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輸出的鼻祖 來看"紅寶書"如何在全世界傳播的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號：ohistory），有刪節。

　　五十年前，由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內部發行並多次修訂的《毛主席語錄》（以下簡稱《語錄》）在全國公開發行，被稱為「紅寶書」，短短几年中成為中國有史以來印刷量最大的書籍，其語言風格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

　　就在同一年，《語錄》也翻譯成多語種向世界很多國家大量密集發行，幾乎成了當時唯一對外發行的書籍。

　　

　　尼雷爾

　　坦尚尼亞是中國60年代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其領導人尼雷爾在獨立后提出烏賈瑪社會主義，把居住在傳統村社中的農民集中搬遷到烏賈瑪公社過集體生活。他數次訪華，視中國為榜樣，把中國的動員機制和對人民思想覺悟的強調視為非洲國家可以擺脫按部就班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途徑。1967年，《語錄》的英文和斯瓦希里文本進入坦尚尼亞，不但在主要城市的書店出售，而且在一些鄉鎮的書店也能見到。《語錄》的主要讀者是知識分子和國立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的學生，但一般不識字的民眾通過國家電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播放的節目來了解書的內容，《語錄》的影響因此得以擴大。受《語錄》的影響，坦尚尼亞領導人也開始編輯出版自己的《語錄》。1967年底，坦尚尼亞軍隊政治部編輯出版了總統卡魯梅的《語錄》（主要是他演講的內容）。隨著《語錄》的傳播，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公共場所也出現毛澤東的畫像。

　　

　　1968年坦尚尼亞發動了「青年行動」和「服裝行動」，掃除殖民時代留下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飾和髮式，例如迷你裙，緊身褲，假髮和化妝品等等，同時提倡坦尚尼亞民族服裝，實際是為了推廣政府偏好的統一的制服形式，如尼雷爾本人喜愛的「毛制服」，這使得一些傳統的非洲部落服裝受到排斥甚至壓制。由於獨立后國家經濟政策的偏差，城市青年就業成為問題，坦尚尼亞也發起了「回鄉知識青年運動」，號召城市青年下鄉落戶或接受鍛煉。對中學和大學正規教育的精英主義也展開了批判，國家要求學生畢業后從事生產勞動。

　　

　　1974年3月25日，毛澤東與尼雷爾握手

　　尼雷爾的「烏賈瑪社會主義」烏托邦試驗本身的受挫，使得以《語錄》為標誌的中國之風到了70年代初在坦尚尼亞逐漸失去影響力。

　　

　　毛澤東等人出席阿爾巴尼亞解放60周年招待會

　　阿爾巴尼亞曾被稱為是中國「天涯若比鄰」的盟友。因為這種關係，《語錄》在阿爾巴尼亞的傳播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得到政府許可而且通過官方渠道進行的，此外也有一定的戲劇性。根據論文作者的材料，196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時不公開地接見了兩位專程來華討論《語錄》阿文版的阿爾巴尼亞的語言學家。毛顯然是同意在阿爾巴尼亞出版《語錄》的，但又用他一貫的自嘲口吻說自己的文字出了中國就不管用了。阿專家聽了非常緊張，說《語錄》對阿爾巴尼亞革命一樣重要。

　　

　　毛澤東與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前團長巴盧庫交談

　　1967年10月，首批5000冊《語錄》由專機送達阿爾巴尼亞，連同後來運去的，一共是10萬冊，由中國方面無償贈送。後來運去的一些版本在裝幀上考究了一些，有塑料封皮，內頁有口袋，很多阿爾巴尼亞人把它當皮夾使用，就和同時代很多中國人把錢和票證放在裡面一樣。從1967年下半年開始，《語錄》里的很多話和毛著中的論斷開始廣泛地在阿爾巴尼亞的學校、新聞和宣傳材料上出現。

　　

