到廣東而奠定的。
　　　　1949-1984：「長子」時代
　　從1949年之後，東北地區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至1984年。早期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地區，城市化水平也最高。經濟層面，因為當時中國面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因此為了保證當時被視為國家基礎的重工業的安全，同時又毗鄰盟友蘇聯、朝鮮，尤其在蘇聯援華時期佔據地利，1953年5月15日，經過中蘇雙方的協商，中蘇兩國簽訂了《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確定了蘇聯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重點項目工程。在這些重點項目中，東北地區實施的共有15項，這使得東北地區的鋼鐵、煤炭、電力、石油、機械製造、造紙等行業的生產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因此出於戰略考慮，中國大部分的重工業都前往東北地區。1950年3月，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視察了遼寧，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濟建設，東北條件比全國要好，把敵人趕走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已經轉入到經濟建設。東北是全國的工業基地，希望搞好東北工業基地，給全國出機器，給全國出專家。」隨後的1950-至1952年全國累計完成的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有一半多投到了東北地區。大慶油田、長春一汽一大批企業崛起，東北成為中國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當時遼寧省的機床佔全國的11%，吉林省的汽車佔全國的11.5%，黑龍江省的大型火電和水電裝備分別佔全國市場的33%和50%，東北三省的輸變電設備佔全國的40%，對國家的經濟安全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直到2001年，東北三省的工業增加值仍然是4682.6億元，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11.0%。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10955家，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4908家。
　　不僅如此，在科教方面，吉林大學、東北大學、哈爾濱國防大學也吸納了大批高官子弟。城市建設和農業方面，據2001年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中國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達到18.96%，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最高，達到52.1%。最為關鍵的是農業層面，資料顯示，1962年到1977年間，東北三省的食用油產量是全國食用油產量的44%至57%。1978年黑龍江GDP全國前十，遠超浙江福建；1979年遼寧的經濟總量佔全國的十分之一。可以說，在1949到1984年這35年中，東北在國家建設最為需要的農業和工業兩大產業中，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共和國長子」之名由此而得。經濟的繁榮奠定了政治的基礎，「東北王」高崗一度欲代劉少奇而自理，很大一部分來自東北給其的底氣。
　　　　1984——2003：不破不立 朱鎔基打破東三省格局
　　第二個階段是1984年到2003年之間。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東北模式的弊端開始顯現。計劃經濟時期的老工業基地面對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的結果。大型國企雲集的地區會受到最大衝擊，船大難掉頭。祖孫三代鐵飯碗，一朝下崗自謀生路， 對人，對企業，對整個東北地區經濟和社會觀念的顛覆要遠大於其他地區。
　　當時東北三省面臨的問題就是國家扶持下的大型重工業企業面嚴重的生產力低下和三角債。生產力低下，人浮於事，大鍋飯是蘇聯模式下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面臨的一個問題。政府包辦企業一切，企業包辦職工一切的形式，完全偏離生產力需求。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在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産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此番不談，當時最讓中央政府和朱鎔基頭疼的就是東三省的「三角債」問題。上世紀90年代末，遼寧的三角債為45億元，黑龍江和吉林為60億元，江蘇則更突破了100億元。據銀行的托收承付款統計，到3月末，全國企業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已達1085億元，再加上一些沒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數額遠遠超過了政策的商業信用範圍。當時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製造廠——齊齊哈爾富拉爾基重型機器製造廠因「三角債」拖累，被迫熄火停產，走投無路的廠長接連兩次給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了告急電報。全國最大的鋼鐵基地——鞍山鋼鐵公司，因「三角債」搞得帳無存錢，庫存無煤，公司只好在20萬職工中發動集資解困，總經理李華忠在集資大會上含淚鞠躬，久久不起。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國有企業開始脫離政府而獨立生存。在1995年朱鎔基上台之後，中央政府「壯士斷臂」之心更顯，而東北就成為了那條要被砍掉的「胳膊」。當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此舉被保守者視之為「國有資產流失」，有人甚至寫「萬言書」控訴朱鎔基為國有經濟的「敗家子」。但這並沒有阻擋改革進程。到1998年，中央企業也開始進行非國有化改革。此外，政府還同時啟動了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將國有企業變成股份制公司，優質資產剝離后重組上市……一系列針對國有企業的改革緊鑼密鼓地進行。但是當時全國國企改革3000萬下崗工人中有，四分之一是東北工人。失業率飆升，群眾抗議蔓延，也為東北成為中國治安狀況低於全國。
　　2003-2012：黃金十年
　　第三階段是2003至2012，被稱為「黃金十年」。在經理改革的「陣痛」后，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逐漸落後於東部沿海地區，有鑒於此，政府在2003年作出回應，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計劃。該理念是將國有工廠轉變為精益生產的現代實體；鼓勵同周邊國家的貿易；培養新產業，拓寬經濟領域，如發展旅遊業及計算機產業。從增長數字來看，政府達到了幾乎是立竿見影的效果。東北地區加快了發展步伐，上述政策的落實為東北發展注入了活力。據國家發改委東北振興司統計，10年間(2003~2012年)，遼寧、吉林 、黑龍江三省年均增速分別為12.8%、13.8%和11.7%，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速為10.7%。2013年前三季度，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同比增長8.7%、8.8%和8.4%，同期全國增速為7.7%。2008年到2012年期間，它12.4%的平均增長速度，比國家高了近三個百分點，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
