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親歷之中西教育（上）

六十年親歷之中西教育沈乾若
一.        引言
二十世紀後半葉東、西方的隔絕，令國際教育風向一邊倒。不但西方自我感覺良好，中國人也斷定西方先進無疑。中國的改革開放，除在經濟和科學技術領域學習西方外，教育界也急切地吸收西方的觀念與做法。
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大批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及中國人移民海外；隨著一次次奧林匹克國際競賽和PISA等國際評估結果的出爐；人們驚訝地發現，對中國和東方教育須刮目相看。
東、西方教育各自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變化后相遇，發生了全面而劇烈的撞擊。現在，美國與西方基礎教育衰相凸顯，而中國教育則大展強勢。在中、西教育態勢逆轉的歷史關頭，西方掀起了一股『東學熱 』，欲借鑒中國經驗，重振基礎教育。
不同的聲音總是存在的。「中國學生只會考試，沒有分析思維能力」，「中國學生死記硬背，不會創新」；類似的指責不絕於耳。有些人質疑中國在PISA評估中作弊，有些人寫公開信給國際經合組織，要求取締PISA評估。大陸和海外某些教育專家說， 「造成奇迹般成功的上海和東亞模式是非常有害的。」「美國教育學習模仿中國教育無異於緣木求魚，……，簡直是自尋死路。」 西方數百年的先進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國民的自大心理，這可以理解；而華人如此妄自菲薄，則令人不勝唏噓。
毋庸諱言，當前中國教育確有嚴重弊端，令國人帶著孩子逃離。智育至上的應試教育，社會上瀰漫的極端功利傾向，學生沉重的課業負擔，等等；更不用說教育界內部的黑暗與腐敗，無不令人擔憂。
西方教育的優勢亦不容否認。開放自由的環境，注重全面發展，鼓勵獨立創新的人性化與個性化教育，為精英人才的成長提供了條件與空間；使得西方人才輩出，創造發明層出不窮，幾乎包攬諾貝爾各個獎項。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一個國家的教育作整體評價，只取一個橫斷面，或者只看短短的十幾、二十年是不夠的；需要一個大的時間尺度，一個歷史的視角。
我不是學教育專業的，只能談一談自己六十年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從中認識和比較中國和西方教育。
二.         我親身經歷的中國教育
應當從民國談起罷。雖然不曾經歷，但從書報媒體得以間接了解，亦從父輩的榜樣獲得親身感受。
民國時期，教育得到執政當局——國民政府和各地軍閥——的高度重視，即使艱苦的八年抗戰時期，教育也沒有荒廢。
由於政治上的寬鬆與自由，出現了教育家辦教育的火熱局面。蔡元培、胡適、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張伯苓、黃炎培……，教育家群體燦若星辰；大學教育、中學教育、平民教育、鄉村教育、師範教育、幼兒教育等各個領域，百花齊放，生機勃勃。
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吸收了中外傳統文化的豐富營養，在學養和人格操守上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思想文化界誕生了許多大師級人物。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和楊振寧都是民國培養，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完成的大學學業。
在胡適等人的倡導之下，中學教育二、三十年代曾以美國為師，實行了學分制和綜合中學。但美國實用主義的教育思想和體系很難被中國社會全盤接受。只實行十年，學分制便被廢除，回到班級制；綜合中學被普通中學、職業中學和中等師範『三足鼎立』的體製取代。
當然民國教育的總體規模與四九年之後無法相比。
1949之後可分為四個時期：
1949-1966：
那一階段教育發展很快，大、中、小學遍地開花。高等教育學習蘇聯，舊有的學校變動很大，同時新建了一大批高校。教育不再為社會上層所獨享，而是面向全民。由於小學生人數急劇增多，一時無法建設足夠的校舍，很多小學實行二部制，即上午一撥學生，下午另一撥學生，教學質量也未受影響。
基礎教育框架是延續民國時期的。學製為初小五年，高小兩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依然『三足鼎立』，不但培養了大量普通中學畢業生，而且技校、中專和中等師範學校分別培養出相當數目的技工、技術員和小學教師，滿足了當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直至1959年，中國一邊倒，高等教育全面引進蘇聯的體系。這一下都學進去了，融進了我們自己的文化。為什麽呢？除卻意識形態的一致，也許更根本的，是蘇聯體制強調學科的理論性，學生學習的系統完整性的特點，以及對教師學生的嚴格管理，均與中國文化一拍即合。
我1953年入小學，1965年高中畢業。雖然我讀的中學是最好的，但小學極為普通。中學老師非常強，小學老師也不差。他們都是民國和五十年代培養出來的，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培育下一代。他/她們通過精闢的授課，認認真真地批改作業，系統而提綱攜領地複習總結等各個教學環節，使學生切實掌握知識。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開發了分析思維能力，獲得了科學文化素養。我的同學中，不論小學、中學還是日後升入的北京大學，都有很多出身勞動階層的同學，受到了同樣好的教育。
