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外大項目如何避免頻遭冷待？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漸次實施，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這引起了兩方面「前所未有」的效應，一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戰略意圖的關注度前所未有；二是中國民眾對企業在海外生存現狀的關注度前所未有。兩個「前所未有」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當下中國國際經濟關係的海外輿情圖譜。正是在此種背景之下，國人發現中國企業海外項目遇阻案有增多趨勢。

　　如何解讀中企海外「遇阻案」？

　　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多的是從鐵路基建開始的，「遇阻案」也大部分與此有關。比如被中國鐵建高層稱為鐵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高鐵「走出去」案例——墨西哥首條高鐵項目一波三折，至今中國企業依然苦等。

　　此後斯里蘭卡政權更迭，新總統表示，將重新審查中國企業與前政府簽署的首都科倫坡港城計劃。更早些時候，中國在東南亞的一些投資項目，如緬甸萊比塘銅礦、密松水電站；中國與泰國的「大米換高鐵」等都不同程度上遇到過「出爾反爾」的情況。

　　最新的例子是飽受經濟崩潰折磨的希臘，新上台左翼政黨表示將停止出售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股權的計劃。該計劃曾讓中國中遠集團受益。目前此事還有迴旋餘地。

　　這一系列遇阻案的出現，讓國內民眾覺得中國企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也有輿論稱中企海外生存環境變差，甚至開始質疑中國戰略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要探究問題的實質，就要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其實剝絲抽繭地看，系列遇阻案的共性是，幾乎都發生在社會轉型期的國家。當地要麼選舉帶動的政治轉型，或者發展導致的經濟轉型，抑或兩者皆有。

　　比如希臘在最近5年不僅政府更迭兩次，而且政府信用破產，經濟大舉崩潰。希臘需要改變的不僅是經濟問題，而是國家發展及經濟模式如何轉型的問題。

　　再如緬甸，2010年政治改革並沒能徹底解決中央與地方關係、執政黨與反對派、政府與民眾的矛盾。所以中國企業投資緬甸的水電站與銅礦，不僅僅涉及到與政府打交道的問題，也與緬甸轉型期複雜的內政外交博弈關係巨大。

　　

　　正因為是國家轉型期，所以矛盾眾多、利益衝突通常比較激烈，這種交錯的外在表現就是對政府政策的審查和批評，就是對有所牽連的企業和個人的超乎尋常的敏感。中國企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躺槍」。如希臘、斯里蘭卡等國大選后出現的中企投資遇阻案，本質是一國國內政治因素使然，與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此外也能看出，在中企遇阻在很多案子里並不是某國專門針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比如希臘比雷埃夫斯港67%股權計劃可能面臨擱淺的問題，是希臘對國家發展道路以及與歐元區關係判斷而引發的矛盾。

　　

　　由於希臘經濟困頓，在歐盟和IMF設計的救助計劃中有國有資產私有化的條款，以此換取國際援助。希臘政府簽署生效。根據這一協議，2008年中遠集團以43億歐元代價，中標希臘比雷埃夫斯港集裝箱碼頭35年特許經營權。去年希臘就出售比雷埃夫斯港務局67%的股份又公開招標。中遠集團及其它四家競標者被列入最終競標名單。

　　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和希臘方面的合作是國際援助計劃的一部分，希臘新政府的做法是對此前歐盟和IMF設計的救助計劃表達不滿，認為這是希臘經濟衰退的原因，這種態度影響到了在該計劃框架下的一系列合同。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由此受到拖累。

　　中國高鐵在墨西哥遇挫一案，顯得比較複雜。墨西哥是新興市場經濟的典範國家，但是由於5年來西方經濟整體衰退，墨西哥的GDP也從2010年接近6%的高增長，下滑到2014年不到2%，也正處在重要的機構轉型期。經濟出問題引發民眾對政府治理的失望，再加上中國企業被捲入「第一夫人豪宅門」，更刺激了中國高鐵墨西哥「遇挫故事」的發酵。

　　

　　怎樣才能「站得穩」？

　　李克強在多個場合已經強調，「走出去」將作為今後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中國企業不僅要敢於向海外投資，敢於輸出裝備與技術，實現「走出去」的戰略目標，還要真正能夠在海外「站得住、站得穩」。「走出去」相當於中國經濟利益國際化邁出的第一步；「站得穩」則是中國利益實現的基石。

　　在「走出去」的同時，中國也在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實施。「一帶一路」讓中國企業「走出去」有了強大的政策依託。「站得穩」更有保障。但風險和挑戰依然不能忽視。以上提到的投資轉型期國家的「遇阻案」就是題中之意。

　　雖然不能說，中國企業「走出去」遇到的挑戰難以克服，但國際環境越來越複雜確實是現實。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普遍乏力、社會多元聲音日益壯大的當下，投資與交易，遠不是從前那種雙向買賣這麼簡單的事，而是要綜合考慮到買賣雙方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社會環境、政治結構、民眾情緒、媒體傾向、經濟措施，乃至外國介入等綜合因素。

　　每個因素都可能是一個「噪點」，如忽視或者沒有及時消除，會迅速的擴大化，以至於影響到交易的基本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企業「走出去」要充分考慮到風險因素。

　　如何規避風險？方法或許多樣，但放之四海皆準的一條，就是中企在「走出去」的時候除了與政府打交道之外，還要學會聰明地與民眾、反對派、媒體打交道、交朋友。而不能把投資困難或失誤，都怪在別人頭上。

　　要知道在一個政治相對民主化的國家，即使那些經濟不發達的后發國家，基本上都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結構。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在社會空間的話語權，有時候要比政府重要得多。關係維護的好，他們就是「優點」，否則就是「噪點」。

　　隨著中國經濟30年的發展，積累了眾多經驗和先進技術，中國的裝備製造業和戰略產業都已得到規模提升，中國具備了資本、技術和設備輸出的能力。高鐵、基建、核電技術等都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抓手」。

　　有能力是好事，但這不是「走出去」的唯一條件，所以有能力也不能任性，還需要有好的「走出去」方案與策劃，更重要的是要有危機管控機制。

　　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在一些法制相對健全、政治民主化相對完善、經濟發展穩定的國家，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就比較順暢，他們相對更加重視契約精神。比如剛剛在中法兩國總理的見證下，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和法國地方當局簽署30億歐元的LED投資項目；再比如李克強訪問英國，與英方簽署了中國核電輸出項目等。

　　但是在諸如東南亞、非洲等一些后發國家，企業「走出去」之前的未雨綢繆似乎更為迫切。

　　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需要更多的「配套設施」，比如高層的支持、輿論的塑造、法律的認可、外事部門的保駕護航、非政府組織的側翼協助等，只有形成一種從上到下，從內到外的整合，中國利益與安全實現雙贏的可能性才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