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習近平打造「中國模式2.0版」

　　在2012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為中國共產黨新一任的總書記，如今兩年時間匆匆而過，回首習近平兩年來的施政舉措和他所闡述的施政理念，我們不難發現，習近平正在努力改變中國原有的發展、穩定和改革模式，努力構建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著力打造中國模式的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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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模式的三階段

　　一個國家採用的模式是一個國家的大戰略，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它至少要能回答三個問題：如何實現發展？如何在發展中保持穩定？在發展和穩定之間如何保持變革的張力？圍繞這三個問題，中國建國以來，共採用了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毛澤東時代的蘇聯模式。在毛澤東時代，建國不久后就把蘇聯的模式照搬了過來，蘇聯模式也即斯大林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在發展上實行政府嚴格控制的計劃經濟，國營經濟佔據絕對的主體地位，農業不惜代價支持工業發展；在穩定上實行政府絕對控制經濟和社會，人民的衣食住行都要國家來安排，意識形態在國家各領域處於突出位置，通過思想的道路來實現對人的管理和控制；在發展和穩定的張力方面，因為國家對經濟社會的絕對控制，發展是低效的、粗放的，甚至是盲目的，由於計劃的極其不合理，國家出現了大躍進、超英趕美等盲目發展，在國家絕對控制形成的超穩定結構下，發展處於次要的地位，而要改變這種結構、釋放發展動力的變革自然就難以實現，毛澤東時代，國家有過幾次經濟管理變革的嘗試，但都陷入了一放就亂、一統就死的循環之中。

　　毛澤東時代的模式是斯大林模式，不是中國自己的模式，因此不能稱為中國模式，真正的中國模式是鄧小平時代探索出的，這即是中國模式的1.0版，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放棄了計劃經濟和國家對價格的管制，在發展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國有企業仍然在支配國民經濟的命脈，但社會被賦予了極大的發展自主權，非公有制經濟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建構市場、明確政府的發展職責、培養企業家，中國經濟實現了騰飛；在穩定上，國家放鬆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但制定遊戲規則，進行威權主義，並把經濟增長當為實現國家穩定的重要支撐，實行惠民政策，事實上這樣的策略很成功，富起來的國人已經普遍認識到，保持國家的持續穩定是繼續發展的重要前提；在變革方面，通過中西對比的差距感，中國精英普遍認為，中國要趕上西方必須進行變革，變革也是政治精英、政黨精英的普遍共識，中國共產黨要繼續保持長期執政，就必須不斷變革、不斷適應新時代、不斷讓自身變得更強大。

　　鄧小平時代開創的中國模式實現了中國的發展，保持了中國的穩定，中國變得日漸強大，中國模式也日益引起世界關注，不過這種模式也存在致命的不足，主要是：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和廉價的環境，因此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發展是粗放的、低附加值的，且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把經濟發展當為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標，導致中國數據的水分太大，中國陷入虛高增長中；在穩定方面，隨著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人民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自我利益意識不斷增強，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多，而且更為值得擔憂的是政府官員和軍隊腐敗的泛濫，內外兩個因素把中國政治穩定置於危險之中；在變革方面，雖然各方都意識到了變革的重要性，但發展起來的利益集團已經可以操控變革，讓變革成為謀取集團利益的工具，變革的正義性正成為一個普遍的話題。總之，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模式 1.0版雖然外表依然光鮮，但內在已經問題重重，已經到了必須更新換代的時候。

　　習近平上任兩年來，著力打造中國模式的升級版，即中國模式的2.0版，為此他採取了多重舉措。當然，為了比較邏輯的闡述他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這裡先說變革。在變革方面，他針對中國模式1.0版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計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政黨和社會六大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作用論，經濟改革可以為其他幾個方面改革提供動力；在發展上，發展是圍繞變革的發展，通過擯棄追求高 GDP、放棄大舉政府刺激的投資、強調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促進民間企業發展，經濟的變革正在進行；通過把經濟發展帶入新常態，從而促使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和企業家轉變發展觀念，嚴格控制或不再審批、新建「三高」企業，著力把生態保護放在重要地位，並制定了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哪些國土應該禁止發展、哪些國土應該限制發展進行了規定；在穩定上，通過反腐來刮骨療傷，治標的反腐能為治本的法治建設樹立氛圍和環境，並通過機構改革、簡政放權等優化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從而提高國家確保穩定的能力。習近平兩年中採取的措施有很多，更多的措施還在醞釀中，不過他打造中國模式2.0版的決心和策略已經顯露出來。

