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良：中國人說話的聲音為什麼特別大？

去過歐美國家的中國人回國后，經常反饋回來一個信息：在外國，在公共場合里，我們中國人講話的聲音特別大而刺耳，而這在西方的經常表現出非常安靜的公共場合，形成了很顯明的對照。在自己的國家裡的公共場合雖然講話的聲音也很大，非常嘈雜刺耳，但是國人怕是早習以為常了，所以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去了外國，這種特點才似乎被放置在一個差異非常大的背景上，被特別地凸顯出來了。但是一個問題，也就特別需要解答：為什麼偏偏是我們中國人在公共場合里講話的聲音大得刺耳呢？是我們中國人的耳朵的功能不全嗎？聽力弱嗎？顯然不是。我們並不要那麼大的聲音才聽得清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這樣大的聲音。民族的習慣後面，其實是有原因的。但是，這個原因究竟是什麼，長期以卻是久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讀完了美國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的《我們怎樣思維》(杜威著，姜文閔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才恍然大悟。

杜威說，一個民族，如果其科學理性思維缺乏的時候，就只有靠經驗思維來判斷了。而常常靠經驗思維的民族，也就是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除了「只會一味引證古老的定律或一大堆混雜的沒有經仔細審查的事實，而把探索和懷疑置諸腦後」外，就只會「不可避免地誇大過去的影響」了(162頁)，也就是說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總有一種十分頑固的迷古情緒是毫無疑問的了。但是，這還不夠，杜威還說：「一般經驗大體上受到各種偶發事件的直接力量和強度的控制。凡是強烈的光亮，突然發生的事情，巨大的響聲，都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並得到顯著的評價。凡是暗淡的、微弱的和連續發生的事物則被人們忽視，或被認為是無關緊要。」(166頁)，而對於具有科學思維的民族來說卻剛好相反：「思維要求這種直接即時的刺激服從於長遠的要求。微弱、細小的事物可能比強烈和龐大的事物更重要。」(166頁)中國人說話聲音，尤其在公共場合講話的聲音特別大，應該在杜威的這段論述里可以找到答案。

因為在一個不懂科學邏輯理性的民族，如果要得到人們的認同與好評，特別是要引人注目，大聲叫喊就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聽話的人，不會從你的話語里找到邏輯的力量與科學的理性之光，他們只會注意一個人或者一個事物的外表特徵。只會注意這個東西的發出的聲音有多麼洪亮與滔滔不絕，有沒有排山倒海之氣。而很少有人能夠認真分析一下這些話是有沒有道理，是不是經得起推敲的，是不是真的。這就迫使人們在講話時，要特別地提高嗓門，以引起人們的關注。而在一個有著發達理性的民族，說話常常是輕言細語的，即使是總統面對全國人民發表公開演講，也是輕言細語的。因為他相信，他的話語的力量不在於聲音的大小與語氣的氣勢磅礴，而在於理念的先進鐵的事實與強大的邏輯力量表現出來的說服力。他們的話語的力量是內在的，是蘊含其中的。但是，我們卻常常要靠了氣勢洶洶或者氣勢磅礴，以排山倒海之勢，才可以取得人們的好評，得到人們的認同。他們不是靠了理性的力量與邏輯論證來說服人，而是靠了情緒的渲染，富有激情的煽情及過於誇張的表演來博得聽眾的喝彩。這裡面的道理，你只要看看農村裡的潑婦罵街的本事，就知道了。她們從來不會比講道理，而是比聲音洪大，比語氣激烈，比罵出話語的頻率與罵人的狠毒。誰在這些方面贏了，誰就是最後的贏家。呵呵，有意思。中國人致勝的法寶。

據說，當年英國人到全世界去開發殖民地。當一向受過紳士教育，有著紳士風度的英國殖民者們來到一片片荒蠻之地，面對那些沒有開化的土著居民的時候，也被迫放棄了紳士風度式的講話方式，而改成了野蠻粗野的，聲音洪亮刺耳的講話方式。因為，在這裡有邏輯和理性的輕言細語根本派不上用場，只有大聲地吼叫，聲嘶力竭地吆喝才能夠讓那些土著居民服從甚至崇拜。英國人塞爾本勛爵在1924年的演說詞就是說靠嗓音大而成功的典型：「對於清晰思維之光榮的無能是我們民族的突出標誌之一。它是我們的諸多巨大困難的原因，可也是我們的某些成功的秘訣。如果你們說黑人一旦接觸白人，他的教育就開始了，只要你們說得足夠頻繁、足夠響亮、足夠清楚，那些瞧不起你們的傳教事業的人終究會了解的。」（［英］L.S.斯泰賓.有效思維［M］.呂叔湘,李廣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


想起中國人歷史上的偉人們，不也是靠了這樣的辦法贏得大家的尊敬與愛戴嗎？在一個未開化或者半開化的民族，講科學思維，用科學的道理來說服大家，無疑有點對牛彈琴的味道。對於一頭牛，其龐大的軀體與鋒利的角，面對一個只有五、六歲的小孩子卻毫無用處。因為小孩子只要不停地對它大聲地吆喝，用力地鞭打，然後再喂它一把青草，它就對你感激涕零，服服帖帖了。

這也是一個缺乏科學思維的民族的悲哀。杜威向我們提倡的科學思維的重要性的意義或許就在這裡吧。沒有這樣的科學思維，民主的社會離我們還遠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