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去世前與外國記者的一段秘密對話

　　60年代以後，大概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界限，毛澤東談論死亡的話題比先前多了起來。對這個問題,他是早都看開了的。其實，關於死亡的話題，毛澤東在50年代後期，就經常提到了。

　　1958年3月13日，在武漢會見美國的斯特朗、杜波依斯時，得知杜波依斯已經91歲了，特別感慨他還如此靈活，說到自己：雖然我感到自己上了年齡，但依然有精力和體力，每年還可以游游長江。還開玩笑說：你已經91歲了，在另外一個91歲，你將會遇到馬克思，也許我會先你而去，那時，我會高興地把你推薦給馬克思。

　　1958年他還在黨的大會上公開講死亡，說承認辯證法，不贊成死亡不好。死了人也叫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還活著，在我們會場上，問他多少歲，說2500歲。這就很不好。他還告訴工作人員，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還說，自己死了，你要穿鮮艷的花衣服來參加慶祝會，就說：「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

　　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時，毛澤東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難對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顧慮。」所謂有同志有顧慮，是一位元帥在發言時講道：毛主席還健在，你就這樣，毛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了你。在林彪講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時，毛澤東又插話說：「66歲了，隨時準備打交道，準備後事。」

　　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給身邊的工作人員寫了封信，讓他們到河南信陽專區去調查。末了，特別附上一句：「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為。」

　　1961年9月，在武漢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毛澤東明確向外賓談到了自己的死。儘管是半開玩笑，卻也不是信口開河：我設想過，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種，被開槍打死，翻車，游泳淹死，讓細菌鑽死，從飛機上掉下來。

　　這些說法，不外三類：政治謀害，意外事故，生病。

　　據吳旭君回憶，1963年12月羅榮桓元帥去世后，毛澤東曾和她談過自己的死：「在戰爭中我有好幾次都要死了，可我還是沒有死。人們都說我命大，可我不信。」

　　1964年在軍隊幹部會議上，他又說到了自己的死。

　　三番五次，這些表白，說得何等坦然，灑脫。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前期之前，毛澤東雖然已經六、七十歲，由於他特別健康的體魄和過人的精力，雖然屢屢說了死亡話題，但更多的是表達一種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生死觀，未必有什麼現實的針對性，所以語調總是那樣的輕鬆、幽默和自信。

　　可到「文革」前夕，情況有了些變化。毛澤東談論這個話題，卻有些沉重起來，多少同中國的現實和未來有了聯繫，至少人們特別注意起這種聯繫了。

　　毛澤東的身體狀況，那時已然是國內外關注的大事，也是個敏感的話題。

　　1965年1月9日，在和來訪的老朋友斯諾談話時，斯諾問他中美之間改善關係有沒有希望，接著，兩人開始了如下對話。

　　毛澤東：我看有希望，不過需要時間。也許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也許你們有希望。按照辯證法，生命總是有限的。

　　斯諾：我看主席的身體很健康。

　　毛澤東：我準備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麼辦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有打到我。

　　斯諾：在延安時?

　　毛澤東：好多次。在長征路上也有一次，過了大渡河，遇上飛機轟炸，把我的衛士炸死，這次血倒沒有濺到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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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諾：現在中國條件不同了，下一代將怎樣?

　　毛澤東：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誰知道下一代幹些什麼事，無非是幾種可能：一是把革命繼續發展；一是否定革命，幹壞事，跟帝國主義講和，把蔣介石接到大陸上來，……你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希望出現反革命。將來的事由將來的人決定。從長遠來看，將來的人要比我們聰明。

　　斯諾在他的報道中說，毛澤東講到這裡的時候，頭深深地往後仰過去，眼睛半開半合，彷彿沉湎到他自己的內心世界里去了。那是個別人難以體會的世界，不知多大，不知多深，不知多玄妙。他或許把自己放到了整個人類的歷史長河中來定位了，於是，說出讓斯諾驚訝的話來：從現在起1000年之後，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

　　斯諾把毛澤東談論自己死亡的內容，也公開發表了。到1970年他重來中國的時候，斯諾說：「有幾個朋友向我指出，那些話，特別是關於見上帝的話，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毛澤東早死的人。」

　　傳這個話的人，不知是被授意的，還是自作主張。如果說毛澤東在1965年就覺得有人希望他早死，由此說自己就要去上帝來迷惑，那也太玄乎了，也把毛澤東看得太世故春秋了。

　　不錯，「文革」發動前後，毛澤東的身體始終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但對毛澤東自己的內心感受來說，他想得更多的，是對身後中國命運的憂慮，但他又無能為力地嘆惜，更由此體會到無論如何「偉大英明」的一生，都無法超越生死規律。

