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不是事實？

　　訪談者：出版人

　　被訪談者：馮學榮 獨立學者 著有《日本為什麼侵華》、《中國歷史的側面Ⅱ》、《親歷北洋》等

　　出版人：抗戰時期的中國有一句響亮的口號：「中國不會亡」。今天，我們就談談這個。你曾經說過：所謂「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純屬誤會，是這樣嗎？

　　馮學榮：是的。在中日大戰爆發之前，日本到底有沒有一個滅亡中國的全盤計劃？這個問題，中國的歷史學家和日本的歷史學家已經爭吵了七十多年了。中國的歷史學家大多數認為日本是有這個計劃，日本的歷史學家則清一色否認、幾乎沒有一個承認的。

　　出版人：可是中國的歷史學家又拿不出證據？

　　馮學榮：可笑之處就在於此。中國的歷史學家聲稱「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可是每當被要求出示證據時，則一般都說《田中奏摺》、《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甚至有的乾脆說：證據都被你們日本人燒了，別找我要證據。

　　出版人：「證據都被你燒了」，這個似乎不是學者應該說的話吧？

　　馮學榮：是啊。你說人家燒了證據，可是你又怎麼知道人家燒了證據呢？既然人家都已經燒了，你又怎麼知道人家燒的是什麼呢？

　　出版人：有沒有相反的證據？

　　馮學榮：問得好。相反的證據不但有，而且還相當的充分。事實上在中日兩國的近代史史料中，能夠證明「日本滅亡中國蓄謀不存在」的證據，相當多，而且在中、日兩方都有，尤其是日本方面的史料，內閣會議、參謀本部會議紀要、陸軍作戰計劃、政治人物回憶錄、屢次對華政策綱要，白紙黑字，日本人在各個歷史階段想要幹什麼，都在史料里記錄得清清楚楚、十分明白，就我所查閱過的史料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對華政策綱要、沒有任何一份內閣會議紀要、沒有任何一份參謀本部的計劃是要滅亡中國的。

　　出版人：存不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呢：日本現存的這些「相反證據」，全部都是偽造的？

　　馮學榮：這就相當於說日本傳世的近代史資料幾乎全部都是假的。這在理論上並非不可能，但這個造假工程的浩大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日本既然戰敗了，為什麼要消耗巨大國力來偽造這麼一批浩如煙海的史料？在史學界，偽造的史料不是沒有，但不可能全部都是假的。即便中國的史料也不可能全部都是假的——你造不了。單一本資料就幾十萬字，一共有多少本？成千上萬本！你偽造得來嗎？

　　出版人：你剛才提到了《田中奏摺》，請問《田中奏摺》能不能證明「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

　　馮學榮：不能。首先《田中奏摺》的真實性在中日兩國歷史學界里是存在重大爭議的。常識告訴我們：鑒定一份奏摺的真偽，最關鍵的，就是鑒定這份奏摺的簽名人的字跡，是不是「田中義一」本人的字跡。打個最淺顯的比方：別人給你一封簽名為「馮學榮」的信，你要問這封信是真的還是假的？你問誰？邏輯告訴你：你應該問我。你應該問我有沒有寫過這封信，你應該鑒定這封信上面的字跡，與我的字跡是否相符。這是很淺顯的道理。

　　出版人：那麼《田中奏摺》的簽名和字跡，是不是田中義一本人的？

　　馮學榮：諷刺的是，我們中國的歷史學家，直到今天，都拿不出《田中奏摺》的原件，不要說原件，就是翻拍件、影印件、臨摹件，都拿不出來，中國官方在1929年底對外發表的《田中奏摺》，其中對內發表的是一份中文翻譯件，對外發表的則是一份英文翻譯件。原件從來就沒有人能拿出來過。

　　出版人：據說《田中奏摺》裡面有常識性的錯誤？

　　馮學榮：有許多常識性的筆誤。最荒唐的要數日本政壇元老「山縣有朋」，這個人在《田中奏摺》裡面死而復生、穿越時空、與日本天皇對話，讀起來十分荒唐，其錯誤低級之程度，根本就不像是一個首相（田中義一）所犯的。

