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革為何拿彭德懷開刀（圖）？

　　毛澤東將《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翻案聯繫在一起，就政治鬥爭而言是極為深辣有力的一筆。只有將《海瑞罷官》與黨內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罷官》，也才能真正將矛頭指向站在《海瑞罷官》後面的黨內當權人物，才能實現大的突破。

　

　

　　

  　文化大革命發動過程的政治分析

　　（1965年－1966年6月）

　　政治的力量同軍事的力量一樣，並不是一個靜止的常數。政治及軍事力量的大小，還在於對其力量的使用藝術。不同的棋手，在看來勢均力敵的陣勢中，卻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敵制勝的局面來。

　　一　抓住《海瑞罷官》這個突破口

　　面對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毛澤東已經感到，這並非一件很容易解決的事情。現實的發展也使他認識到，久拖不決的局面必須打破。全部信息都告訴他，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正在日復一日、按部就班的操作中越來越穩固地佔據各部門的權力。這種跡象在1963年－1964年這兩年中，越來越明顯。

　　作為一個純熟的政治家，他勢必感到了這些問題絕非以往按部就班的中央會議、政治局會議所能解決的。只在會議鬥爭的舞台上，他不可能將劉少奇及其所代表的黨的一批上層領導幹部搞掉，更不可能將劉少奇這條路線在各省、市、地、縣的代表人物搞掉。政治鬥爭有各種各樣的程序，當按部就班的程序不能解決問題時，就必然要尋找別樣的程序。

　　毛澤東從來都是以領袖的身份出髮指導全黨。共產黨的一切活動方式對他而言都是合法的程序。只要這些程序可能被他的巨手調動，他就會想方設法地調動。他深知，政治的力量同軍事的力量一樣，並不是一個靜止的常數。政治及軍事力量的大小，本身還在於對力量的使用藝術。不同的棋手，在看來勢均力敵的陣勢中，卻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敵制勝的局面來。

　　在政治局面對面的會議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必須超出這個範圍才能得到。當毛澤東有關政治思想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黨得不到真正有力的貫徹執行時，他知道，需要對黨本身做一個除舊布新的大手術。

　　為此，他必須使鬥爭儘可能地公開化，儘可能地全黨化、全國化和社會化。在這裡，有幾個力量是他可能憑藉的。

　　首先，是他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個人威望。正像他對斯諾講的，這種個人崇拜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憑藉。在社會公開的輿論中，沒有任何人敢於舉起討伐他的旗幟，而他，卻可以舉起討伐任何人的旗幟。

　　其次，他的社會主義理想的路線在中國民眾中有著廣泛的基礎。正像其後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所描繪的圖畫一樣，他知道自己的社會主義藍圖必定會在中國大多數民眾中得到熱烈的響應。

　　再其次，他深知自己在意識形態方面所佔有的優勢。多年的宣傳教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將階級鬥爭的綱領灌輸到民眾的頭腦之中。他永遠注意民眾的大多數，他也相信民眾的大多數會站在他的旗幟之下。

　　所以，黨內鬥爭一旦公開化，民眾的力量就會形成巨大的聲勢。以此聲勢為底盤托起的黨內鬥爭，一定會形成對他有利得多的格局。

　　他當下處心積慮的是，尋找突破口。

　　對於這場政治革命如何搞，他目前還只有一個朦朧的概念。重點是明確的，應該將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掉，應該在全國開展一場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而，更多的內容卻不是一下子都能設計好的。

　　毛澤東從來是一位注重實踐的政治家，他的社會主義或許是空想的，然而在具體的政治鬥爭中，他一貫依靠行動開闢道路。不需要想好了再做，而要在做的過程中逐步想好。

　　正當他多方面抓題目、作文章時，真正的突破口出現了。

　　這就是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吳晗原本是一位研究明史的史學家，之所以寫出《海瑞罷官》，最初可能還和毛澤東本人有關。1959年，面對黨內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共產風、浮誇風，毛澤東也曾發出過某種程度的批評。毛澤東曾經講道，有很多假話、大話、空話其實是上面壓下來的。他鼓勵人們敢講真話。他說，應當提倡魏徵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講真話。

