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前夫唐納的未解之謎 與葉永烈先生商榷

江青前夫唐納的未解之謎 與葉永烈先生商榷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江青前夫唐納生前對涉及他本人私生活的流言是極為反感的。他曾給好友、老報人夏其言去信寫道：「只有小報記者才會把我年輕時那很短的一段私生活緊抓不放，不過是證明他們的卑鄙，下流，黃色，肉麻而已。若是你要去一一聲明，更正，抗議，那你就別想再過安靜的日子，而且更幫助了他們起宣傳和廣告的作用。」本文原載2014年4月10日《羊城晚報》，作者賀越明，原題為《有關唐納往事的未解之謎——兼與葉永烈先生商榷》。
　　

　　青年時代的唐納
　　5年前偶然看到《南方周末》刊出一張照片，是葉劍英接見唐納，由羅青長等人作陪，使我起意追溯唐納作為革命者並成為中共特殊戰線一員的往事。此後，拙文《唐納：神秘的身份之謎》（以下簡稱「拙文」）在廣州《同舟共進》雜誌2012年10月號刊出，被海內外不少報刊和網站轉載，說明這位傳奇人物的多彩人生和神秘身份廣受關注。過往人們知悉的唐納，只是一位演員、影評家和報人，加上與江青有過一段分分合合的短暫婚史，埋下了些許緋聞的基因，大多數人都想不到他竟是一位堅定的革命者。
　　一年後，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又在該刊發表了《唐納的真實身份》一文（編者註：該文後於2013年11月9日刊發於《羊城晚報·博聞周刊》B1版），以他多年前採訪所得，證實了拙文的判斷並給予唐納新的歷史定位。此文也引起了我對有關唐納史實中的未解之謎繼續探究，並與葉永烈先生商榷的興趣。
　　一、何時轉型為中共黨員地下特工？
　　葉永烈先生的大作（以下簡稱「葉文」）中提到，拙文 「對於江青的前夫唐納的政治身份——是不是中共黨員、何時加入中共，進行了認真的考證」。拙文主旨在於確證唐納乃中共特殊戰線上的一員，而考訂其中共黨員的身份自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比如，拙文提到老報人徐鑄成曾親口告知，唐納與潘漢年、張建良（華克之）關係密切，在潘領導下工作；引用吳大琨的回憶文章證實，唐納1948年底離港赴美系受潘漢年派遣，似是「對海外情報工作設點布網的一步棋」。所以，拙文末對那張照片的解讀是：「只要稍加思索就會想到，若僅僅是個在法國開餐館的老華僑，闊別多年回國，怎麼可能獲得葉劍英這樣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的接見，且由國家情報安全機構主管而非僑務部門官員陪見。唐納 1978年底在北京獲得如此規格的禮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經擁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我還得出結論：「有一點應可確定：唐納曾是一名共產黨員，並且是特殊戰線上的一員。」對於揭示唐納罕為人知的神秘身份，上述這些話，已經表述得足夠明白了。
　　事實上，唐納是中共黨員，在我早就不是秘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念中學時，就聽大人們私底下閑聊，講江青早年是電影演員，藝名「藍蘋」，有過一位名叫唐納的前夫。有位世交老伯還明確說過：「唐納是地下黨員。」這位蔣姓老伯早年曾加入中共，是抗戰演劇一隊成員，與唐納關係密切，解放初期擔任《解放日報》社總務科長，與時任經理的夏其言為莫逆之交。 1988年春，唐納前同事、《文匯報》老報人任嘉堯赴法國巴黎，與唐兩度會面敘談后受託為其帶回兩封信，一給夏其言，另一便是給這位蔣姓老友。唐納在京、滬兩地文化界友朋不少，其政治面目在小圈子內實非秘密，談不上有「考證」的必要。至於向一般讀者介紹其政治身份，則有必要引征資料詳盡說明。
　　唐納的神秘身份被揭示后，仍有一些未知領域值得繼續注意。也就是說，圍繞著他的身份及其一生事功，還有若干意涵重要的謎團待解。
　　據唐納好友、老報人夏其言回憶，他是在唐納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但他加入中共與唐納沒有關係，他們分屬黨內不同系統。據《文匯報史略》（文匯出版社，1988年9月版）記載，唐納約在1946年5月獲邀出任《文匯報》總編輯，而非葉文中所說的「副總編輯」。他后在香港《文匯報》也是擔任總編輯一職（50年代以前，滬、港兩地《文匯報》均採用總主筆負責制，總編輯地位略低，也未設副總編輯職位）。同年冬，夏其言進入該報當記者，他和副總主筆陳虞孫屬於中共上海文委系統，兩人在報館內佯裝不熟，在外面卻幾乎天天碰面，還有唐守愚、丁景唐和溫崇實等人，負責編輯中共地下刊物《文萃》周刊，后又根據形勢需要創辦《評論報》。唐納與夏其言份屬好友，在報館內也被視為一派，但黨內各有所屬。