　　出版人：說實話，我本人都沒有讀過《田中奏摺》的原文。

　　馮學榮：是啊。許多歷史愛好者，根本就沒有讀過《田中奏摺》的原文，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說《田中奏摺》證明了「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可是你問他「你讀過《田中奏摺》嗎」？他說沒有。這不荒唐嗎？你連那份東西都沒讀過，你就能妄下結論？

　　出版人：那麼《田中奏摺》這份東西，到底說了些什麼？

　　馮學榮：公開流傳於世的《田中奏摺》這份東西，篇幅很長，有幾萬字，與一些歷史愛好者想象的不一樣，這份東西並不是一份滅亡中國的詳細計劃書，而是一份殖民滿洲的詳細計劃書，這份奏摺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字，都是在談滿洲、滿洲、滿洲。說來說去，都是在說滿洲。不信，諸位自己可以搜來讀一下。

　　出版人：那麼《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呢？中國有一些歷史學家喜歡拿這份東西來說事，說它能證明「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

　　馮學榮：《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是日本參謀本部在1936年制訂的一份假設性的用兵計劃。它是一份例行公事性質的計劃書。它開篇說的很明白：倘若需要對華作戰，則要怎麼打、怎麼打。這裡有一個「倘若」。實際上，日本參謀本部不但製作了《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而且在此前也製作過《昭和十一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昭和十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實際上你回頭看它，它每年都在製作這種假設性的用兵計劃，它是一種「萬一」性質的計劃，並不是一個必然付諸實施的計劃。否則，侵華戰爭早就打響了，根本就不會等到1937年。

　　出版人：那麼日本為什麼每年都要製作針對中國的作戰計劃？

　　馮學榮：錯了。日本參謀本部每年都制訂作戰計劃，但並非全然針對中國，你翻看它的戰史資料，你就會發現，它也有「對蘇作戰計劃」——實際上，你只要是它的 「假想敵國」，它就要制訂作戰計劃，是一種假設性的計劃。日本這一類的戰史資料很多，在中國出版的有如《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這一本入手。

　　出版人：也就是說，《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不足以證明「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

　　馮學榮：不足以證明。因為它是一份每年例行制訂的、假設性質的、「預防萬一」性質的用兵計劃。反過來說，作為日本參謀本部，如果它不對可能發生的戰爭預先作好應對的計劃，那麼反而是它的失職。我舉個例子，中國的國防機構有沒有針對釣魚島突發情況、制訂一個緊急應對的作戰計劃？我認為是有的。但你能憑這個緊急應對計劃，說中國收復釣魚島蓄謀已久嗎？不能這樣說。

　　出版人：可見搞歷史研究不能抱有偏見，否則會採用錯誤的資料、作出錯誤的判斷。

　　馮學榮：是啊。我們有一些歷史學家，他們所做的工作不是客觀公正地研究歷史，而是怎樣找借口、找材料、以便和日本的歷史學家吵架——你不是為了理清事實，你是為了「證明」你心中早就認定的「事實」。所以我看所謂「中日聯合歷史研究」這個項目，是沒有前途的。因為有一個前提沒有解決，那就是「中立性」。中立性不解決，談何研究？

　　出版人：據說日本鬼子在戰前，千方百計搜集中國的地圖，有的連一個村一個井，都標明了，這能不能證明「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

　　馮學榮：事情是這樣的。清末民初有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到日本去學習測繪，學成歸國之後，依據中國政府的命令，這些畢業生開始在全國各地開展地理測繪，其中有的優秀學生畫得很好，一個村一個井都畫上了。抗戰爆發之後，日本佔領各地政府、從資料庫里翻出了這些地圖，將它們進行複製，複製之後，在地圖上加印了「昭和X年制」的字樣、分配到各作戰部隊、以供作戰之用。

　　出版人：也就是說，日本鬼子手上所謂的「精密地圖」，許多其實是中國人自己繪製的？

　　馮學榮：是的。許多都是中國政府出於內政的目的組織繪製的，在戰爭中被日軍繳獲、複製、加印了「昭和X年制」的字樣，因而被後世的歷史愛好者誤認為是日本鬼子事前盜繪的，因此導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