　　中國模式2.0版的特點

　　治理一個國家，至少可以有三種方式：一是無為，即只保證政府的日常運轉和穩定，至於發展則不是關心的話題，這種無為的方式很大可能淪為無所作為；二是有所作為，在保證政府日常運轉和穩定的基礎上，還積極推動發展，領導人爭取在自己任期內保證經濟的增長、就業增加、民生和諧，爭取有所所為；三是領導人不僅僅追求自己任期內有所作為，還放眼長遠，著力建構制度，為未來若干年後的發展奠定基礎。採用第一種治理方式的領導人很可能是無所為的人，甚至是庸人和懶人，採用第二種治理方式的人只是守成之人，即在任期更替的接力棒中，確保自己這一棒不落後、不出亂，而採用第三種方式的則是創業之人，他能為日後的發展奠定新的基礎，如是君主的話，則是中興之主。

　　習近平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一詞是核心，可以說全面現代化是他追求的目標。然而仔細分析他的改革藍圖和施政措施，「現代化」的最大特點是中國的現代化，不是西方的現代化，這是國人對「現代化」理解和認識的提升，而這種中國式的現代化又可以細分為七大方面，即七大特點：

　　一是政治的民主化。中國的政治發展要堅持自己的道路，走中國自己的民主發展道路，這一條道路是選舉民主、協商民主和黨內民主結合的民主制度，在今年人大成立60周年、政協成立65周年的講話中，習近平詳細的闡明了中國的民主改革策略。

　　二是經濟的市場化。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變化，繼續提升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現代市場體系的完善，更加強調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充分減少行政干預和行政設限；調控的市場化，更加完善行政調控和市場決定之間的互動關係。

　　三是文化的中國化。習近平多次在多種場合提到中國文化，多次強調要發揮中國文化的積極作用，此外，他還把中國文化作為決定中國要走獨特發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10月份召開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學習的主題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超過了建國后的歷任領導人。

　　四是治理的法治化。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依法治國的《決定》，這是我國法治建設上的重要性文件。為什麼要在此時推進法治建設？從《決定》來看，我國現在面臨的幾乎所有重大任務和目標，例如全面改革、全面小康、環境保護等的實現，都離不開法治的保障。而從行政保障到法治保障，也是變革的自身內容，只有實現這種轉變，中國才能擺脫行政過度干預和行政權力濫用現象，建立起現代的治理體系。

　　五是社會的自治化。在習近平的思路中，社會自治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政府改革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約束政府權力，減少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而社會自治能彌補行政權力收縮留下的權力空間，並對行政權力是否收縮、是否濫用起到監督作用。此外，社會自治是保證人民合理權利和利益的需要，一個連自治權都沒有的社會，其合理權力是很難得到保證的。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社會層面的價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要實現這個目標，社會的自治化也是必須的，沒有自治何來自由？當然，政府權力收縮后將更多依靠法治來管理。

　　六是環境的生態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環境的狀況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瀰漫的霧霾，讓我們到了不得不改變的時候，而這個變革思路就是生態化。生態包括兩個方面：環境和生物鏈，有一個優美的環境，且這個環境中有完整合理的生物鏈，但環境美化容易，生物鏈完善則難。在許多山區，雖然封山育林不少年，但以前被破壞的生物鏈並沒有建立起來，生態鏈的恢復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這是一個任重道遠的事業。

　　七是政黨的廉潔化。圍繞治理腐敗、建設一個廉潔的政黨，習近平已經採取了不少措施，現在黨內生活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但未來在如何約束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幹部腐敗方面還應該有更長效的機制，尤其是應該建立腐敗的一票否決制，一旦發現腐敗，即使是苗頭，哪怕腐敗金額沒有達到懲處的標準，也應調離重要崗位、甚至直接免除領導職務，以免帶病上崗、帶病提拔，而不是口頭教育、警告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