　　於是，在和斯諾談話20天後，毛澤東在給青年時代的朋友周世釗的信中，是那樣直率地感嘆：

　　我已經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這兩個問號，傳達出多少心事啊!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歲月里，他似乎體會到個人意志和政治鬥爭所能達到的界限。1972年接見尼克松時，後者說他讀了毛的詩詞和講話后，知道毛澤東是一個思想深刻的哲學家，並認為毛澤東的作品「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絕不是敷衍地回答：「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1973年11月，澳大利亞總理威特蘭來訪時，很想知道毛澤東對中國未來的組織結構的看法。毛澤東謝絕了這個未來的話題，而引向自己的生命，說：周恩來和我都看不到中國革命結束了。

　　毛澤東強烈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進入70年代以後，他多次談起自己要去見馬克思見上帝了：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上帝請我喝酒。

　　這是1975年4月18日對來訪的金日成說的話。雖機趣如昔，但一代偉人從未有過的悲涼畢竟溢於言表。

　　這年5月16日早上，女醫生小李來到躺卧在病床上的毛澤東身旁。說了幾句話，毛澤東便說：「上帝也許要發請帖請我去，你要不來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見你了。」小李臨走時，毛澤東送給她兩句話：「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又解釋：後面一句，「就是我此時此刻的心情!」

　　須知，九年前的這天，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為標誌，「文革」烈火正式點燃。那時，毛澤東豪邁揮就了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面對美人遲暮的襲擊，毛澤東有自己的承受方式和表達方式。

　　他找人來替他讀書，說古論今，自覺不自覺地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敞開那並不隨意打開的心扉，流露出一些真情，一種「如之何，如之何」的生命感受。

　　在鄧小平大刀闊斧搞整頓的1975年那個夏天，毛澤東讓蘆荻給他讀王粲的《登樓賦》。王粲這篇賦寫於他建安十三年歸附曹操之前，當時在荊州避難，一無建樹。本想登樓望景以解憂愁，勾起的卻是長年流離，歸鄉無路，報國無門的濃愁深悲。全文風格，沉鬱悲涼。毛澤東聽后評價說：這篇賦好，作者抒發了他擁護統一和願為統一事業作貢獻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在分析這后一方面的思想感情時，毛澤東接著發揮說：人對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鄉，過去的朋侶，感情總是很深的，很難忘記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憶、懷念這些。如此千載幽幽的情思，在毛澤東凱歌行進的時候，是較少流露的。但是在病魔纏身的遲暮之年，卻直率地談文縱情，評人論己了。因為王粲寫《登樓賦》時，才30歲左右，自然說不上「到老年更容易回憶……」。

　　這年，他又讓人給他念庾信的《枯樹賦》。開始，他靜靜地聽著，面部沒有任何錶情。猛然間，他聲音微弱地苦吟起來：「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裡。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極度清醒，腦細胞的極度活躍，與軀體的衰老形成了極大的矛盾。憂患殊深之外，又添老病無奈之情。庾信的《枯樹賦》抒發的是英雄暮年的凄涼情感，反映的是一種在自然規律面前無可奈何的失落心態。

　　這年10月1日國慶節那天，在外面的世界敲鑼打鼓歡慶節日的時刻，毛澤東卻同工作人員孟錦雲談起了賈誼的《鳥賦》，說自己已讀過十幾遍，「還想讀，文章不長，可意境不俗」。

　　這是一篇什麼樣的作品呢?賈誼失意時，被貶為長沙王傅。有一天，有一隻鳥飛進他的屋子，賈誼見后，黯然神傷，因為這鳥像鴉，屬不祥之鳥。加之長沙潮濕，賈誼體弱多病，於是覺得自己活不長了，便憂傷地提起筆，寫了這篇《鳥賦》。文中例舉許多強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變結束的時候，以其說明「命不可說兮，孰知其報」，「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的憂患，同時也表達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的通達樂觀。

　　毛澤東從中受到什麼啟發呢?他對孟錦雲說得很明白：「不少人就是想不開這個道理，人無百年壽，常有千年憂，一天到晚想那些辦不到的事，連辦得到的事也耽誤了。秦皇、漢武都想長生不老，到頭來，落得個『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真是人事無常呵!隨它去呢，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吧!

　　是呵，他太疲倦了。許多事情，對他來說，已然是力不從心了。

　　但是，毛澤東畢竟是毛澤東。他心裡並沒有停止歌唱，革命家的心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