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句什麼話使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推遲？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一樣，毛澤東無疑是「解放」鄧小平的最終決策者。1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區被「下放」 三年之久的鄧小平，再次親筆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也向黨中央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澤東就該信批示周恩來，指出，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4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

　　當然，在毛澤東這些決定性的批語之前，還冠有「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一句，這便是毛澤東作批示達7個月之久，鄧小平才姍姍「始出」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治局認真討論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鄧小平同志的問題。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由國務院分配他擔任適當工作。

　　《決定》還要求，各級黨組織要認真學習毛主席有關正確對待犯錯誤幹部的一系列指示，對犯錯誤的同志實事求是地做出結論，進一步落實黨的幹部政策。……

　　中央這個《決定》，對於進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無疑是起了示範和推動作用，應當說，在當時「左」的思想指導下，這才是鄧小平此番復出的「實質」所在。此時，真正能夠洞悉並把握這個「實質」的，便是與鄧小平關係甚篤的周恩來。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周恩來在鄧小平問題上一直謹言慎行，幾乎沒有講過什麼話，即使是那種應付場面的「違心」的話。這說明，周恩來對鄧小平是胸中有數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開的一次小型會議上，周恩來與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談起毛澤東的「接班人」時，曾亳不遲疑地舉出鄧小平的名字，認為鄧可以接替毛來「掌舵」。這倒不是毛澤東總在眾人，包括外國人面前誇耀鄧小平的才幹，而的的確確是因為周恩來對鄧小平太了解了。

　　如果說，毛澤東是由於1931年中央蘇區發生的「鄧、毛、謝、古事件」才真正認識、了解的鄧小平，那麼，周恩來則要比毛澤東又提前了大約10年。

　　1980年8月，鄧小平在同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談話中，曾無限深情地追念起他與周恩來的不同尋常的交往。他說：

　　「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經歷過無數磨難的鄧小平，是極少用這種感情色彩很濃重的語言來表達對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許，周恩來是唯一的例外。正是這種戰友之情，兄弟之情，把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緊緊聯繫在一起，患難相依，生死與共。

　　1969年秋，黨的「九大」開過不久，黨中央對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統一「戰備疏散」的安排。其中，決定將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讓鄧在有限的範圍內半勞動、半休息。

　　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羽翼豐滿、權力炙手可熱的1970年秋天，周恩來竟直呼還戴著「黨內第二號走資派」帽子的鄧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見鄧在周心目中所佔有的位置。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隨著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荒漠里的一聲猛烈爆炸，歷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徹底覆亡。「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全力輔助毛澤東，保護毛澤東，並抓住時機，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為經歷了5年多劫難的黨和國家的「創傷」做一些「癒合」工作，千方百計地為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廣大老幹部，創造「解放」和重新工作的條件。

　　1972年1月10日，陳毅追悼大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由於毛澤東親臨追悼大會，使得這次追悼會的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其本身的含義。在與陳毅親屬的談話中，毛澤東連聲稱陳毅「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他還指著在座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說道，要是林彪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也提到了鄧小平，說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顯然，毛澤東是將鄧小平劃出了自己的「對立面」。

　　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的「定性」，正是周恩來期待已久的一個信號。周恩來深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勢必會帶動一大批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此時，他多麼希望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於是，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早日「復出」廣造輿論。與此同時，周恩來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將毛澤東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地一個會議的代表時，當著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確提到鄧小平的問題。指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周恩來親自修改、審定的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在當時是有很強的針對性的。然而，就在這時，一向令人難以捉摸的中國政治風向突然又發生了逆轉。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深入發展的時期，並且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是，從7月下旬起，當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一一文教、科技界之後，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幹擾。

　　對於江青一夥來說，凡是不利於「文化大革命」名聲的事情，都必然堅決反對，其中，不僅包括批判極「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幹部，特別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復出」。

　　隨著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起伏，在解決鄧小平的問題上，雖然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但遲遲不見「下文」。周恩來原本打算先樹起鄧小平這一最大的「標桿」，以明確政策，「解放」一大片，而當批判極「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這一「難點」后，他不得不走先易后難之路，選擇薄弱環節進行突破，繼而打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