　　影視劇中的印度共產黨毛派

　　《語錄》在坦尚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影響得益於國家政權和中國的關係，但在絕大多數國家，它的影響是通過激進的社會運動實現的。在印度，《語錄》一度成為革命的聖經。由於印度是多語種的國家，由中國運來的《語錄》有英文、孟加拉文、泰米爾文、僧加羅文、馬來文和烏爾都文的版本。印度共產黨毛派領導人馬祖達1967年正式和黨主流派決裂，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在西孟加拉的那夏巴里發動武裝鬥爭，他領導的印共因此被稱作那夏里特運動。

　　馬祖達向每個新加入組織的成員贈送《語錄》，數人組成一個學習小組交流心得體會，要求他們朗讀、背誦和引述其內容，在此過程中融合來自知識分子、學生和農村平民之間的身份差距。戰士們視《語錄》為武器，一刻不離身。有一篇報道說一個少年戰士回家對自己的母親宣傳《語錄》，連吃飯時間也在引述和背誦毛澤東的教導。

　　

　　到了70年代初，《語錄》的影響在那夏里特運動中突然衰落，原因除了馬祖達對它的狂熱信奉引起一些成員的反感之外，也和中國的局勢變化有關。

　　1970年，那夏里特運動的一個領導人秘密訪問北京，被指示印度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此人回到印度后，中國方面的意見很快在黨內傳播開來，大大削弱了馬祖達的地位和影響。不久，林彪事件發生，不但動搖了很多成員對中國的信念，而且直接影響了以「再版前言」為引導的《語錄》在那夏里特運動中的地位。

　　在西方國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發行的《語錄》最早1966年底就開始出現。

　　在法國，到1967年一月，巴黎一地售出的法文版《語錄》已有四千冊。此後，以出版發行左翼和新左翼的政治和學術著作聞名的Editions Seuil出版社也出版了《語錄》的法文版。Editions Seuil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批判蘇聯式的官僚社會主義，所以它既出版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也出版索爾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島》。

　　在西德，1967年時約有十萬冊《語錄》在流傳，共有三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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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中國官方北京外文出版社印刷的，外包紅色塑料封皮，主要是由極少數前往東柏林的西德學生從中國駐東德使館那裡偷偷攜帶回來的。1967年夏秋，大量來自東德和西德的學生前往中國駐東德大使館，有時一天可達六七十人，多半是要求得到《語錄》和其他宣傳品。1968年初，東德當局在中國大使館周圍設警，禁止進入使館，此後北京版《語錄》在西德外傳的數量下降。2

　　第二個版本是法蘭克福一家名為Fischer的左翼出版社印刷的，由一個學習中文、喜歡毛澤東哲學思想和詩詞的德國學生翻譯。3

　　第三是由一個叫Marienburg的出版社印刷的，書名改成《毛澤東語錄—七億人的必讀書》。但這個版本的《語錄》是西德右翼用於反宣傳的，出版社說發行這本書的目的是引起西方人的警惕。在1967年，這本書也出版了兩萬冊。

　　值得一提的是，對《語錄》的抵制在德國、法國和義大利都和極右翼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有聯繫。他們視《語錄》的流行為新的「黃禍」，大聲疾呼要西方人警惕，表現了《語錄》在西方社會影響的複雜性。

　　總的來說，《語錄》在西方社會的傳播主要是通過深受新左派影響的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群體來實現的。從觀念上來看，《語錄》對當時這些群體中流行的主要政治訴求都有利用價值：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反以蘇聯為代表的官僚社會主義，反西歐國家受蘇聯影響走議會道路的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反主流價值和傳統觀念，反正規校園教育，反西方的社會分工和階級差異等。