　　當然，這些講話都發生在廬山會議之前。當沒有彭德懷這樣的人物站出來以「為民請命」的姿態反對他時，毛澤東倒有足夠的胸懷。領袖的權威在沒有受到威脅時，領袖恰恰能夠顯出寬容。

　　毛澤東的這一講話自然得到了響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很快便在有關會議上講到要寫海瑞。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作為史學家的吳晗緊跟潮流，寫出了《海瑞罵皇帝》一文，並於1959年6月16日刊登發表。

　　隨後，他又寫了《論海瑞》一文。這篇文章的完成，已是廬山會議（1959年7月－8月）結束之時，為了在政治上避嫌，劃清界限，經胡喬木等人審改之後，該文於9月2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時，特別增加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論述。這無非表明：彭德懷不是海瑞，海瑞不是彭德懷。

　　接下來，應京劇界藝術家的要求，吳晗又寫就了《海瑞罷官》的劇本。京劇《海瑞罷官》在1961年初由北京京劇團公演。

　　到了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對全國農村的階級鬥爭形勢無疑做出了很大的扭轉。七千人大會前後的種種「資本主義」傾向開始被有力地批判，階級鬥爭這根弦已經在中國的政治上空繃緊。

　　在這種形勢下，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文學藝術領域展開了批判「資產階級」的活動。她先是找到中宣部四位正副部長，企圖開展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但是沒有成功。

　　今天看來，毛澤東及江青最初選擇《海瑞罷官》作為批判對象時，大概還沒有把它視為後來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發端，但是，至少是把它列為一個比較重要的對象。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跳出來，頗有點以海瑞自居的情狀。特別是其後不久，彭德懷又以洋洋八萬言上書為自己翻案，更頗有海瑞的架勢。在他們眼裡，《海瑞罷官》在廬山會議后不久便浮出地平線，絕非偶然。

　　毛澤東是一位對意識形態鬥爭極為敏感的領袖。他「深知」可以用小說和戲劇實行反黨活動。他大概從一開始就把《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的翻案活動聯繫在了一起。他歷來相信，一切意識形態的動向都有其社會背景和政治根源。

　　1964年6月5日－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這無疑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發放了一張紅色通行證。她加緊活動，動員曾經批判過俞平伯的李希凡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依然沒有成功。

　　同期，也就是1964年9月，毛澤東指示把三十九個文學藝術資料發到縣一級，其中包括《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作為進行批判的準備。這是毛澤東推動思想政治領域內大革命的又一個步驟。

　　然而，這個步驟又被當時的中宣部及有關部門淡化，當然也就沒有真正推動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在這一系列運作中，毛澤東除了越來越深切地感到黨的許多權力已經不在他手中以外，更加感到需要依靠江青這樣的衝鋒陷陣者。

　　僅就這個時期毛澤東的政治鬥爭的全局而言，沒有江青及江青在其後聯絡的一批意識形態鬥爭的「殺手」，就沒有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巨大的政治鬥爭需要給了江青這樣一批人在歷史舞台上嶄露頭角和迅速崛起的機會。

　　1965年初，江青跑到意識形態領域內正刮著「左」風的上海，在市長柯慶施的支持下，與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完成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有效策劃。文章決定由當時上海《解放》雜誌編委姚文元撰寫。這就是那篇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著名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這篇九易其稿、於同年8月份第十稿方才定稿的文章曾經不止一次送交毛澤東審閱。可以說，這篇文章是在毛澤東親自支持和關注下，由江青、張春橋及姚文元聯手炮製出來的。

　　毛澤東以其巨大的政治敏銳性知道，這是政治上的一枚重型炸彈。當他手中握有這張王牌后，他在整個政治思想領域的革命中就有了更加含威不露的力量。

　　　1965年9月－10月，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這些話已經非常尖銳地道出了他在隨後開展的鬥爭中所要打擊的主要方向。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明確提出要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吳晗進行批判。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曾當面問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吳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的回答顯然是有很大保留的：「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

