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你不知道的台灣共產黨

揭秘：你不知道的台灣共產黨 (2015-02-02 11:00:11)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1968年元旦上午，台北。

作家柏楊的家裡忽然來了一通電話。

「檢察官找你去驗屍，」柏楊的妻子一面捂著話筒、一面顫聲告訴他，「說有人自殺在旅社裡，留有一封遺書給你。怎麼回事？」

當時正在《自立晚報》開專欄、深受讀者歡迎的柏楊趕到台北艋舺的星光旅社，看到一位青年的屍體，才明白是他的一位讀者楊揚。兩三個月前，楊揚曾經給柏楊寫了一封信，問起有關服兵役的問題。柏楊鼓勵他「要受得了苦，不能太憤世嫉俗」。

不知何故，楊揚自殺時給柏楊留下一封含混不清的遺書，其中提到「吾父為張志忠」。柏楊在為楊揚辦身後事時，慨嘆有緣神交的年輕人莫名離世，在報上連續發表三篇文章。此事似乎就此告一段落，但背後卻隱含著太多的歷史謎團和血淚故事。

「那時沒人知道，張志忠是台灣中共地下黨的關鍵人物。1950年前後，中共派遣來組建台工委的4名黨員全部被捕，其中3人『轉向』，唯有張志忠拒絕變節，最終被殺。但在所有的公開資料里，幾乎查無此人。他和妻子季沄、兒子楊揚都已經去世，沒有直接的當事人講述。張志忠又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連照片都沒留下一張，國民黨的檔案也很模糊。」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在二十多年前聽到這個故事，一直尋找機會展開調查，力圖還原史實。

在他看來，張志忠抵達台灣直至犧牲，恰恰是台灣地下黨從發展到結束的過程。因為資料極度缺乏，藍博洲花費十多年，四處搜尋，才「拼湊」出了張志忠全家的生命史。據此完成的書作《台共黨人的悲歌》於今年在大陸出版。

「儘管許多信息到現在依然無法確認，比如張志忠被捕的時間，比如楊揚究竟是否死於自殺。但對張志忠有一點能夠肯定，便是他的氣節。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樣把生命保全下來，但那是另外一種人生。」

藉由他筆下，從塵埃中浮出的歷史人物絕不止張志忠一人。27年前，苗栗客家青年藍博洲進入小說家陳映真領導的《人間》雜誌報告文學團隊，在採訪到台灣共產黨人、學運領導郭琇琮遺孀林雪嬌女士后，發表了報告文學《美好的世紀》。一年後，他編寫的人物報道《幌馬車之歌》，因為真實描寫基隆校長鍾浩東的經歷，引起更大轟動。導演侯孝賢以此為素材，拍成了電影《好男好女》和《悲情城市》。從那時起，藍博洲開始執著於對那段被湮滅的歷史的打撈和挖掘。

台共在日據時代便在島上生根。但壯大卻是在1946年後的短短數年內。當時相繼有一千多名台胞加入共產黨，初期骨幹多為醫生、作家等社會精英。鍾浩東在學校刊行黨刊《光明報》被國民黨政府發現后，台共黨人接連被捕、倒下。據保守估計，1949至1954年的「白色恐怖」期間至少有3000名共產黨人、愛國知識分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遇害，並有8000名以上的民眾被投入刑期為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而張志忠在1954年的被殺，意味著台共在台灣的組織建設幾被摧毀殆盡。

通過藍博洲漫長的調查，郭琇琮、鍾浩東、張志忠、吳思漢、藍明谷、許月里等一批台共締造者及左翼進步人士的奮鬥和犧牲，漸漸以具體可感、清晰真實的方式呈現於讀者的面前。「他們都是愛國的台灣人，都希望結束內戰，實現祖國統一。其中不少人家境都不錯，是台灣社會的精英，但他們同情底層群眾，選擇加入共產黨，為追求社會進步將生死置之度外。」藍博洲向媒體介紹。

然而，相較於對「二二八」事件的反思與補償，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卻沒有受到民間與官方的重視。更讓藍博洲痛心的是，在被「反共」宣傳遮蔽真相的同時，有的後人還站到了先烈信仰的另一面。

這是他要不斷去深入打撈這段歷史的一個重要動因。「不只是張志忠，那整整一代人都是理想主義者。所以我願意這一輩子就做這一件事。這樣一種精神對一個社會總是好的。不能因為（後來國民黨的）反共就否定這段歷史，就好像不能因為國民黨的墮落否定孫中山的革命，一樣的道理。」藍博洲說。