　　在西方，《語錄》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和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立，它在西方的讀者主要也是新左派，閱讀中不會有任何組織的引導，在這樣的情況下，《語錄》的精神很容易被認為只是鼓勵叛逆和對抗。在解釋《語錄》在西方世界流行這一現象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眾傳播過程中，《語錄》的形式（語錄體的簡潔和多義性、小紅書的便攜性和其裝幀的象徵意義）往往比具體內容（毛的思想）更重要，它們的政治象徵性和文化標誌性其實超過了內容的重要性。很多人攜帶和揮舞小紅書，其實有點像今天流行的行為藝術。還有研究者強調，60年代正是從美國發源的便於攜帶的「口袋書」在西方世界流行的時候，小巧玲瓏的《語錄》很難說不是搭乘了那個流行文化的快車。

　　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對《語錄》的推崇幫助了它在非西方世界的傳播。英國劍橋大學有一個著名女經濟學家喬安·羅賓遜（Joan Robinson 1903-1983），從1950到1970年代在西方經濟學界有很大影響，她的學生中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阿瑪蒂亞·森和約瑟夫·斯蒂格里茲。羅賓遜是西方經濟學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在50和60年代數次訪問過中國和朝鮮，讚揚中國的經濟制度。羅賓遜關心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上半期頻繁訪問印度，是印度最有影響的社會科學機構「發展研究中心」和德里大學的客座研究員。據說她在印度演講時，手裡揮舞著《語錄》，用其中的字句回答批評性的問題。例如有人說：「難道你不認為馬克思主義很教條嗎？」她回答說：「毛主席說教條主義比狗屎還糟糕。」這段軼事無法查考，《語錄》中並沒有這段話，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確實說過教條主義是狗屎不如。

　　西德大學生佔領校園的過程中出現的《語錄》，其中提到當時西柏林自由大學的建築物上懸掛著大幅標語「一切教授都是紙老虎」，很明顯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西方校園運動中的變體。為了限制左派宣傳品的泛濫，西德警方宣布學生在公開場合出售書籍是違法經商。學生們想出了對抗的方法:因為學生出售西紅柿不犯法，所以他們宣布每個西紅柿賣兩個馬克（這顯然是遠高於西紅柿的市場價），但奉送一本毛語錄。這個行為不但合法化了《語錄》的公開流通，也暗指著《語錄》是可以投擲的「武器」，因為在和警方對峙中，學生經常投擲西紅柿，後來確實也投擲過《語錄》。

　　毛澤東60年代上半期發表的支持美國黑人反種族主義鬥爭的言論和聲明引起了一些美國黑人政治活動家的重視，黑人激進組織「黑豹黨」的代表人物休伊·紐頓早在1966年前就開始閱讀毛澤東著作，從1967年開始就向運動成員推薦《語錄》，要他們認真閱讀。在《語錄》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地方，紐頓就說：「把它們換成黑豹黨和美國黑人就行了。」黑豹黨通過發放《語錄》來招募成員，建立組織，通過閱讀它理解鬥爭的概念。由於《語錄》代表了非西方有色人種的革命理論，比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來源於歐美的批判理論更受非裔美國人的信任。美國的社會環境一向不利於激進的社會變革，更不用說是革命，而閱讀《語錄》，聯繫中國的現實，這些非裔激進分子把毛澤東思想中「幹革命」的概念理解為推翻現存制度的革命是可以製造出來的，而不是像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那樣要等待革命條件的成熟。觀念和行動比條件和環境更重要，這也是《語錄》特別受歡迎的原因。

　　就數量和規模來說，語錄在60年代下半期越出國境的流行，可以算是世界文化傳播史上罕有的現象。但它在絕大多數地方的流行大概最多只有四到五年，其興也勃，其衰也忽。究其緣故，恐怕有內外兩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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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原因是小紅書當年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用今天的話來說，本來就是60年代下半期中國特定國情下的文化輸出戰略。當國家文化戰略轉型了，特定文化產品也就過時了。到1970年左右中國政府就不再支持《語錄》的輸出了。2

　　而外部原因，《語錄》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流行，都和當地的實用主義政治有關。這種實用主義政治或是象阿爾巴尼亞那樣出於確保中國援助的需要，或是不顧《語錄》的中國語境，生抄照搬，再不就是誇大它的象徵性，把它當作政治波普和文化時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