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最荒誕可悲的往事（圖）

　　

在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血統論」時，還必須考察與之相對立出現的遇羅克的《出身論》。

　　

在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運動中，遇羅克是最值得紀念的人物之一。1966年12月，正當「血統論」猖狂蔓延時，二十四歲的北京青年遇羅克寫出了針鋒相對的文章《出身論》，以署名「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傳單方式張貼在北京一些公共場所。

　　

針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出身論》針鋒相對地指出：「這副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性作用。說穿了，他只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的影響。」從這種直接的論述出發，他還更加深入圍繞著「血統論」和《出身論》的鬥爭，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對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到的各種重大問題提出了尖銳的、與眾不同的論述。他在表述觀點時的勇敢與徹底，也給人一種極端的印象。

　　

《出身論》立刻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反響，全文刊登《出身論》的學生小報《中學文革報》更把遇羅克這個名字連同《出身論》這篇文章廣泛地傳播到社會上。因為它觸動了「血統論」強大的勢力，也附合了受「血統論」壓迫的廣大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的利益和情緒，一時間其影響大有奇峰凸起之勢。

　　

由於《出身論》在論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的重大社會問題時所做的大膽的、帶有極端意味的論述，它被中央文革認為是與「血統論」相對立的另一個異端。如果說「血統論」在右的方向上干擾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認定，《出身論》是從極「左」的方向干擾了文化大革命。聽任《出身論》的思潮泛濫，也是對文化大革命及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威脅。因此，對遇羅克及《出身論》實行了及時的鎮壓。好在他只是一個人，遠沒有「血統論」那樣廣大的政治背景，所以，對他的打擊是十分迅速的。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在公開場合指出：《《出身論》》是「反動文章」，從政治上對《出身論》做出了宣判。1968年，公安部門以「惡毒攻擊」和「組織反革命集團」為罪名，將遇羅克逮捕，並對他多次批鬥、公審，於1970年3月5日對其執行死刑。

　　

　　十多年後的1980年，《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被平反昭雪。

　　

今天，我們在思索中翻回這一頁。不能不看到，出身問題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最重大的社會事實之一，我們有必要進行深刻的透視。

　　

一，可以說，出身問題在當時就是一個「等級」問題，就是一個社會地位高下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階級問題。當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譚力夫說要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變為「自覺的階級路線」時，其實它已經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成為了階級路線，只不過是做了而沒有明確說出而已。

　　

階級原本的含義是非常明確的。由於對生產資料的不同佔有，由於在生產關係中的不同地位，就有了階級的劃分。因為階級的不同，就有立場的不同，這無疑是真理。當地主、富農、資本家在原來的地位中進行經濟剝削時，他們是剝削階級是毫無疑問的。

　　

當他們被剝奪了，成為普通勞動者時，他們在新的社會經濟關係中無疑已是新的階級了。至於他們懷念舊的社會，某些人在政治上的反動，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他們在新的生產關係中以新的面貌勞動生存，就應該取得新的階級成分。是農民就是農民，是工人就是工人。

　　

如果由於對歷史的階級判定，在新的社會勞動中加以歧視，使得他們支付同樣的勞動，卻不能得到與其他農民、工人同樣的報酬，這種歧視的經濟含義，倒使他們具備了新的階級意義，那時，他們就可能不是剝削者，而是被剝削者了。

　　

出身於地、富或者還包括反、壞、右家庭的子女，長期受到社會的歧視，這種歧視不僅表現為社會政治地位的低下，還表現為在同樣的勞動支出下不能得到與出身好的人同樣的報酬，其社會地位的低下也已經帶有新的階級意味了。

　　

在中國一些年的不正常社會生活中，出身問題是一個帶有階級性質的問題，是一個給相當一些人帶來特權、又給相當一些人帶來卑賤與不平等的重大社會存在。這是曾經對每一個中國人都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問題，在一些年內甚至是對一個人影響最大的問題。需要用階級分析的眼光透視這個中國當代生活中的重大現象，並且對其做出新的論述。

　　

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分析中，我們看到，出身幾乎是文化大革命中影響一個人政治態度的重大因素之一。只要對出身問題稍做探究，就能夠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各種各樣的紅衛兵組織、工人農民組織中某些政治差異的根源。

　　

二，讓我們看看出身問題如何成為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國的一種「等級制度」。它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

　　

民主、民族革命時期，共產黨內、軍隊內講出身，是不言而喻的，那時的政治態度和出身確實有比較直接的關係。講成分而又不惟成分，大概多少可以代表那時比較完整的「階級路線」。我們要考察的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發生的事情。

　　

