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媒體揭鄧小平的真正死因 卓琳曝光實情（組圖）

　　

　　1997年2月，也即舊曆丁丑年正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來源：人民網)圖為鄧小平同江澤民握手。

　　1997 年2月，也即舊曆丁丑年正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自從1994年春節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就像那個總是高喊「狼來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裡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適又灑脫。這一次沒有誰說什麼，可是「狼」真的來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黨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時間也長，治了十幾年呢，」吳蔚然說，「到後來，越來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發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里去洗臉刷牙，然後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上喝一杯茶，開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雞蛋。

　　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里——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里。這裡有一個辦公桌，但他不喜歡坐在那裡，通常是坐在一個單人沙發上批閱文件或者翻看報紙。

　　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

　　他喜歡散步，對他來說，那是鍛煉，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說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貶、離群索居在南昌郊區那個小院子時養成的習慣，那條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裡踩出來的。現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這麼一條小路。每天上午10點鐘，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貼身工作人員王士斌精心丈量過這個院子，說它長50米，寬40米，繞院子一圈是188米。

　　

　
　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匆匆趕回京城。在三○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棟小樓的頂層，一條汽車匝道從地面一直延伸上來。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圖為鄧小平和江澤民合影。

　　還說，「中國的許多重大決策，是他在那條小路上邊散步邊思考出來的」。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24 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布，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禮是在天上舉行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浪漫情懷。卓琳跟在骨灰盒後面，只等艙門開啟，便一把骨灰，一把鮮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鮮花，紛紛撒向藍天，讓它們隨風飄去，落在海中。毛澤東的後人把他留在天安門廣場上，讓後人世世瞻仰;鄧小平卻讓自己葬身大海，從此杳無蹤跡。在我們的記憶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來，和他同在一個境界中。圖為1990年2月，鄧小平、江澤民、李鵬、萬里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他的車子經過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長安街，經過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的新華門，經過熙熙攘攘的西單路口、復興門和軍事博物館，一路向西駛去。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

　　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李鵬去了遼寧，李瑞環去了海南，喬石去了江蘇和上海，朱鎔基去了重慶，胡錦濤也按照計劃出訪南美三國。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那時候老百姓談論的事情大體就是這些，可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真正在醫院裡的不是什麼「遭車禍身受重傷的處長」，而是一代偉人鄧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對北方人來說，這意味著吉祥和豐年。可是在三○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一棟小樓的頂層，一條汽車匝道從地面一直延伸上來。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裡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

　　

　　他從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得有這樣的表情露出來。黃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或者跟醫生護士述說怎麼難受，有時候還會發脾氣。他的親人坐在沙發上，意識到大勢已去，全都呆若木雞。整座樓一片寂靜，就像是死神已經降臨。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託」：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2月7日晚21：08，鄧小平逝世。圖為鄧小平在江澤民的陪同下和眾人合影留念。

　　「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笑了：「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裡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直到五年以後，黃還能記得那個瞬間：「不知道我形容得準確不準確，就是被表揚以後不好意思的那種感覺。」

　　他從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得有這樣的表情露出來。黃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或者跟醫生護士述說怎麼難受，有時候還會發脾氣。可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

　　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入膏肓，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麼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黃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布，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禮是在天上舉行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浪漫情懷。卓琳跟在骨灰盒後面，只等艙門開啟，便一把骨灰，一把鮮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鮮花，紛紛撒向藍天，讓它們隨風飄去，落在海中。毛澤東的後人把他留在天安門廣場上，讓後人世世瞻仰;鄧小平卻讓自己葬身大海，從此杳無蹤跡。在我們的記憶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來，和他同在一個境界中。圖為 1990年2月，鄧小平、江澤民、李鵬、萬里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

　

　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里守著，一呼即來。他的親人坐在沙發上，意識到大勢已去，全都呆若木雞。整座樓一片寂靜，就像是死神已經降臨。警衛秘書張寶忠想起應該互道「新年快樂」，就把大家聚到一塊兒。眾人舉起酒杯，說不出一句話，唯有淚千行。

　　「希望咱們醫務界，在新的一年裡能創造奇迹。」張在心裡這樣說。

　　可惜沒有奇迹。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經衰竭，只能藉助機器來喘息。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麼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