郭琇琮

「把我的屍身燒了灑在地上，

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1987年，進入《人間》雜誌，藍博洲選擇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關「二二八」40周年的紀念專題。他南下做了一個多月的田野尋訪，可稿子終究因為未能進入事件的核心而被退了回來。

他一度想放棄這個題目，後來偶然從軍方一本小冊子看到，「一個『中共台省工委會分子』的『台大學生』領袖在事件過程的行動」。好像瞅見了迷霧裡的亮光，藍博洲立即向當時剛從火燒島（綠島）歸來、台灣牢齡最長（34年7個月）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請教，希望他能指引線索。

林先生想不起這名「台大學生」，卻提到了一個叫郭琇琮的青年，是日據末期到光復初期台灣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也是同時代人流傳的台北學運四巨頭之一。一個星期後，藍博洲終於通過林先生的居間聯繫，在北投中和街街尾抗日前輩周合源與許月里夫婦的家裡，採訪到隱名40年的郭琇琮遺孀林雪嬌女士。

據林和身邊人回憶，郭琇琮在就讀台北帝大醫學部期間，在騎馬、游泳、田徑、音樂上已經展現了超出同儕的傑出才華，而且成為一個具有強烈中國人意識的民族主義者。

林雪嬌對藍博洲說，郭琇琮曾批評她有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我聽了當然不高興，隨即反擊他說：你自己也一樣！你喜歡騎馬、聽古典音樂，還有彈鋼琴，這些嗜好不也是小資產階級的趣味嗎？」

「沒錯！我們的出身都一樣；他沒有因為這樣而生氣，而是一邊彈奏肖邦的《革命進行曲》，一邊解釋說，我跟你不一樣，就是我愛自己的祖國！你卻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感情。」郭琇琮這樣解釋。

在弟弟郭琇琳眼裡，他的二哥郭琇琮是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他當年之所以順從父親的意思學醫，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救世。他甚至立志要當台灣的『史懷哲』呢！」而同是士林人的同學柯德三醫師則認為，「他那種人不是可以安安靜靜當醫生的人！」

果不其然，大學畢業前不久的1944年，因為在台北帝大發展漢民族意識的反日學生組織，郭琇琮與同學蔡忠恕等人被日本憲兵逮捕，判刑5年。日本憲兵曾經百思不得其解地問他，像他那樣在日治台灣社會下受惠的菁英分子，何以還會走上抗日之途？郭琇琮回答：「身為一個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人，儘管個人的生活比別的台灣人安定，家境富裕；但這種個人與日本人的『平等』，不過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被同化的恥辱罷了！」

林雪嬌說，郭琇琮1947年「二二八」之後參加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是他一個重要轉折，從此「走出了思想苦悶的陰影」。「二二八」期間，他曾把學生分成幾個小隊去劫南機場的彈藥倉庫，試圖解除國軍的武裝，但最後沒有成功。

後來郭琇琮擔任台北市工委會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直到1950年5月2日被捕並判處死刑。臨刑前一天，他在寫給妻子的小紙條上寫道：

「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天亮時，林雪嬌在一張小紙條上寫了密密麻麻的字：「如果我活下來，我一定會把你的一生寫下來；你在這短短33年的一生，做了他人五十年、一百年都做不完的事。題目我已經想好了：《美好的世紀》。但這題目好俗氣，怕你會不喜歡。」

這段話她是用日文寫的。當然，她沒有能把丈夫的故事寫下來，就連自己的兒子也沒法訴說。

郭琇琮理想主義的人格與對待生命的態度卻深深打動了採訪者藍博洲，也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軌跡。隨後，他以《美好的世紀》為題，在宣布解嚴前的《人間》雜誌發表了關於郭琇琮生命史的報告文學，沒想到在台灣知識文化界引起出乎意料的轟動。郭琇琮的兒子後來亦寫信給藍博洲，感謝作者讓他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是什麼樣的人。


鍾浩東

高唱 《幌馬車之歌》 的告別

這部報告文學為觀察「二二八事件」提供了新的視角。發表后的反響和陳映真先生的嘉許給了藍博洲很大鼓勵。然而陳映真也以委婉的口氣告訴這位年輕人，恐怕雜誌此後沒法每期刊發這類文章。當時情治系統的警備總部還約談了陳先生；並在查禁雜誌不利政府形象的顧忌下，搜購了大量當期雜誌，以減低它的社會影響。這些背後的事，藍博洲也是事隔許久方知。