　　但是盛世之下必有隱憂，正是東北的「黃金十年」掩蓋了頑固的體制和機制性矛盾。從2013年以後，東三省地區就真正迎來了「危機」。尤其是傳統的第一、二產業的過於強大，造成第三產業比例失調。雖然中國其他地區經濟已經日臻平衡，服務員所佔GDP份額已經超過製造業，而東北地區卻是背道而馳。2013年製造業所佔地區GDP比例達到50%，高於10年前的47%，而服務員所佔比例下降——這與振興規劃所號召的截然相反。更引人注目的是，2013東北地區投資佔GDP的65%，幾乎是十年前的2倍。國家平均水平是略低於50%。根據吉林省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該省三次產業的結構比例為11.6：52.8：35.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5.0%、57.5%和37.5%。能源結構偏大亦是困擾黑龍江省經濟發展的問題，2014年前三季度，能源工業占黑龍江省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高達56.2%。
　　拼投資、拼能源、拼土地，東北依靠這「三拼」贏得了兩位數的十年增長，但全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三拼」就不靈了。這已成為東北三省政府和企業界的共識。東三省常年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東北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問題集中顯現，造成目前的「寒冬現象」。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末東三省的復甦除了政策扶持外，國企破產產生的大量下崗工人為復興提供了人口紅利，今天東三省連「人」的資本也逐漸丟失。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東三省是全國生育水平最低的三個省，總和生育率為0.74至0.76，除了人口凈流出外，東北的總和生育率超低。按照六普數據，黑龍江總和生育率1.03，吉林1.03，遼寧1.0，遠低於全國1.5%，比江蘇、浙江等經濟更發達地區都低，僅高於北京、上海等極少城市，僅為世代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東三省每年凈流出的人口約200萬人。東北三省中，黑龍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凈流出，雖然遼寧每年還有大約20萬的凈流入，但是遠比不上一個北京市。
　　種種問題集中爆發后的一個結果就是，2013年，遼、吉、黑三省在全國31個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位於后10名，其中黑龍江位列倒數第三。2014年前三季度，這種情況繼續惡化，黑龍江以5.2%的經濟增速墊底，遼寧經濟增速也繼續收窄為6.2%，而這兩省年初定下的目標分別是8.5%和9%。
　　　　危難之時更需「勇將」
　　中國現任總理李克強曾經擔任過遼寧省委書記，在他主政之下，東三省能不能「二度復興」給外界留下了遐想空間。本屆中共高層主打「新常態」，允許地方在經濟結構轉型的大框架下放低經濟增速。但是並不意味著將經濟成績單完全跑到腦後。尤其在一帶一路、西部大開發、京津冀區域發展的國家戰略中，哪個省份能夠「品嘗」國家戰略蛋糕，就要看該省對經濟新常態的適應程度。東部沿海地區和轉型升級較快的省份，毫無疑問能分得更多蛋糕；而區位條件差，經濟結構落後，轉型升級未有實質成效的省份，就很難如意啃到甜美的蛋糕--東三省便屬於後者，「區域性坍塌」成為外界對這一狀態的形容。
　　為解決東北發展難題，時隔5年國務院再次出手。今年7月31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了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工作會議，並提出了「振興東北要依靠國家支持，但最終還要靠改革激發東北的內生動力」的指示，一周后，國務院便出台了《關於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干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意見》共分十一個方面、35條政策措施。第一方面就是「著力激發市場活力」，提出以簡政放權為突破口，促進各類市場主體競相迸發發展活力。《意見》的第一條和第二條「進一步簡政放權」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大發展」，直指國有經濟比重過大，市場化不足這一痼疾。此外，《意見》明確提出了大力推進中央國有企業改革，深化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等要求。與此前多個振興方案比，2014版規劃顯然更重視激發東三省的改革創新：通過簡政放權增強市場活力，通過央企、國企改革消解國有經濟弊病，通過加強對外開放增強自主創新驅動力等。雖然方案不乏給錢給項目給政策。
　　危難之時更需「勇將」。在中國政策導向的經濟環境中，一個地區的經濟能否蓬勃，省長的作用至關重要。目前東三省位置最北，問題也最嚴重的黑龍江，就在十八大後來了一個「幹將」型的省長——曾任團中央書記的陸昊。他28歲出任北京國有企業「北京清河制呢廠」一把手，32歲當選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35歲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尤其是他在十八大上成為中央委員，這位年僅37歲的北大才子一再打破中國政壇的年齡記錄。在這其中，他個人極強的工作能力是助力他青雲直上的關鍵因素。無論是面對「北京清河制呢廠」面臨虧損的局面，還是在首都任職時遇到的各種阻礙，陸昊表現出和他的年紀並不相符的「強悍」，迎難而上一一化解。
　　陸昊外放黑龍江，成為今天地方省部級官員中最為年輕者。看似風光無限，實際這個職位並不好做，或許這才是中央為何選擇陸前去該地的原因。推動黑俄經貿合作、項目立省，這是陸昊主政后的首個施政綱領。以對俄貿易為突破口，打造黑龍江的第二產業升級版，以項目立省，狠抓經濟，以後發趕超的姿態，陸昊試圖用產業項目引領老工業基地實現「逆襲」。
　　但說易行難，「逆襲」何曾簡單，一些輿論認為，黑龍江增速驟降或許與缺乏地方主政經驗的陸昊存在一定關聯，也讓被認為此案例印證了外界對團派欠缺政治能力和經驗的印象。正如前文所說，黑龍江出現這種情況並不能全怪陸昊，一方面與黑龍江呈現相似場景的還有山西、河北等資源大省，以及廣東、江蘇等發展層級較高的大省，其中部分縣市甚至出現了零增長。而這種景象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十八大後主政者主動進行的經濟結構和戰略調整。在這一背景下，如黑龍江、山西等長期依賴資源或國企的大省也就驟然迎來了政策的調控，短時間難以適應並非意外。此外吉林的巴音朝魯，遼寧王珉都面臨同樣的危機。東北此輪能否挺過經濟的「寒冬」，只看三省主政者在2015年的謀局手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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