　　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託」：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現在，她心裡明白這是最後的告別了，只是非到別人說出來，她是不願意讓這種可怕的想法在腦子裡面成形的。

　　當時她只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麼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鬥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時是21：08。當晚京城晴空萬里，皓月當空。

　　

　　「左派」這個稱謂和它的實際含義，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為在他們那裡，「左派」都是堅持最激進的政治主張的一幫人，「右派」則趨向於保守主義。在中國，過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漸漸反過來，「左派」成了堅持舊制度、反對變革的代名詞。圖為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布，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從五棵松到八寶山殯儀館，有2500米。筆直的一條大道，連個彎也沒有。

　　1949 年共產黨佔領這座城市之後便拓寬了這條路，普通的百姓老愛說它是「黃泉路」，可是黨的高級領導人喜歡說這是「去和馬克思做伴的路」。從那以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到這條路上，最早是任弼時，然後是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然後是胡耀邦和陳雲，而這時，鄧小平也在這條路上，漸行漸遠。

　　可是沒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為一談。毛澤東去世時，一種壓倒一切的恐懼感瀰漫在全中國。那時候中國人心裡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他領導了那麼久，現在誰來領導我們呢?」可現在，中國人還會有那種恐懼升起的感覺嗎?老百姓似乎挺平靜，沒有震動，沒有抽泣，沒有眼淚，也沒有那麼多想入非非。「他走了，總會有人來的。」一個出租汽車司機這樣說著，打開收音機，裡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頌歌：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禮是在天上舉行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浪漫情懷。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飛機孤寂地盤旋，機艙里滿是鮮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著已經化做灰燼的偉人。他的親屬、生前好友、黨的高級官員守護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後面，只等艙門開啟，便一把骨灰，一把鮮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鮮花，紛紛撒向藍天，讓它們隨風飄去，落在海中。毛澤東的後人把他留在天安門廣場上，讓後人世世瞻仰;鄧小平卻讓自己葬身大海，從此杳無蹤跡。在我們的記憶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來，和他同在一個境界中。

　　飛機載著生者緩緩著陸，卓琳走下來，步履遲緩，身上一襲黑色喪服是特別製作的，這證明她對這天的儀式萬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簡單的幾個字就把圍著她的記者打發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

　　

　　《中流》一向以扞衛馬克思主義為己任。這是一個挺莊嚴的理想，只是出版多年，影響不大，這一次因為有了這些文章，像「理論綱領」、「詛咒」、「誣衊」之類的用詞格外尖銳，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讓人不免頓生疑竇：莫非鄧小平屍骨未寒，意識形態的爭鬥就捲土重來?令人不安的跡象越來越多。圖為江澤民(右一)。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許要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澤民為他的恩師致悼詞的時候，他們未在當場，只不過坐在遙遠的地方，緊盯電視機屏幕，豎耳聆聽，一下子就聽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政治風波。黨和政府在鄧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同時毫不猶豫地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採取安撫政策，緩和某些劍拔弩張的社會情緒，是符合當時現實的。對中南海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但是這段話還是成為當時最富有刺激性的話題之一。

　　有人說，「左派」是今日我們國家中最團結、最頑強的一個政治團體，這是有一點道理的。沒有證據表明這些人正在為鄧小平的去世額手稱慶，但是卻有足夠的事實證明，只要鄧小平還在人世，他們就沒有機會反敗為勝。他們是被鄧小平指斥為「理論家」、「政治家」的一群人。過去這些都是尊稱，很榮耀，自從鄧小平1992年說了那些話，這稱謂中就加了貶義，黯然失色。這些人本來都是異軍突起的，青雲直上，忽然間形勢大變，仕途無望，只好改換門庭，紛紛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納他們的地方。

　　老實說，出現這種局面，實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論家」們不爭氣。那一段時間，不少曾經最活躍也最出名的人，陸陸續續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擔任」的通知。某人離開中央宣傳部，某人離開了人民日報社，某人離開了國務院研究室，就連那個大人物也好長時間不出來號召大家「尋找毛澤東」了。

