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縣委書記一張口，沒人敢說話！？

　　在安徽蕭縣、泗縣及太和縣三地，縣委書記貪腐引發的「多米諾效應」涉及當地幹部少則數十人多則上百人，成為「塌方式腐敗」的重災區。太和縣原縣委書記劉家坤、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泗縣原縣委書記晏金星先後因貪腐落馬。記者日前採訪當地紀委、司法等部門獲取了三地落馬縣委書記的腐敗懺悔自述發現，用人腐敗和官商勾結成為權力濫用的兩大風險點，問題「一把手」權力失范帶來的官場逆淘汰和社會生態惡化往往加速「塌方式腐敗」的發生。（人民網 2015-02-13）

　　縣委書記曾被稱為「芝麻官」，而從上述三位縣委書記腐敗軌跡來看，「芝麻官」卻往往存在大腐敗。有兩個細節頗為回味。

　　其一，「縣委書記權力大到什麼程度？只要我一張口，下面沒有常委敢說話的。」一位落馬縣委書記說，「我在縣委書記位置上幾乎感受不到約束。上級過問很少，能管但具體也管不了；同級也根本管不了。」

　　其二，「一個人帶壞一座城」是縣委書記腐敗的擴散。帶壞社會風氣，惡化社會生態。蕭縣、泗縣、太和一度都是安徽社會秩序混亂和經濟發展滯后的地區。這些地方，一些群眾也在幹部腐敗風氣的影響下，不靠誠實勞動致富，而是鑽政策空子，靠錢權交易換取更多財富，有的甚至和一些幹部勾結起來，向政府發難，騙取政府資金。

　　為什麼縣委書記一張口、沒人敢說話？為什麼一個縣委書記帶壞一座城？誰來約束和監督縣委書記？我們需要從這些可怕的細節當中反思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如何解決縣委書記權力太大的問題？這裡面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縣委書記的權力邊界問題，這就要嚴紀律、明規矩。上述落馬縣委書記反思時說，「縣委書記要抓全面，而不是抓全部。」實際上，縣委書記只要想管，什麼都能管，都不需要找名目。比如干預房地產市場，本來常委各有分工，縣委書記不分管房地產、土地，但只要搞個聯席會議制度，就可以一把手親自抓、直接插手。二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問題，要去人治、行法治。之所以縣委書記的權力高度集中，甚至不受制約，這裡面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人治」的影響。紀律、規矩和法律怎麼說的，可以搞變通、搞對抗，但縣委書記說的就要堅決執行，錯的也要執行。顯然，不論是縣委書記，還是其下的官員們，都對「人」或「權」存在敬畏，而缺乏對「法」的敬畏。三是誰來監督的問題，要建立社會參與監督的常態化機制。特別是關於媒體監督和社會監督的機制問題，應該逐步實現常態化、規範化。僅僅依靠上級和紀檢部門的監督顯然不夠，必須充分調動社會的力量。

　　其次，要抓住當前縣委書記權力失范的重點領域和重點問題，進行重點治理。從以上落馬縣委書記的腐敗現象來看，有兩個方面的權力失范是值得關注的。一個是用人腐敗，再一個是官商勾結，兩者構成了縣委書記腐敗的高發區。

　　關於用人腐敗，毋保良、晏金星案發後，蕭縣、泗縣兩地許多鄉鎮和縣直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多有涉案，蕭縣先後有80多名幹部免職，起訴書中向其送禮人員多達 300餘人；泗縣也查出涉及幹部近百人。晏金星在泗縣歷任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縣長、縣委書記10年時間，晏金星受賄600餘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賄金額達500餘萬元，其中接受下屬請託「賣官」近百次，所得300餘萬元。

　　關於官商勾結，太和縣原縣委書記劉家坤就是權為房地產商用的典型，劉家坤和情人趙某，利用職權為他人在征地拆遷、房屋預售等方面謀取好處，收受6名行賄人財物摺合人民幣2929萬餘元。而這6名行賄人無一例外全是從事房地產開發和企業經營的「老闆」。

　　這兩大領域，一個涉及到人的價值問題，人的價值追求是什麼，當官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說當官是花錢買來的，那麼這個官場會是怎樣的生態，那麼這些官員的價值又在哪裡？還會是為人民服務嗎？顯然，這種用人腐敗的破壞性相當之大，不僅打擊正派和老實人的積極性，更是嚴重貶損或破壞人的價值觀。

　　還有一個涉及到財富價值問題。追求財富幾乎是每個人的夢想，可是財要依靠正道來取得。然而官商勾結，利用的是權錢交易和腐敗，帶來的財富是黑色的、灰色的，這樣的財富獲取，帶來的就是權錢至上，物慾橫流。

　　由此，最後不得不令人心痛的是，政治生態的破壞波及到社會生態的惡化。這就導致社會上奢侈之風盛行，社會性腐敗蔓延到各個領域，凡是有點小權的都要玩弄一番，社會道德的滑坡就更不用說，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這不僅是官場中人會去學，社會上也就有了這樣的土壤和環境。一些地方「黃、賭、毒」等醜惡現象的泛濫，也不得不反思是政治生態惡化帶來的惡果。還有一些人為了權、錢、色，往往不擇手段，甚至蔑視規則、以身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