藍博洲那時便下定決心，辭去《人間》雜誌的專職，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專心從事他關注的台灣民眾史、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調查工作。

接下來的課題是關於因印刷機關刊物《光明報》而被捕的基隆校長鍾浩東。何時最早聽說這位精神領袖，藍博洲已經想不起來，但他早就通過閱讀鄉土作家、鍾浩東胞弟鍾理和的作品而碰觸到。鍾理和曾寫過一句名言：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二哥如此，我亦未能例外！」

1987年春夏之交，藍博洲在台北一棟老式洋樓採訪蔣蘊瑜女士，只是因為她是日據時期文化抗日領導人蔣渭水先生的女兒。聊了一會兒，才發現她竟然就是基隆校長、學校地下黨支部書記鍾浩東的遺孀。

在藍博洲這麼多年的採訪里，對鍾浩東的寫作是資料最為周全的。書里他不僅批判引用了原國民黨軍情局特勤處主任谷正文等人的晚年回憶，而且採訪到了鐘的家人、同學、學生，從而能夠勾勒出一個最為全面的台共領導人形象。

鍾浩東自小便是個有傲骨的人，他在中學時代偷偷閱讀大陸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在課堂上被日籍教師發現后遭到辱罵，鍾浩東倔強地辯稱，「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日籍教師舉鞭抽打併大罵「清國奴」，他抓起桌上的書扔向那個日籍教師。

在台北帝國大學醫院治療期間，鍾浩東結識了小他6歲的護士蔣蘊瑜。蔣蘊瑜是愛國志士蔣渭水的養女，受父親影響，同樣不滿日本人統治的年輕姑娘已經明辨是非，故兩人從相識、相知到相愛，很投合。

1940年，鍾浩東、蔣蘊瑜等5人決心赴祖國大陸去參加抗日戰爭。他們為了籌集路費，想過冒險違法私買黃金，然後把黃金煉成金條塞入肛門帶出境。但他們過於樂觀天真——在從香港坐火車到廣東惠州淡水時，因聯想起台灣的淡水，5人邊走路邊唱起日文進行曲《淡水河之歌》，結果被國民黨邊防軍認為是「日本間諜」而抓捕。

時任國民黨政府官員、和鍾浩東交情甚篤的丘念台主動向官方擔保，並說服這5個人到他東區服務隊工作。廣泛接觸現實之後，鍾浩東思想開始「左」傾。1944年，鍾浩東、蕭道應被秘密吸收，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外圍進步組織——抗日民主同盟。

返台後，鍾浩東擔任基隆中學的校長，實現了自己的辦學夙願。原基隆中學老師、政治受難者李旺輝說，鍾浩東當校長時，整個基隆中學上自校長下到校工，完全為學生設想，不爭權奪利，學生的民主風氣也很盛。但鍾最為人敬重的，還是被捕之後拒絕國民黨的「感訓」。他曾經絕食，也不上課。「我的同志都死了！」他說，「我身為領導者，豈有臉面苟活下去！」

採訪時，藍博洲的內心受到強烈的震撼。他開始認真思考：「為什麼鍾浩東可以不死卻要去死呢？」「究竟是什麼樣的覺悟可以讓一個正值青壯的生命勇敢地面對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呢？」

1950年10月14日清晨，鍾浩東唱著他和蔣蘊瑜年輕戀愛時最喜歡的《幌馬車之歌》，從容地走向刑場。蔣女士說，這首歌很好聽，歌詞大概是說：

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晃來晃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鍾浩東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忍不住想起南部家鄉美麗的田園景色。」藍博洲便把這個極有畫面感的臨刑場景，用作了書的開篇。後來電影《悲情城市》里也用到了它。

還有一個令藍博洲感慨的細節：鍾浩東被張榜槍決后，他73歲的老母因不認字，不知兒子的情況。弟弟鍾里義將哥哥的骨灰盒捧回家中，不忍告訴她真相、只說「這是佛祖的骨灰，放在家裡可以保庇阿謝哥的劫難早日消除」，老人家竟頻頻點頭說：「這樣子好！這樣子好！」直至去世，她都不知道鍾浩東已離開人間……