　　彭真並不清楚毛澤東問話中的深意，更不清楚毛澤東已經做好了準備，而毛澤東則通過對方的回答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彭真在這個問題上的頑固立場。面對毛澤東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的問話，彭真居然還敢做那樣保留性很大的回答，其性質是不言而喻的。

　　在這之後的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廳、局長會議上講到「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講到「錯誤人人皆有，大小性質不同」。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成為彭真的罪狀之一。

　　其實，這不過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內很多權力部門對待毛澤東思想政治領域內開展階級鬥爭指示的慣例。毛澤東的一系列批判資產階級的指示之所以沒有形成聲勢浩大的高潮，就在於當時黨的一線工作確實被劉少奇、彭真這樣一些務實主義者所把持。這也正是毛澤東不得不下最大的決心發動最大規模的鬥爭的原因。

　　11月，中國政治舞台上同時發生了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它後來成為全軍工作的指導方針，也表明林彪進一步穩步地擴大著他的政治影響，給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以實際權力上的支持。

　　另一件事，就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於11月10日在《文匯報》全文發表。

　　對突破口的攻擊正式開始。

　　毛澤東當即指示全國報刊予以轉載。但在長達兩周的時間內，各報刊舉步不前。毛澤東又指示出小冊子，北京市面對上海新華書店發往全國的征訂單，又遲遲不做反應。這一切不過反映了在彭真以及各地彭真式人物的把持下，全黨的權力結構對毛澤東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指示表現出了巨大的消極抵制。

　　然而，既然已經抓住了突破口，既然已經發起了攻擊，毛澤東絕不會有片刻猶豫。他畢竟掌握著最高權力。他畢竟抓住了一個看來能夠做成文章的好題目，並且已經做成了文章。相隔兩周半之後，黨的權力機器經過一個相當遲緩的旋轉之後，毛澤東的指示終於被執行了。

　　11 月29日《北京日報》、《解放軍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與此同期，全國各主要報刊都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對姚文元文章的大規模轉載無疑在全國形成了一定的輿論聲勢。即使廣大民眾還沒有意識到這裡的階級鬥爭信號，但思想界、政治界和知識界卻多少意識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事情可能發生。

　　在轉載文章的過程中，由於彭真們把持著權力，依然對轉載這一行為做了別樣的淡化與抵消。《北京日報》溫和的轉載按語是彭真親自加的。在彭真的布置下，《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在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同時，還刊登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化名向陽生）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寫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些文章悖離了毛澤東的政治鬥爭大方向，把對海瑞的批判引入了對「道德繼承」、「讓步政策」、「清官」、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等純學術的討論之中。

　　當然，這種消極抵制除了最終使彭真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犧牲品以外，並不可能堵住已被突破的突破口。

　　同年12月8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刊登了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該文在批判胡適的過程中，對翦伯贊、吳晗的歷史觀展開了批判。這個批判雖未點名，但批判的火力更為猛烈。

　　毛澤東於12月21日在杭州與陳伯達談話時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文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將《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翻案聯繫在一起，就政治鬥爭而言是極為深辣有力的一筆。只有將《海瑞罷官》與黨內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罷官》，也才能真正將矛頭指向站在《海瑞罷官》後面的黨內當權人物，才能實現大的突破。

　　隨後的幾天，當彭真聽到毛澤東的這個意思之後，不服氣地解釋「我們經過調查，沒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關係」時，除了加速他本人政治權力更快地消失而外，已經沒有任何澄清事實的意義。當毛澤東說，吳晗和彭德懷有關係時，彭真卻說，吳晗和彭德懷沒有關係。在這裡，毛澤東以其巨大的政治權威、意識形態領域組織有效的攻擊以及隨後的一系列政治步驟，給《海瑞罷官》定了性。

　　一旦定性，就是一個意義極其重大的政治鬥爭成果。

　　當黨內絕大多數上層領導人物（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在內）還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嚴重性時，毛澤東已然從這第一步成果中突破了他最終需要突破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