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繼續前行的唯一選擇（圖）

　　中美關係與過去35年已大不相同，曾經成功指引或規範中美關係發展的既有框架已難以完全適應新時期兩國關係的發展。如何迎接這一新變局？未來中美關係發展之路該怎樣走？

　　

　　
   回顧歷史，中國改革開放與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可謂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從時間節點上看，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正式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會後十餘天，1979年1月1日，中美對外正式宣布建交；四周后，鄧小平歷史性訪美。

　　歷史的演進將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中美關係的正常化聯繫起來絕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內在邏輯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沒有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就沒有中國全方位的改革開放；而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面啟動，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也難以順利展開。這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今天，站在下一個35年的新起點，中美關係呈現出四個新特點：

　　首先，兩國實力對比出現重大變化。「9·11」以來，美國深陷兩場戰爭、一場危機，經濟低迷、社會動蕩、政治極化相互影響，軟硬實力遭到重創，過半美國人認為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而中國抓住「戰略機遇期」，一心一意謀發展，綜合國力發生重大飛躍。

　　其次，亞太地區愈益成為兩國競合博弈的「戰略場」。美國的「亞太再平衡」不是一次簡單的戰術性「再平衡」，而是一次兼顧歷史與現實、涉及內政與外交、連接軍事安全與政治經濟的戰略重心東移。雖然並非全部沖著中國而來，但其力量布局、戰略投入及各種造勢，對中國已經構成軍事、外交、經濟、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戰。

　　再次，兩國戰略基礎出現重大變化，舊有基礎鬆動，新的基礎待建。本世紀頭十年中美關係得以順暢發展的「雙引擎」——經貿合作與反恐合作，同時出現鬆動。一方面，美國的全球戰略從反恐轉嚮應對新興大國；另一方面，中美雙方同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美經貿關係傳統意義上的互補性在減弱，競爭性在增強。

　　最後，兩國決策環境出現重大變化，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脆弱性明顯增大。中美關係越來越被所謂「第三方因素」所干擾，近些年中美之間的地緣戰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家。這是中美關係超越雙邊而越來越具有全球性意義的新特徵所決定的，在以往兩國關係史上並不多見。

　　上述四大變化加在一起，表明中美關係與過去35年已大不相同，曾經成功指引或規範中美關係發展的既有框架（大體包括三個聯合公報和三個聯合聲明）已難以完全適應新時期兩國關係的發展。如何迎接這一新變局？未來中美關係發展之路該怎樣走？

　　第一，兩國需努力發展好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其說是一張現成的路線圖，不如說是一個目標、一種願景，是用以規範兩國關係新階段發展方向的一種精神原則。它要求兩國在任何時候都「不為一事所惑，不為一言所擾」，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一時的感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培養一種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仍能持續的行為模式的能力。」

　　第二，兩國戰略界、理論界、學術界應群策群力，加強合作，為新型大國關係這座大廈提供理論支撐，增添豐富內涵。現有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對此顯然缺乏足夠的解析力，而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尚在形塑過程中，這其實為從理論上探討新型大國關係提供了絕好的契機。

　　第三，需要兩國用具體的實踐去檢驗和修正，從而實現從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的良性循環。2014年11月奧巴馬訪華期間兩國簽署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就是解放思想、以實際行動踐行新型大國關係的有益嘗試。

　　第四，兩國需更加主動地塑造內外環境，為「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掃清不必要的障礙。從內部看，中美兩國應將如何互學互鑒儘快提上日程，從而使中美關係為各自的國內發展服務。從外部看，如何擺脫冷戰思維的干擾，用合作共贏的精神和開放包容的姿態構建新型合作框架，是未來值得大力嘗試的外交方向。

　　最後，兩國需加深理解彼此的發展道路和歷史文化。奧巴馬總統在APEC期間的 「瀛台會」時表示，經過深入交談，「進一步加深了我對中國的情況以及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執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國人民為何珍惜國家統一和穩定」。這種認識，對於未來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實在難能可貴。加深兩國執政者與民眾之間的相互理解，是一項必須堅持不懈的工作。

　　較之過去35年，新時期的中美關係更複雜也更脆弱，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中美關係繼續前行的唯一選擇，舍此別無他途。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構建，將再次創造中美關係又一個35年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