吳思漢

三千里「洄遊故里」

不同於鍾浩東等人從台灣經上海到廣東幹革命的經歷，同時期還有一名台灣青年，中斷在日本的留學，偽造證件，隻身一人經朝鮮半島、中國東北和華北淪陷區，最後抵達陪都重慶參加抗日。根據其親身經歷寫成的文章感動了萬千台灣人，最後他卻依然逃脫不了因為信仰而犧牲的命運。

這個青年就是吳思漢。藍博洲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和傳奇經歷，也是在採訪林書揚先生時偶然知道的。

林先生說，光復那年，本名吳調和的吳思漢在《台灣新生報》發表的《歸國記》引起了轟動效應；也因此，他和同案犧牲的郭琇琮和許強醫師，以及小說家呂赫若，在當時的台灣青年中贏得「台灣四大才子」之名。

從此以後，藍博洲被吳思漢流星般燦爛而瞬間消逝的悲壯生命吸引。為了理解像他那樣的殖民地台灣青年的身份認同之旅，他開始尋訪吳思漢生前的腳蹤。

出生在台南白河鎮的吳思漢從小接受「軍國主義」教育。「下課的時候，學生不能直接從大門走出去，得先面向掛有天皇玉照的校長室，脫帽，行九十度最敬禮，然後才能走出去；進來也是一樣，沒有敬禮會被處罰，沒有人敢開玩笑，這是思想問題。」台北高等學校的同學蔡水源回憶，民族意識強烈的調和仔（吳思漢小名）就是那些敢於反抗的台灣學生之一。

學醫是當時眾多台灣學生的選擇。考上京都帝大醫學部后，吳思漢恐怕自己在畢業前就會以充當「日本軍醫」的名義被強徵到前線，與祖國軍士槍口相向，就和同學商量對策。讀工學部土木系的國內留學生戴振本建議他可以「先隨自己潛入淪陷區，然後再設法突破前線，深入內地」。

吳思漢當然為之雀躍，他買了將近一千日圓的藥品以維持沿途開銷。結果剛到東北，就被華人檢查員和日籍主管攔下沒收。這期間，他當過北大學生，也因為形勢變化無法前行而在租界短期謀職，曾在街頭過夜挨凍，也遇到過生平第一次的美機空襲。

好不容易到了河南，從郟縣前往國統區，第一次見到「祖國官員」的吳思漢難掩激動。誰知縣長竟然對他的身份表示懷疑，下令當場檢查腳趾。因為長期穿木屐的關係，吳思漢的腳拇指與食指間的空隙確實和日本人一樣，比一般中國人來得要大。縣長因此斷定他是日本人，下令將他們拘押。所幸查清事實后，縣長將其釋放，且以禮相待。

一波三折。到達陪都重慶，吳思漢參加抗日工作的要求與熱情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再次受到懷疑與陷害。國民黨軍方已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吳思漢投落台灣，叫他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

其實國民黨也知道，阿里山是沒有抗日游擊隊的。其結果，將是「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分子」。李純青等在重慶的幾位台灣革命同盟會前輩聽聞此訊，擔憂吳思漢輕易受騙，決定設法和他見面，告訴他真實情況。

「天哪，他衣衫好幾處窟窿，露出黝黑的肌膚。我細細對他端詳。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說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多年以後，當時的《大公報》記者李純青追憶初識吳思漢情形。

「你願意跳傘回台灣嗎？」李純青試探地問道。

「我為抗日而來，為什麼不可以為抗日而去呢？」吳思漢對李純青的問題感到非常不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我的信念。」

吳思漢簡單地答覆了李純青的問題，然後高興地進一步透露：「我就要去接受訓練了，正在等待接受一支卡賓槍，一套日本軍官制服。」

李純青對這顆赤子之心肅然起敬，無法再多說話。在他看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過程，「一關比一關難闖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尤里西斯還鄉記。」

因美軍登陸計劃更改，吳思漢得以暫免犧牲。他將自己尋找祖國的經歷寫成文章並正式發表。回台後，他擔任過報紙編譯，也開了一家啟蒙書店，但遭遇查封。1947年，他由郭琇琮親自吸收加入共產黨。身份暴露后，他轉入阿里山繼續「戰鬥」。1950年被捕。