　　拙文中寫到唐納是中共黨員之事，是由與唐兩度共事的徐鑄成在上世紀80年代初撰寫的《報海舊聞》「最先揭櫫」。按照徐鑄成的說法，唐納應是潘漢年系統的成員，但起自何時何地，頗堪細究。潘漢年是紅色特工的卓越領導人之一，最初是上海的文學團體「創造社」成員，加入中共后積極從事左翼文化活動，為中央文委首任書記，並由文化界始而逐漸領導左翼各界團體。他從 1931年起參加中央特科以後，長期負責第一線的情報、統戰工作，先後任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等要職，在日佔區、國統區以及香港設點布線，獲取了不少具有戰略價值的情報。特殊的經歷和豐富的人脈，使潘漢年能夠將公開的統戰、文化工作與秘密的情報、保衛工作有機結合，並互補。
　　曾在上海參與左翼影劇活動的唐納，可能較早結識了潘漢年，並根據他的指示和安排，也從單純的文化人轉型為文化、統戰、情報的「三合一」幹才，在不同情況下根據需要發揮不同的作用。這個角色轉換或工作擴展，似在他進入上海《文匯報》之前，但具體究竟在哪一年，則是一個未解之謎。
　　二、在法國是否借開餐館繼續情報工作？
　　可以肯定，與在「紅色聖地」延安的黨、政、軍情報保衛部門受過專門培訓的人員有所不同，唐納不是從參加革命或加入中共時起就從事特殊工作的，也不是專職的情報人員。在日佔區和國統區的中共地下黨，有不少像他這樣後來轉型的特工。從另一方面看，唐納常年在都市生活，有機會周旋於達官貴人之間，又能同洋人打交道。這樣的見識和素質，是在革命根據地無法培訓出來的，也是一般地下黨員所不具備的。也因此，唐納成為解放前夕派赴海外的最佳人選之一。考訂這一事實，不僅關係到唐納的人生定位，還涉及他當年由港赴美的真正原因。
　　在香港《文匯報》與唐納共事過的老報人都知道，他赴美的理由是任該報社駐美國或聯合國記者，大家也知曉他當時的女友陳潤瓊已去美國。同時，又將他不回解放在即的內地歸因為躲避前妻。拙文則依據吳大琨的回憶對此提出不同的判斷，認為他此舉是「公私兼顧」。
　　拙文寫到唐納當年受潘漢年派遣遠赴美國時有所分析： 「確實，無論英文水平、社會經驗還是交際能力，唐納都是派往海外最恰當的人選。況且，他還有與已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的戀人陳潤瓊相聚的理由，而陳父又是前國民政府高級外交官。這種家庭背景以及可能產生的人際關係，對在海外立足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這是依據常理的判斷，但我認為不宜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論，否則很容易偏離事實的軌道。
　　但關於唐納在國外的情況，葉文有更大膽的推斷：
　　應當說，唐納在法國巴黎開設天橋飯店，而飯店乃名流匯聚之處，而唐納又有老丈人的國民黨招牌做掩護，不論是職業或者身份，都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最佳選項，誰都不會懷疑唐納是「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頂多拿他與藍蘋的往事「尋開心」而已。
　　照此說法，唐納在巴黎開餐館是從事情報工作，並有「老丈人的國民黨招牌做掩護」。比較而言，拙文提到陳父是前國民政府高級外交官時所說「這種家庭背景以及可能產生的人際關係」，論斷相對保守，並不視之為非常正面的因素。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陳潤瓊之父陳籙雖在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外務部政務司司長，1918年5月任外交部次長，1920年2月任駐法國全權公使，1928年7月任滿回國后一度當律師，復於1934年任政府外交顧問，但他1938年竟然參加了南京的汪偽「維新政府」並出任「外交部部長」，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漢奸，並在翌年2月19日被國民黨軍統特工處死。試想，這個老丈人還能背上「國民黨招牌」，被唐納用來「做掩護」嗎？就此來看，唐納開餐館從事情報工作之說並無多少事實依據，只是葉永烈先生的臆測。所以，唐納在巴黎有無藉助天橋飯店這個「名流匯聚之處」搞情報，也是一個未解之謎。
　　三、1978年回國是「又入黨」還是恢復黨籍？
　　能否解答上述問題，對於準確書寫唐納這位已故傳奇人物的經歷，很有必要。而且，這些問題一環緊扣一環，中間少了一環，就無法解讀相關的事實，只能任其成為懸疑。
　　例如，葉文中說到，唐納1978年冬從巴黎來到北京， 「唐納回國，『接待單位』便是中共中央調查部，他在法國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但後面緊接著又說：「由於夏其言是唐納要求回國時要見的摯友，所以『中調部』通過上海《解放日報》黨委事先約見夏其言。『中調部』的幹部還輕輕地告訴夏其言，『唐納又入黨了！』這個『又』字，表示唐納過去是中共黨員，中間曾經脫黨，如今『又入黨了』！」