作為對民主、民族革命的直接延續，出身問題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依然是直接的政治問題。被剝奪的地主、富農及其他敵對分子，註定會有政治上的反對立場與情緒，他們的子女也肯定會受到影響，因此，講究出身，在當時無疑是順理成章的。然而，出身問題之所以被長期固定下來，又有其歷史原因。

　　

它首先被共產黨面臨的長期的階級鬥爭固定了下來。

　　

因為有抗美援朝等戰爭，有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可能性，因為1957年反右中暴露出來的階級鬥爭，因為有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階級鬥爭」形勢，這一切無論是由國際原因造成的，還是由共產黨的政策錯誤（例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總之，共產黨始終處在不安全的感覺之中，因此，便持續地進行階級鬥爭。它始終需要將地、富、反、壞還有後來的右派固定在階級鬥爭對象的範圍內。由此必然產生推衍和株連：出身的劃分永遠地將這些敵人的後代打入另冊。

　　

其次，當出身的劃分造成了社會地位的卑賤之分，由此也造成了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之後，它又被在這種不平等中獲得利益的人鞏固下來。

　　

出身使一些人失去了完整的、平等的權力，而使另一些人得到了超過平等權力的特殊權力，或者使某些已經獲得特權的人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特權。那些在出身問題上的特權利益集團，必然會鞏固「出身等級制」。

　　

再往下分析，我們看到，「出身等級制」還被特權利益集團中對文化和知識的恐懼鞏固下來。

　　

當知識更多地掌握在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舊知識分子手中時，或者當那些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舊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在學習上表現出某種優勢時，那麼，在出身上有優勢而在文化知識上處劣勢的特權利益傾向就尤其會強化「出身等級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出身紅五類但學習不太好的學生，對那些出身不好而學習比較好的學生表現出強烈的蔑視和欺壓。知識上的劣勢，強化了特權上的優越感。這種心理平衡機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十分充分。

　　

再往下，出身等級制還被1957年形成的階級鬥爭「傳統」鞏固下來。階級鬥爭不僅作為一個具體的情勢在鞏固和強化「出身等級制」，而且還變成一種當代的傳統觀念在固定「出身等級制」。

　　

接下來，我們看到，中國封建等級制度、世襲制度的文化傳統，在固定中國當代生活中的出身等級制。傳統文化的力量是潛在的，又是巨大的。

　　

三，「出身等級制」是如何逐漸破解的呢？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玩笑。

　　

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的需要，對出身等級制度給予了最初的衝擊。當「血統論」成為阻擋文革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巨大障礙時，毛澤東領導的文革派勢力便首先展開了對「血統論」的批判。

　　

在對「血統論」的批判中，出身等級制堅固的堤壩開始動搖。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過程中，很多出身非紅五類的學生以及廣大群眾獲得了加入造反派組織的平等政治權力。在隨後一段時間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身非紅五類家庭的學生及群眾無疑在繼續運用自己獲得的這個權力。因為這個權力得之不易，他們往往倍加珍惜。因為這個權力有可能得而復失，所以他們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過程中，常常表現得更勇敢。

　　

當然，隨著文化大革命發展，掌握了全部政權的毛澤東、林彪和江青已經不再需要造反派，如同他們在運動初期很快就不需要「血統論」基礎上誕生的紅衛兵一樣。

　　

但是，歷史也很快拋棄了這些文化大革命的領導者。林彪垮台了。毛澤東逝世了。江青被捕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在中國當代逐步形成、又被固定了相當一些年的出身等級制也迅速地解體了。

　　

因為階級鬥爭理論的被否定，使得出身等級制的政治大前提消失了。因為現代經濟的發展造成了知識的優越性，任何出身等級制的歧視已經不能抹殺知識的地位了。因為改革開放政策，有海外關係的人紛紛從出身等級制的底層浮上來。因為與國際現代文明的接軌，各種社會的、文化的溝通使得家庭出身等級制喪失了意識形態條件。因為經濟改革造成了經濟成分的多樣化，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了新的機會，帶有強烈政治色彩、國家色彩的出身等級制，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當時間在改革中又走過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直到今天，這個社會的社會關係、階級關係、政治關係早已發生了各種變化，出身等級制在新的社會潮流中不僅顯得面目全非，甚至有些滑稽了，所以它消亡了。

　　

然而，回顧文化大革命的這一頁歷史，我們卻要說：那曾經是每一個中國人都難以逃脫的重大社會事實。它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留下的污垢或傷痕至今還深藏在記憶之中。那個時代愚昧的耀武揚威和愚昧的怯懦恭順更是今天的中國人需要對自己進行的靈魂的洗刷。  

共產黨講究的的所謂的出身就是披上了一件社會主義外衣， 用來鞏固新貴地位與權勢的封建社會的遮羞布。

歷史的記憶，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