尊師重教，濃厚的師生情誼當為一種獨特的中華文化現象罷。回國時總要和同學們相邀著去看望老師。現在他/她們很多不在世了，我們也已是年屆七旬的老人。
當時的教育，德、智、體全面發展不是空話（政治洗腦另當別論），學生負擔也不重。考大學時，高考複習只有兩、三個月。我們很少開夜車，更沒有補習一說。現在的中學安排一至兩個學年進行高考複習，大大壓縮了正規授課，學生寶貴的青春時光被白白消耗；教育部早該明令禁止的。
缺點當然也是有的，即管得過死，難以自由發揮；獨立思考和動手能力較差；等等。不過我們每學期都有兩周勞動，多是去農村。對城市學生了解農村、了解底層生活很有必要，也是很好的鍛煉。
儘管政治運動接二連三，學業教育並未受到很大影響。只有大躍進時，大學里搞極左，學生與教師一起編寫教材等。我所在的小學在操場上建了兩座小高爐，時間不長；記得之後我還被派到相應的展覽上作解說。讀初中時，正值三年大飢荒，北京市民的糧食配給雖然也低，但不到飢荒的程度，中小學教育得以正常運作。
中蘇交惡之後，教育界搞了『去蘇聯化』，但喊喊口號而已，沒有大的觸動。
高中三年，國家從困難中緩過來，而且一度發展得非常之好。 然而，大權旁落的毛澤東不甘心，又搞起了階級鬥爭。農村搞四清，學校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雷鋒，大樹特樹毛澤東絕對權威。青年學生的思想愈來愈左傾，愈來愈極端；人群開始被撕裂，直至發展成為文革。但即使如此，學業教育依然照常進行。
中小學十二年系統、完整、嚴格的教育，為我，也為許許多多的同代人奠定了人生基礎。
1966-1976：
十年文革，天下大亂。過去十七年的教育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專政』。我所在中學的校長在文革中第一個被自己的學生打死。我的初中英文老師、高中政治老師、歷史老師都自殺了。因為學生不肯學習，高三數學老師人一下子急癱了，從此拐杖不能離身。
我於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七零年畢業分配到河北農村。勞動兩年之後在農村中學執教。七四年轉到工廠工作。
文革初期，普通中學癱瘓了，職業教育更被全部摧毀。高考被取消，上大學靠推薦。我所在農村的支部副書記，一個只讀過幾年書的女青年，成了北大的工農兵學員。
勞動期間，我曾在村裡的小學教數學，並破天荒地開起了英文課，教材當然自編自印。到農村中學之後，我教的是數學和物理。文革期間的農村中學，一班六十多個學生；大樹鋸成板當課桌；學生一個緊挨一個坐著，考試必須分A、B卷。儘管條件十分艱苦，但不乏優秀好學的學生。
五十年代後半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一代人受文革影響很大。其中一些人後來自學英文等專業，考取大學，成為專門人才。但理科自學成才的則比較少。
1976-1989：
四人幫垮台後胡趙新政的十年，是四九年後最好的一段歷史時期。人心很順，朝氣蓬勃，對國家的發展滿懷希望。不但經濟，科學教育和文學藝術也迎來了另一個春天。77年恢復高考，基礎教育很快走上了正軌。社會上瀰漫著濃厚的讀書風氣，人們都想著『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
不過職業教育至今未能恢復文革前的水平，令人遺憾。
另外，學生負擔過重的現象在這一階段開始產生，當然程度比現在遠為遜色。這一方面緣於高考競爭大為激烈，同時由於數量激增，教師質量不如文革之前。當時我的孩子讀清華附小，我還跑到學校要求老師減少家庭作業。
這一時期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了碩士，八一年到北方交大教書，曾擔任理論力學教研室副主任。學生都是高考錄取的，教育很正規，儘管有些學生漏洞不少。還記得上習題課時如何想方設法糾正學生的錯誤概念，一步一步教他們解題方法。也教了一些坦尚尼亞留學生，但程度很差。因為是國際任務，好歹得讓他們過關；心裡非常糾結，覺得砸了我們自己的牌子。
有感於國內教學方法灌輸有餘而啟發不足，我寫了論文若干。其中一篇題為『認識論與教學法』，發表於《北方交通大學學報》。我主張教學遵從認識規律，從個別的、具體的現象與問題著手，引導學生探索規律，實行『引路式的教學』，開發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1986年出國。
1989-現在：
二十六年前長安街上橫衝直撞的坦克，碾碎的不止是青年學生的軀體，也是中國人對國家前途的憧憬與希望。
沒有了信仰，沒有了追求，中國社會一年年腐敗、變質；教育又怎能繞得開？功利傾向愈來愈嚴重，課業負擔變本加厲，農村和其他社會底層孩子的讀書機會日益減少，很多學校和教育機構被腐敗分子把持，不擇手段地為個人謀取私利。這一切受到社會上上下下的激烈批評。
然而，在所有這些表象的背後，我們必須看到：中國今天的教育是從昨天走過來的。教育體制沒有變，內容沒有變，教師隊伍也沒有大的改變。就像一個水果，表皮爛了，但果核還在。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后的中西交流使中國得以吸收西方教育的優點，也為中國教育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如選修課的引入，教學方法和手段開始多樣化，乃至高考自主招生等。
僅以小學數學教材為例。儘管尚有不如人意之處，然而總體來看，國內教材選用了多種多樣的實例，讓學生產生對數字和四則運算的直覺，從而能夠牢牢地掌握知識，非常適合小孩子學習。比我們當年的教材更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豐富多彩。看得出不少地方吸取了國外的養分。但總的思路是中國式的，是反覆改進和錘鍊的結果。