　　這段敘述中出現了明顯的矛盾：唐納去國前後達二十年，其間國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1955年4月3日潘漢年蒙冤被捕，牽連到許多人，包括與唐納關係密切的張建良也很快身陷囹圄。在如此重大的變故下，唐納「在法國的秘密身份」是否仍然保持呢？假如潘漢年在建國初期就把這個重要工作關係轉給了中央調查部，而唐納得以不受任何影響繼續從事情報工作的話，按照情報傳遞必有上線和終端的行規，等於他與國內有關部門還長期保持聯繫，即屬於情況特殊的特別黨員，照理不存在「中間曾經脫黨」的可能，那還需要回國時「又入黨」嗎？
　　反過來說，假設唐納在法國早與國內失去了工作聯繫，只是一名普通的餐館老闆，恐怕也沒有多少可能在此時「又入黨」。而且，按照黨章規定，自行脫黨的人重新入黨后黨齡從新入黨之日算起，以前的黨籍不能計算，三十年代中期入黨的唐納對此是否能夠接受？再說，也很難有人證明他在國外的經歷並擔當介紹人。故此，對夏其言轉述的中調部幹部所說的「唐納又入黨了」這句話，也很值得斟酌。即便唐納向有關部門要求確認其黨籍和黨齡，更大的可能也是辦理正式的恢復黨籍手續，「又入黨」的說法會不會是口語表述又經轉述的不準確所致呢？
　　四、在何種場合與陳潤瓊相識相戀？
　　葉文中提到唐納與陳潤瓊相識的經過，說是1947年8 月唐納參加記者會時與她結識，這也是毫無可能的。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記者麥少楣、主筆張若達和助理編輯李碧依先後被捕，報社的中共地下黨員及其他進步記者、編輯很快躲藏起來，有的去了解放區，有的去了外地。唐納則去蘇州老家暫避，不久即遠遁香港。同年8月里，他已經沒有了報社職務，又處在危險之中，怎麼還可能拋頭露面，出現在記者會的大庭廣眾間呢？在這個問題上，《馬季良（唐納）文集》一書在《馬季良生平事略》中有介紹：「1946年馬季良在《時事新報》工作時，在一次記者協會的活動中第一次見到陳潤瓊女士，即一見傾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文中雖然沒有具體的時間點，比較含糊，但該書系由陳潤瓊親自編選而成，在這個問題上料不會有差錯。
　　葉永烈先生為強調早已說過唐納是中共黨員，在文中寫道：「我還在論及江青是一個左翼文化工作者時，曾提及，江青先後嫁過的四個丈夫，都是中共黨員。」可是，他之前撰著的《江青傳》中記述江青與這四位男性的關係是明確的，既俞啟威（黃敬）是江的男友，章泯是與江同居的有婦之夫，與她真有婚姻關係而可稱之為丈夫的只有兩位，不知現在何以又說成「江青先後嫁過的四個丈夫」？曾經同居的戀人，除非經法院依據某些證據判定是事實婚姻，否則只能視為未婚同居的關係。在沒有發現諸如結婚證書、婚慶廣告或喜筵記載等新事證的情況下，隨意改變和定義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是否妥當？須知所涉及者均非等閑之輩，對於可能給讀者以至後代帶去結論性影響的歷史敘述，焉能如此草率？
　　葉永烈先生的大作發表后，也被廣泛轉載，進一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於拙文而言，更有一種「拋磚引玉」的意外之得，不勝榮幸。不過，鑒於上述珠玉之中尚存在某些瑕疵，與研究尚不深入的唐納其人其事有關，故有必要在此指出並予以辨正，以免以訛傳訛，誤導讀者。
　　值得一提的是，唐納生前對涉及他本人私生活的流言是極為反感的。據夏其言在《唐納與我》一文中說：
　　就在收到此信之前不久，中國大陸某家刊物又發了一篇涉及三十年代唐、藍婚事的文字，後來他在法國看到了，當時已在病中頭暈目眩，喘咳終日，「執筆頗感困難」，但仍於7月31日給我來信說：「不知是否我於二十餘年來看過諸如此類的文章太多了，並沒有引起很大的驚奇。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讓他亂抄亂襲去吧，我是不屑一理……這種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作家我也見得多了，沒有對他們重視的必要。」……「只有小報記者才會把我年輕時那很短的一段私生活緊抓不放，不過是證明他們的卑鄙，下流，黃色，肉麻而已。若是你要去一一聲明，更正，抗議，那你就別想再過安靜的日子，而且更幫助了他們起宣傳和廣告的作用。」
　　這番話，真是發人深省。至今唐納已作古二十多年，我們知曉了他作為特殊戰線上的一位革命者的身份且有待深入研究之餘，更無必要也不應當複述早年他與藍蘋短暫婚姻里的夫妻勃谿之事，因為那類瑣屑只能成為八卦談資，無助於從根本上了解歷史真相和認知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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