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民營資本的擔憂

　　據媒體報道，2月2日，作為大股東之一的史玉柱發微博稱，十幾年前，個別領導曾向民生銀行委派一無能力行長，導致銀行發展停頓，耽誤幾年。考慮到業務能力、文化認同、與團隊融合、與董事會溝通的風險，如果這次領導再委派一個陌生人，空降到民生當行長，股東大會上我投反對票。跪拜基金經理和民生股民也投反對票。

　　是否陌生人就一定當不好民生銀行的行長，這個問題不需要做過多的討論。但是，從史玉柱的反應來看，卻又萌生了一個看起來是老生常談，卻時刻散發著新意的話題——政府如何減少對市場、對企業、對投資者的干預問題。

　　記得媒體曾經報道過一則消息，原中國最大民營航空公司東星航空總裁蘭世立在出獄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落後地方，老闆再大，一個處長都能把你搞死。今後，會離一些官員遠一點。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行政權力對企業及其投資者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聯想到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也曾公開表示，如果國企要與私企混合，一定是私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否則，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王健林所以有這樣的擔心，顯然不是因為國企有多強，而是國企受到行政干預的方面太多，企業很難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事實上，有此擔憂的，並不只有民營企業家和民間投資者，原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就多次強調，國企改革其實很簡單，就是要以政企分開為抓手，充分發揮市場調配資源的作用，不能讓政府審批的手亂動。作為曾經的國企「守門人」，發表這樣的觀點，顯然也是對簡政放權、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對市場和企業干預的一種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指出，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要讓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那麼，政府就應當毫不猶豫地減少對市場和企業的干預，而把重點放到如何改善企業發展環境、制定市場遊戲規則等方面。否則，市場就不可能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企業也難以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令人欣慰和值得期待的是，十八大以來，新的一屆政府已經取消或下放了5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相當一部分領域已經基本放開。如商品服務領域，就已經將24項價格全面放開了。同時，通過加大國企改革力度，已經在一部分國企中公開選聘經營者，公開招聘各種人才。國資委推出的「四項改革/」舉措，就有公開選聘經營者的內容。由此，也使國企與市場的關係更加緊密，更加適應市場化要求。

　　而從史玉柱等民營企業家的反應來看，雖然在簡政放權、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干預等方面已經邁出了很大步伐，特別在中央層面，已經拿出了許多重要舉措。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能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存在著落實不到位的現象。特別在一些重要環節，可能還存在行政干預過多、人為干擾過大的現象，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民營企業家和民間投資者的擔憂。不僅如此，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大多也在觀望，看政企關係到底能夠分開到何種程度，理順到什麼水平。否則，企業很難真正依照市場要求決定價值取向，追求效益最大化。

　　所以，對史玉柱的擔憂，可以更多地從如何處理政企關係層面去理解，去分析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從而讓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一旦這樣的格局形成，什麼經營者選聘、什麼行政干預，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