　　出版人：據說有日本浪人也繪製了不少中國地圖吧？

　　馮學榮：這個事情同時也是真實的。戰前除了中國人在繪製地圖之外，日本有一些浪人也在中國繪製地圖。但這個不能證明「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為什麼呢？因為自從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一直都是日本的假想敵國之一，既然是假想敵國，那麼搜集假想敵國的情報信息（包括地圖）就是國防工作的題中之義。實際上日本當年不但盜測中國的地圖，同時日本人也盜測俄國的地圖。而且當時在中國盜測地圖的也不僅僅是日本人，事實上美國人、甚至瑞典人也有。楊虎城在陝西曾經抓到過盜繪地圖的團伙，這個團伙有美國人、瑞典人，當然也有日本人。在近代史資料中，這一類的事情很多，但「繪製地圖」就能得出「滅亡中國蓄謀已久」的結論嗎？這個結論是錯的、不嚴謹的。因為繪製地圖可以有許多各種各樣的目的，軍事目的只是其中一個。

　　出版人：中國軍隊當年進入朝鮮、進入越南，想必手上也有朝鮮、越南的地圖吧。

　　馮學榮：正是。作為國防工作的一部分，想盡辦法搜集鄰國的地圖，是理所當然的。咱說當年抗美援朝、對越自衛反擊戰，我軍都打進人家的領土了，你說咱事前能沒有越南、朝鮮的地圖嗎？沒有地圖怎麼打仗？所以事先要有所準備，萬一說不定能派上用場。反過來說，日本參謀本部當年如果不搜集中國的地圖，那才是它的失職。因為中國不但是日本的鄰國，而是還是日本的假想敵國之一。舉個例子：美國直至今天都在利用它的衛星等各種手段來搜集中國的情報，包括地圖，這能證明 「美國滅亡中國蓄謀已久」嗎？再換一個角度來說，你敢保證我們中國的特工，就沒有在鄰國搜集過地圖嗎？仔細想想：你敢保證嗎？

　　出版人：日本在近代史上，有沒有過滅亡中國的機會？

　　馮學榮：我所了解的是，1905年日本將佔領東北的俄軍打跑，打跑俄軍之後，日本將東北的土地歸還了大清國（旅順大連除外）。日本這個舉動與「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的說法也是嚴重矛盾的。假設「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那麼早在1905年的時候，日本就應該吞併東北了，當時它有這個本事，而且事實上也佔領了東北，但是它沒有那樣做，而是將東北還給了大清國。

　　出版人：好像辛亥革命也是一次機會。

　　馮學榮：是啊。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孫文向日本內閣發電報，要求日本借錢給革命軍打仗，並承諾革命成功之後，滿洲（東北）交給日本治理、以作為報酬。日本沒有接受、沒有理會孫文。

　　出版人：那麼1915年的「二十一條」事件，又是怎麼回事？

　　馮學榮：「二十一條」的事情是這樣的。1915年1月，當時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日本外務省向袁世凱提出了擴大日本在華利益、加強日本在華軍事力量的條款。但是這個條款的目的不是為了「滅亡中國」，而是試圖強制性地在東亞建立起一個以日本為盟主的中日聯盟。

　　出版人：為什麼要建立以日本為盟主的中日聯盟？

　　馮學榮：日本當時的設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要麼是同盟國戰勝，要麼是協約國戰勝，這兩個陣營牽頭的，一個是英法俄，一個是德國，無論是哪一方勝出，勝出方都將在東亞擴張勢力，而無論是誰在東亞擴張了一份勢力，對於日本而言就多了一份威脅。為了提前在東亞大陸取得優勢地位、以確保一戰以後日本勢力在東亞的優勢、至少是均勢，日本想乘機強制性地和袁世凱的中華民國建立起以日本為首的中日聯盟。當然，說到底，日本此舉是為了自己，這是一個自私的行為，也是一種霸道的行為，但你說它是為了「滅亡中國蓄謀已久」，則是言過其實了。

　　出版人：除了日本在戰後公開出版的大量史料以外，還有什麼特別的視角，讓你堅信「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是一個誤會？

　　馮學榮：七七事變。在許多人的眼中，七七事變是日本鬼子實施「滅亡中國」計劃的重要動作，但是對我而言卻是恰恰相反，在我看來，七七事變本身就說明了日本根本就不想滅亡中國。

　　出版人：能否詳細談談？

　　馮學榮：「宛平縣」這個地方說明了問題。請你跟著我的邏輯去想一想，假設你和我是日本鬼子，而我們想要「滅亡中國」，那麼在1937年7月，我們應該怎樣實施這個計劃，才是最經濟、最快捷、傷亡成本最低？