「每天早上，睡醒后，他就穿好西裝，頭髮抹一抹，等他們來叫。他知道，時間差不多了。每次點過名，外役放出去了；他就把西裝脫掉，隨手一丟，說：干您娘！還未輪到我，夭壽！」台大醫學院學生、曾在綠島監禁的顏世鴻醫師追憶吳思漢被槍決前的情景，這樣說。

1950年，馬場町刑場上，曾在鴨綠江邊喊出「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的吳思漢身中三彈，生命定格在27歲。

「像吳思漢這等腦袋，不知十年是否能有一個？」顏世鴻萬分感嘆。「那是大量生產才子的年代，可你若要他們走路，一顆子彈就夠了。然而，他們的死亡卻像1927年4月的愛國志士一般，只是被當作一個數字，輕易地處理掉了。」

而藍博洲腦中浮現的卻是李純青追憶吳思漢文章中的幾段話：

這位台灣青年從台灣跑到重慶來，要求參加抗日。在大陸人地生疏，沒有一個親友，他拋棄家庭，跋涉萬里，像虔誠的宗教徒般，投奔重慶朝聖。誰能理解這種意志，這種心情呢！

誰能理解？

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

人在進化過程中還保留著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海藻，與狂風惡浪搏鬥，洄遊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台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張志忠

徹底的革命者

就在調和仔吳思漢還在台南的白河公學校里求學的1933年，百里之外的嘉義新港卻發生了驚人一幕。

張梗每每跑到距離他家不遠的舊學校，在舊教室的地面上狂癲亂嘯，叱腰叱陸（閩南語），兩眼眼珠紅得像患了狂犬病一般，有時蹲在地上喃喃自語，有時趴卧嘴角流涎，有時袒卧比手畫腳，親人熟人一概不認得。

有人說張梗是假瘋，另一人走近張梗身邊要跟他玩把戲。只見該名男子取起自行車車輪框的廢鐵線，做勢要刺張梗的眼珠，他的兩眼直視未稍眨眼一下。這名男子放下鐵線的當兒，張梗抓起地面上的狗屎、雞屎膏往他自己嘴內嚼吞。

「張梗即張志忠，他不僅是堅貞的共產黨人，而且44年的生涯極富傳奇色彩。這段在鄉民間流傳的裝瘋史就是其中一段。」藍博洲說。

張志忠出生於日據下嘉義的一戶赤貧農民家庭。年輕時曾因參與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的活動而被捕。1932年，張志忠回台灣重建台共黨組織。因上海台灣反帝同盟「關係者」大檢舉的牽連而再度被捕關押，但未暴露黨員身份。不管是耳聞抑或目睹其「裝瘋」的情景，新港鄉民都說，張梗以這種行為獲得假釋，再後來，就「失蹤」了。

藍博洲通過尋訪獲悉，張志忠之後在延安抗大受訓，赴劉伯承部（八路軍129師）從事對敵宣傳。一位叫秋山良照的日本戰俘曾在他的幫助下轉為反戰人士。

「一開始我還經常擔心著會不會被利用，而對八路軍的待遇保持警戒和懷疑。張先生就耐心地詳細向我說明，日本軍方用各種借口在中國發動戰爭，告訴你們說是中國『排日』或『抗日』。然而，日本軍在中國的各種蹂躪，換個立場的話，日本人一定也受不了！你們也同樣是戰爭的受害者！……他們所說的話終於使我了解日本發動的是侵略戰爭。」秋山良照回憶。

抗戰勝利后，張志忠又從大陸回到台灣，具體時間和行蹤卻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張志忠返台以後基本上解決了日據時期老台共內部分歧所遺留的歷史包袱，為隨後的建黨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去蘭陽考察武裝基地時，張志忠年紀已四十開外。台共核心成員吳克泰讚歎：「（他）走路時身子有些向前傾斜，步子矯健，我怎麼跟也跟不上他。他走一段就停下來等我。我想，他這雙鐵腳板一定是經過多年游擊戰爭鍛鍊出來的。」

知識分子曾永賢佩服張志忠「光復后從大陸回來台灣，儘管回到家鄉，卻也沒有踏進家門一步」。在藍博洲筆下，「小腿肚圓滾飽滿」的張志忠不僅是最徹底的革命者，也有著許多黨內人士欠缺的開明。