今天，國家經濟建設和海外留學從業的一線主力大都是文革后培養的。他們的知識結構比較全面合理，文化素養也不錯。他/她們是幸運兒。極端功利的應試教育影響最甚的是九十年代后入學的年輕人，包括現在就讀的學生。不過與文革中被耽誤的一代不同，這些學生還是學到了知識的。
三. 中國基礎教育總體評價
綜上所述，將中國基礎教育放在一百年的時間尺度下來衡量，重點看過去的六十五年，我以為它的定位是：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學科教育為主線，系統嚴格規範，將大多數青少年培養成有較高知識文化的人材，為經濟建設和社會服務。
結果基本上是成功的。當今中國高速發展所依賴的，正是幾十年來培養的人材。不但如此，改革開放后的三十餘年，中國還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輸送了大批科技力量，在世界範圍的科技與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作用。
筆者認為中國教育具有下列優勢和經驗，值得西方借鑒：
第一，著眼於社會整體文化水準的提高，而非少數精英。精英成材可以靠自身與家庭，普通人的成材卻必須倚賴學校，倚賴公立教育。中國將幾代人培養成對社會有用之人；為科技與經濟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雄厚人力資源。這在當今世界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中國在學業教育的三大方面都抓得很嚴，而且一抓到底：教學大綱的制定與教材的編寫，及其實施與考核；教師培養、資格標準及教學監管；學生的班級制和嚴格管理；從而為學業教育質量提供了切實保障。
所謂精英，除智商高外，自律能力必不可少。很多精英可以自學成才。然而普通人做不到，不但孩子，成人也難。所以，大多數人的教育，嚴格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一個『嚴』字，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的特色。
當然，如何既『嚴格』又『靈活』，也是擺在中國教育面前的課題。
第三. 理科乃中國教育強項。掌握理科的知識與技能，教學不但要嚴格，且須系統、完整；學生在學習時必須全力以赴。零敲碎打、東拼西湊、潛移默化的做法對文科可能奏效，尤其是語言學科；但對理科而言，全無效果。故從小學數學開始，中國理科教學的一整套做法：大綱與教材，課堂教學與課後作業、以及複習考核，對其他國家均有借鑒價值。
中國理科教育亦有缺陷。第一，課堂教學灌輸多，啟發不夠，因而探索性、批判性思維的開發訓練較少。第二，教學方式單一，不夠多樣化，尤其欠缺西方廣泛採用的學生自主課題研究的模式。第三，重理論，對實際應用重視不夠，實驗動手太少。這種種弊端造成中國學生『創新能力差』的短板。
但一般人們對中國教育的詬病，『死記硬背』、『考試能力強，思維能力弱』等等均帶有偏見，不符合實際情況，貶低了中國理科教育。實際上，通過系統嚴格的學習，中國學生獲得的不僅是知識，還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科學素養；而且總體來看，其他國家的學生無法相比。數理化奧林匹克競賽和PISA等國際評估中，中國學生取得優異成績，所依賴和展示的正是這種能力和素養。『死記硬背』是萬萬做不到的。『死記硬背』是素質較差的教師和學生的通病，而不是中國教育的特徵。
若中國學生果真能力低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怎會想方設法從中國招收大量研究生，來充實本國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的教學科研隊伍呢？
實際上，中國教育中死記硬背的主要是政治、歷史等文科課程。理科學習，學生基本上能夠理解，死記硬背的現象並不普遍。反而西方的理科教學，由於教師講得不透徹，學生基礎又差，弄不懂為什麽，不得不死記硬背。但西方文科教學頗有精彩之處，如小小的學生就開始討論環境、犯罪之類的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總的來說，中國教育體系的弊端是教育制度的過度模式化與強制性，學生個性發展空間的欠缺，特別是缺少頂尖人才、偏才和怪才成長需要的自由環境和施展空間。因此，儘管培養了大量初、中、高級人才；但比較雷同，個性不足，批判思維與創新能力不足，難以產生尖端人才和大師級人物。
還需指出，四九年後中國教育功利性較強，欠缺人文精神；教育過度行政化，而非教育家辦教育，等等；也是中國教育的重大問題。向西方汲取營養的同時，繼承民國傳統將為中國教育帶來生機。
至於當下讓中國人逃離的極端功利化的應試教育，學生過分沉重的學業負擔，等等，很多是伴隨社會變質而產生的；也可以隨著社會風氣的扭轉而改變。

(未完待續）

作者：
加拿大博雅教育學會會長   沈乾若 博士  
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學碩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數學博士
中國大陸和加拿大數十年大、中學教學及辦學經驗
2015年1月
sharonqshen@gmail.com

感謝：本文融入了博雅教育學會理事高建新博士和袁勇博士的意見，謹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