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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道德敗壞的歷史真實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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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ylove 發表於 2014-12-18 04:31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絕望中自殺。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國荃攻陷,太平軍根本失敗。太平軍為何失敗?我們只須將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現給讀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人。其父洪鏡揚,是官祿及鄰近諸村的保正,家裡「薄有田產」,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在當地是好的。洪仁坤有兩個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讀書求功名的,在家裡有受寵而優越的地位。他7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4虛歲考為童生。此後連續4次,一共經歷17年,未能進學,也就是沒考上生員(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開造反期間,不止一次「做館」當私塾師,教小孩識字和文化基礎知識,這是當時相當多老童生所從事的不固定職業。一般說來,收入比普通農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當時有3個廣西人說他「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為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貲」。如果是事實,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與馮雲山「出遊天下」之後所為。經常賭博,雖不光彩,但算不了什麼大問題。組織他人為商戶護送煙土、洋貨,以獲得「抽頭」,作為活動經費,也並非絕無可能。當洪仁坤成了氣候,自己及極少數同夥決不會說起這些不光榮的經歷,拜上帝會和太平軍中就不會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辭》沒有說洪秀全造反前干過些什麼,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並非只當塾師,只是不願說罷了。所以,這3個廣西人提供的材料,後來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這個一向自視極高並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擊很大。回到家裡,隨即大病一場,「死去七日」(一說兩日)還魂后,「俱講天話」。對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們照他自己和馮雲山、洪仁所說的,做了許多文章。我認為,有幾點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內心在極其複雜的煎熬中掙扎,三是強烈刺激造成的輕度精神病變,四是清醒夾雜狂想、夢幻的心理活動,五是考慮如何利用迷信造反。這樣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後,性格自然會有明顯變化,但並沒有成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葯而,生活也毋需別人呵護。

1842年,他第四次應考,一起落榜的書友(一說又是表弟)馮雲山出於對考試的極端不滿,又從星相術角度看出洪仁坤「多異相」、「有王者風」,極力鼓動他為首造反。馮的勸說,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夢幻,於是斷了科舉仕進的念頭。洪仁坤決心造反之後,就說什麼上帝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全,時或稱洪秀全」。從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為洪秀全。這改名是很費一番心思的,秀全拆開,是「禾(吾)乃人王」。簡括地說,進不了學——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決定性原因,造反是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實現「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還能夠「手握乾坤殺伐權」,殺盡所痛恨、憎惡的人。當然不止是造反、報復,更重要的是佔有和享受:佔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間萬寶歸我有的了」。這些早期直言不諱的言志,說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為教主的拜上帝會的創立,其主要思想理論來源是梁阿發編寫的通俗佈道書《勸世良言》。它並沒有全面、系統地介紹基督教教義,而又不時援引中國傳統觀點來印證《聖經》。不過,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學知識,諸如,天父全能,耶穌救贖,獨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樂,地獄永苦,等等,卻被洪秀全及馮雲山借用而且不斷發酵。從後來天王府前的不倫不類的世界地圖,可見洪秀全此時對西方、世界仍然幾乎一無所知。他「向西方尋找(的)真理」,就是《勸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學知識。以此為基礎,不斷按他的需要揚棄和注入一些內容,來創立以他為教主的拜上帝會。從製造迷信開始,進而逐步加緊控制信從者,接著就發動造反,奪取政權,建立地上的「天國」。從這一過程看來,洪秀全所創造的拜上帝會類似於一個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揚救世主下凡,統治全國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頭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過,大多沒有或沒來得及以奪取政權、統治全國全世界作為直接內容來宣傳。洪秀全則十分明確地將這一點作為核心內容。他宣稱,「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歸我了,世間萬寶皆歸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萬國獨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論與造反做官論相結合。為什麼要救世主呢?因為世界末日到了。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論調。1850年5月,他將末日論具體化,說他得到上帝啟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將遣大災降世,凡信仰堅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將有瘟疫,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信的人則「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到1851年永安突圍時,則進一步大開支票、封官許願,凡踴躍作戰的,「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少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師化,要求軍民無保留地信從。洪秀全從宣傳什麼上帝賜他寶劍、印綬這一套開始,繼而在玉璽上自稱「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紅日,要求跟從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楊秀清、蕭朝貴從他的迷信宣傳得到啟發,先後創造了十足巫師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兩人死後,洪秀全沒了制約,更隨心所欲大講特講「天話」,甚至說「有天不有人」。還經常將他傳達「天意」的歪詩,寫在鵝黃緞上,張旗放炮掛出來。此類行徑,是不斷自我造神,以加強對太平軍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對參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過迷信宣傳對會徒進行精神控制之外,還有一整套條規、措施,進行人身、家庭、財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會者「賤售家產」,將「田產房屋變賣,易為現款,交給公庫」,賣不掉的舊房屋則放火燒掉。於是,一人參加就要全家參加,互為人質,沒有退路,都成為過河卒子。不久之後,每佔領一地,就以鳴鑼集中「講道理」的辦法,將活著而又沒有逃跑的百姓,不論願不願意,悉數收編為太平軍,也就是實行徹底的裹脅。收編之後,凡是財產沒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銀子五兩以上的,「即是邪心,即為妖魔,其罪極大」;超過21日背不出天條,兩次無故不聽「講道理」的,都是嚴重違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無條件服從,不願做馴服工具的,發牢騷說怪話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裡開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違反天條、命令的,叫做「變妖」,對以上種種罪名的處治,都是斬首。其它許多天條、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檢點、指揮以上官轎不跪道旁,聚會喧囂,私議軍事,聚集飲酒,剪髮剃鬍刮面……都是「斬首不留」。對於「反叛通妖」的,更是處以「點天燈」、「五馬分屍」極刑。全面而嚴厲的控制,使人成為沒有家庭財物,沒有思想感情,沒有人身自由,更沒有人的尊嚴的工具。