參加過張志忠幹部學習班的石聰金老先生回憶，有人曾嘲諷他久不寫加入台共的自傳。石聰金隨即非常不服氣地說：「中國的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可是參加中國的革命，不一定非要共產黨才行。」旁邊的張志忠立即肯定說：「對！對！你說得很有道理。」就這樣，石聰金當場把準備寫自傳的紙撕掉，不寫了。「以後，沒有人叫我寫，也沒有機會寫了。」

1949年底，國民黨退守。張志忠夫婦於次年在台北新公園附近的生春號中西大藥房二樓被捕。一部分台共黨人或投降、或賣黨，但作為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和妻子季沄卻始終沒有屈服，分別於1954年和1950年犧牲。他們的孩子楊揚也陪母親在獄中生活過，在季沄去世前被帶到親友處撫養。

期間，台灣《中央日報》曾登出蔡孝乾、張志忠、洪幼樵與陳澤民等4名「匪首」的照片與「親筆簽名」的《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規定的自首辦法，自動交出一切組織關係，以迅速終結整個案件，而澄清台灣的社會局面……我們四人在主觀上已經失卻了代表中共領導台灣工作的資格。」

藍博洲認為，張志忠簽名不可能出自本人。半個月後，蔡孝乾在《中央日報》發表公開聲明。資料顯示，高音喇叭里傳來他的聲音，稱「中共是一個組織嚴峻的集團，我在中共黨內25年，期間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沒有任何辦法反抗……」

多年來，外界普遍認為蔡孝乾的叛變對台共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力。藍博洲卻很謹慎：「蔡孝乾的叛變是事實，但我也沒法得出結論蔡的背叛就導致了台共地下黨的崩潰。因為那之前組織就已經瓦解得差不多了。這背後很複雜，但至少張志忠在形式上沒有叛變。」

據一些同牢監禁過的政治受難人所述，張志忠不但始終堅持到底，而且總是向剛入獄的難友喊道：「早講早死，晚講晚死，不講不死。」

而在石聰金告訴張志忠陳福星等人叛變后，他勸石，「如果敵人要你出去，你就答應吧。只要堅持立場，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二萬五千里長征，失掉聯絡的黨員，二十年以後再聯絡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

對於「小羊」成人後的自殺，鄉人、叔叔與母親難友，還有特務谷正文各執一詞。「現在看來，楊揚也很有可能不是自殺，而是他殺的。」藍博洲說，讀者告訴他，楊揚留給柏楊的遺書跟給他叔叔的筆跡是不一樣的，他也認為這個事情不是那麼單純。

1993年12月，歷經多年的探聽尋訪之後，藍博洲終於在嘉義新港通往雲林北港的縣道公路旁，尋找到張志忠、季沄與楊揚一家荒涼的墓地。

「幾十年來，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一家三口的簡陋墳墓；更沒有人想到，這座尋常的墳墓竟然埋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傳奇而悲壯的台灣近現代史，以及被黑暗歷史侵奪的一家三口的悲劇吧。」他在墳頭慨嘆。


衝破遮蔽與蒙昧

藍博洲的多年尋訪也經歷了個人曲折與整個台灣思潮的認識過程。兒時他接受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共教育，道路和學校圍牆上到處塗寫著「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的標語，到學校要高聲唱「打倒俄共，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的反共進行曲。

「在這樣的長期洗腦下，要克服反共親美的意識型態禁錮，進而直面那段被湮滅卻攸關台灣未來發展的歷史，顯然是非常困難的。」他這樣寫道。

像半個世紀前的那些熱血青年一樣，藍博洲拒絕父母「不碰政治」的勸告，早早投身學運，還曾在民進黨成立前後為第一次參選的朱高正等人助選。

1985年，他在愛國小說家楊逵的告別儀式上，親眼見到了一直排到會場外頭的「綠島大學」祭悼隊伍。「這群上百名的50年代白色恐怖倖存的政治犯，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歷史的真實力量，受到活生生的台灣現代史的震撼與教育。」兩年後，著手報告文學寫作，他終於找到自己在歷史長河當中所站的位置。

在漫長的調查尋訪里，藍博洲發現，受難者的疑懼，從未消失。

採訪林雪嬌時的藍博洲既不了解歷史，也沒有任何提問經驗，但那次卻「最輕鬆」：「那些事已經憋在她心裡40年了。她每一天都在反覆咀嚼他們的歷史。所以我根本不用問什麼，她只是不停地說……她說自己每天晚上做噩夢，穿著紅色的、牢里的難友幫她織的毛衣，押到刑場，執行槍決。子彈就從這裡出來。」藍博洲比劃著胸口。「她的床下永遠放著一根鐵棒。怕國民黨特務來找麻煩。」