　　然而這些人並沒有絕望。在公開場合銷聲匿跡之後，他們實際上生活得都挺不錯，沒有散夥，也沒有像「右派」們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屢屢遭遇的那樣，被下放到遙遠的鄉下或者邊塞。想當初他們批判政治對手的時候，從來不會有絲毫憐憫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現在看到自己雖然落在下風，卻還能夠安居樂業，就不禁在心裡竊笑。他們在京城的某個地方待下來，養精蓄銳，搜集著「1992年以來」(這是他們後來公開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別愛使用的時間短語)危害國家安全的種種異端邪說和危險傾向。

　　

　　1995年5月下旬，江澤民視察東北三省並且發表了一個講話。公開的報道說，江澤民此行為期12天，「詳細了解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發展情況和遇到的各種問題」。其講話的主旨，可以用12個字來概括：堅定信心，正視困難，鍥而不捨。從大局上說，我們國家的改革的確進入了一個關鍵時刻。國有企業的「攻堅戰」，實際上是在檢驗中國人有沒有開闢新路的信心和膽量。膽子大些，就有可能到達 「柳暗花明」的境界;膽小，就難免儘是「山窮水盡」的感嘆。圖為江澤民。

　　中國有個寓言，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說的是失意者不要沮喪，得志者也不要張狂。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給他們以鼓勵。不錯，他們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權力，但這正好可以讓他們什麼也不幹，專門盯著那些幹事的人。他們眼光天生敏銳，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險為夷的豐富經驗。過去五年裡，他們就這樣卧薪嘗膽，苦苦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就如同一個優秀企業家總是能夠在市場天地里找到制勝的先機一樣。

　　「左派」這個稱謂和它的實際含義，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為在他們那裡，「左派」都是堅持最激進的政治主張的一幫人，「右派」則趨向於保守主義。在中國，過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漸漸反過來，「左派」成了堅持舊制度、反對變革的代名詞。

　　1992 年以後，擁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們跟政府攜手合作的時候，「左」的人們卻保持了距離。現在，世間已無鄧小平，潛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輪紛爭。公開的行動是由一個名叫馮寶興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詞鋒犀利地質問《與總書記談心》「是一本什麼樣的書?」這本書是半年前出版的，數以萬計看到它的人，都發現它的書名和它遭遇的「質問」一樣給人懸念，因為它給人的感覺是作者同江澤民總書記有過一番面對面的交談。而實際上，作者只是在憑藉江澤民的公開講話來闡明自己的觀點。

　　出版者冠以「談心」之名，也許想讓總書記的思想看上去親切可人，也許是在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讀者，當然也有可能具有商業方面的企圖，所以如果有人說它名不副實甚至嘩眾取寵，都不算過分。不過，馮寶興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說此書「提出了一個不以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為必要條件的『新社會主義觀』」，是一個與黨中央決議「相對立的理論綱領」。中國人多少年來習慣於把對思想的批判轉向對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馮寶興放過了書的作者，而將攻擊矛頭轉向序作者。「此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領導同志作『序』」，馮寫道。

　　他不能理解，「對這樣一部包含有與黨的一貫主張相對立的書，為什麼會受到這位領導同志如此之高的讚揚」。這話口氣還算委婉，也沒指名道姓，但顯然是在暗示，這個作序的人有可能是這一「理論綱領」的幕後策劃者。讀者看到這裡，不免吃驚，因為那人的姓名在書上寫得清清楚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

　　此人身材不高，鋒芒畢露，喜歡滔滔不絕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既批評「左派」，又批評「右派」，善於在黨的理論中摻進自己的主張，同時也信奉「我不贊成你，但我扞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這類純粹自由主義的主張。自從保守主義的「理論家」在1992年以後銷聲匿跡，他就成了北京意識形態舞台上一個挺活躍的人物，身邊圍著不少思想活躍、政治主張激烈的年輕人。現在半路殺出一個馮寶興，讓不少人都在猜測劉吉是否犯了錯誤。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政治錯誤」。

　　然而有「政治錯誤」的人還不止一個。在這同一期雜誌上，就把張賢亮和劉吉並列了。張在8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的歲月里是個挺有名氣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畫了專政下「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難，可是就像我們在前邊提到的，總是有爭議，現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劉貽清在《中流》上撰文說，張賢亮在詛咒黨中央。這在中國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證據確鑿，張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監，甚至和他筆下那些悲慘人物有著同樣下場。

tmd都傻了還不退位，非要死了拉倒，這是明擺著要國家民族為其陪葬的行為。

死有餘辜，遺臭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