第五,將大量婦女作為個人的性工具。洪秀全還未公開造反時,就有妻妾多人。到了佔領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進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為他獻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開之際,蒙得恩還在天京13道城門口為洪秀全選美女。甚至乾脆明文規定,「所有少婦美女俱備天王選用」。到太平軍敗亡時,天王有妻妾88人(一說108人)。宮中有橫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幹什麼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乾脆一概編號;而且寫了幾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詩》叫她們背誦,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縱慾的性工具。從而,洪秀全將皇帝和邪教主對婦女的佔有發展到極致。

洪秀全道德敗壞的歷史真實面目

《天朝田畝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軍佔領南京,原來那些主要為鼓動造反,宣傳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條規不夠用了,於是頒布了由洪秀全撰寫或主持寫成的《天朝田畝制度》。20世紀讚美它的專家,總是在「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這26個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稱之為「偉大的反封建綱領」。其實呢,且不說它根本沒有實行,單從這個文件全文來看,那26個字不過是些門面話。實際內容綜合起來,就是要將佔領區農村改造成兵、農、教合一的社會。以洪氏的歪理來統一思想,以太平軍的小頭目做領導,讓農民成為戰時打仗、平時勞動的工具。農民除了連口糧都不夠的「接新谷」外,其它收穫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讓「功勛等臣,世食天祿」。這是對底層百姓勞動成果的剝奪。

同時,太平軍明確規定「舊時一切歪例盡除」,破除一切社會風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須在軍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這一套的灌輸,徹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鞏固洪氏的寶塔式統治和剝奪。

這裡,還要談談被專家作為金字招牌的《資政新篇》。這是洪仁1859年所作。他為「聊托恩蔭,以終天年」,來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內,乘三級火箭似的升為干王、軍師、搖身而成第二把手。這引起太平軍中有功將領的強烈不滿,有的故意「具稟請教用兵之法」,將他一軍。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能裝聾作啞。洪秀全也亟盼他趕緊露一手,以平物議,以服諸將。於是,他寫了這篇一萬多字的奏章。洪仁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紹外國情況,特別讚揚英、美,對法、德、俄、日等國有所描述;並借鑒外國,提出關於經濟、政治、社會的建議28條。雖然,《資政新篇》在介紹外國情況這一點上,遠不如林則徐請人翻譯編輯的《四洲志》全面準確,亦遠不如魏源在此書基礎上編成的《海國圖志》豐富充實,時間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從明確提出建議這個角度看,仍應給予較高評價。

然而,正如前面所說,這並不是洪秀全主動「向西方尋找真理」的產物,而是出於壓服諸將領的現實需要。從書中羅列一些外國人名字,稱「與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說明這一點。洪秀全看過後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為洪仁樹立威信,並表示自己善於擢拔能人之英明。還有一個深層原因是,奏章開頭及貫串全文的「權歸於一」、「強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權,以及防止各地將領叛亂的辦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儘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幾處作眉批明確表示不同意外,也僅僅將這個「以廣聖聞」的奏章批准印發給將官做參閱資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內的高級將領都對《資政新篇》不屑一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頒布《天朝田畝制度》,以這個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將作為參閱資料的《資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們不能因《資政新篇》具有進步內容,就給洪秀全獻上動聽的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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