事實上，面對找上門來、蓄著鬍子的藍博洲，林雪嬌心中也頗為忐忑。「我有點感覺，她那雙老花眼鏡後面的眼睛，是有點質疑的。她不曉得我是幹嘛的，以為我是國民黨情治單位派過去探底的特務。那時候政治犯還經常要做思想彙報，定期要寫報告的。」

彼時距離台灣解嚴只有咫尺之遙，但跟一個素昧平生、不知底細的青年吐露往昔，依然潛藏風險。藍博洲後來才知道，林雪嬌一邊說一邊給自己鼓氣：「就算他是國民黨派來的，我也要講，就算被用進國民黨的資料里，至少也能有人看到、有人知道。」

鍾浩東的遺孀蔣蘊瑜在受訪時不願提及《光明報》這個敏感詞，但藍博洲沒有遵從她的意見。出版后蔣為此不快。藍博洲一面理解老人的「生氣是因為恐懼」，一面向她解釋，時代已發生變化，若不寫《光明報》這個關鍵詞，讀者就無法了解鍾浩東的真正事迹與時代背景。而這種不了解，正好被「台獨派」利用。

「烈士的後代也不了解，因為即便他們的母親知道，也不能告訴他們。國民黨要給他們最徹底的反共教育。比如我在《好男好女》里演的蕭道應，他的兒子上高中時看了《台共叛亂史》，當場大哭，質問母親說『你們怎麼會是共匪？』當我向有些人證實他們的父兄的確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甚至參加了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組織的事實時，他們通常的反應卻是，他們的父兄怎麼會這麼笨呢？有的人甚至因為反國民黨而支持『台獨』。這是一個雙重的悲劇！」

二十幾年來，為了尋訪被湮滅的歷史，藍博洲走遍台灣的城鎮與山村，並遠赴大陸各地、香港和日本，採集倖存者的歷史證言。導演侯孝賢稱藍博洲為「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學者汪暉認為，從1950年代肅清以後，作為中國革命與亞洲革命之一翼的台灣左翼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在這種背景下，藍博洲所做的「現代史考古」和「文學史鉤沉」的工作更值得尊重。

1993年5月，台北六張犁公墓挖掘出201個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卻無人認領者的墓冢，舉台震動並引起重視。一個月後，台北成立了由政界、學術界、政治犯與死難者家屬組成的「50年代政治案件處理委員會」。台灣「立法院」通過85人的連署提案，建議「行政院」為白色恐怖下的受難者成立專案組，解決善後事宜。

今天，台北「總統府」對面已經立起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上面刻有如下的碑文：

「……昔日威權體制下，統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權剝奪自由，造成無數生命的隕落、家庭的破碎和種種不公不義，舉國上下遂長期處於不安與恐懼之中。

我們不僅要追求歷史真相，追究責任，更應記取教訓，使執政者不再重蹈覆轍。」

看起來，那些志士似乎重新得到了某種承認和「禮遇」。「白色恐怖」倖存者陳仲豪撰文稱，蔣蘊瑜後來重回大陸，在粵北找到抗戰烽火期間寄養在農家的兒子。昔日是剛剛出生的嬰孩，眼前已是年逾花甲的老農民了。陳少麟和陳綠漪等在台灣參加過地下工作的革命者，僥倖逃離虎口，回到大陸，卻在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風暴中，成為極左路線的犧牲品。而更多的烈士，歷經多年，身份方才得到兩岸認可。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曾長期專註台灣研究的學者徐博東說，大陸到現在為止沒有一本像樣的寫台灣地下黨的著作。

「大陸人現在看台灣，就是好山好水好小吃。藍博洲先生的工作給了我們在大陸的人理解20世紀中國的一個契機，一個重新從一個特殊角度去看待我們自己經歷過的歷史這個角度。如果不能找到一個方式來突破冷戰和內戰給我們造成的隔絕，在思想、知識、情感上有所突破，那我覺得對年輕一代人而言，改變的機會就更困難了。」在今年秋天兩岸人參加的沙龍上，汪暉說。



（感謝藍博洲先生、中信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對本文提供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