　　出版人：直接攻擊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

　　馮學榮：對了！這就是正常人的思維！假設我是日本鬼子的決策層，如果在1937年我要「滅亡中國」，我的計劃應該是這樣的：密令一群間諜化裝為中國士兵、令他們攻擊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然後以「保護使館」為借口，出兵南京，然後呢，斬首行動，直接打下南京、摧毀中華民國的政治中樞！

　　出版人：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

　　馮學榮：對！這樣才對啊，而且事實也證明了日本是具有打下南京的實力的。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在離民國中樞十萬八千里之外、鳥不拉屎的宛平縣挑起事端？為什麼不直接在南京挑起事端？你想想，如果你「滅亡中國蓄謀已久」，你在宛平縣挑起戰火，一路往南打，你要死多少人，你才能打到南京？因此只要你是一個智力正常的人，假如你有一個「滅亡中國」的蓄謀，那麼你就不應該在宛平縣挑起戰火。更早前，英國和大清國打架也是這樣，英國的海陸軍在廣東、福建等地方，打來打去，發現都解決不了問題，為什麼？因為那些地方離中國的政治中樞太遠了！所以英國鬼子後來逐漸明白，你要直搗虎穴才行，所以才揚帆北上、駛到天津、直搗北京，這樣才能解決問題。當年英國「從廣東打起」這種打法，本身就證明了英國沒有「滅亡中國」的企圖。後來日本鬼子從宛平縣打起，也是同理。

　　出版人：而且淞滬大戰打響之後，日本起初還劃定了「蘇州—嘉定」線，不允許日軍越過這條線。

　　馮學榮：正是。日本參謀本部不允許侵華日軍越過「蘇州—嘉定」線，就是「不準打南京」的意思。換句話說，就是到了淞滬大戰的中前期，日本的政治中樞都未曾打算「滅亡中國」，當時日本鬼子的想法是在淞滬大戰中狠狠揍國民黨一頓、以迫使它簽署城下之盟、「痛改前非」、從此採取親日政策。

　　出版人：現在回頭一看，事實似乎很清楚，但是為什麼當時的國民黨卻看不清楚？

　　馮學榮：信息不對稱。我們現在看得清楚，是因為戰後的資料都解密了、公開出版了，而在當時，雙方都不了解對方的想法，雙方都對敵方存在嚴重的不信任，都將對方往最壞的地方去想。這其實也難怪國民黨，我們現在是旁觀者清，他們那時是當局者迷，手上的情報不足，你只好往最壞去想，當時國人的危機感很強，這也在情理之中。

　　出版人：所以「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與其說是一個歷史事實，不如說它是一個抗戰口號？

　　馮學榮：是啊。它就是一個抗戰口號。在抗戰的時候，你只能這樣說，否則誰願意去打仗？你只能將事情往最壞的地方說。國民黨打出了「救亡」的旗號，這個口號本身就可以轉化為戰鬥力。你甘心當亡國奴嗎？不甘心是吧？那你就跟我打日本。

　　出版人：尤其是對軍中的中下層官兵，你也只能這麼講，否則你無法做戰鬥動員。

　　馮學榮：就是。所以我們有必要分清「政治口號」和「歷史事實」這二者之間的區別。「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這個政治口號，在抗戰時期能轉化為戰鬥力，因而它有它的歷史價值，但是時過境遷了，我們現在不是要抗戰，我們現在要搞歷史，搞歷史就要弄明白當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實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就是另一碼事，而且這要求我們不要帶有偏見，要實事求是，從歷史資料出發，否則得出的結論是自己騙自己。自己騙自己有意思嗎？

　　出版人：據我所見，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國，相信「日本滅亡中國蓄謀已久」的，仍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知識分子，導演，編劇，作家，教師，編輯……估計是大部分。

　　馮學榮：歷史慢慢還原，需要時間。事實上人們願不願意相信和接受歷史事實，這個說白了也與我無關，其實我也不在乎。但既然你要我談歷史，那麼我就要講真話。（未完待續）

　　訪談者：出版人

　　被訪談者：馮學榮 獨立學者 著有《日本為什麼侵華》、《中國歷史的側面Ⅱ》、《親歷北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