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從辨是非到論功罪

　　同一部文學作品的思想含義，讀者之間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與差異，中外賢哲皆有揭示。西方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的說法，我國有魯迅關於《紅樓夢》的如下生動歸納：「……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補編·〈絳洞花主〉小引》）。

　　魯迅先生的歸納，貌似客觀羅列。但是，作為一位卓有建樹的中國小說史研究者，他顯然有著自己是與非的判斷。魯迅先生本人，吸收了胡適的研究成果，認為《紅樓夢》「大部分為作者自敘」。作為運筆如刀、文辭犀利的雜文家，他的歸納，對所羅列各家均有明顯的嘲諷意味。

　　有些令人吃驚的是，「新紅學」的代表人物胡適對「舊紅學」的蔡元培的批評。胡適《紅樓夢考證》，一上來就對前人的研究來了個全盤否定，說「向來研究這部書（按指《紅樓夢》）的人都走錯了道路」，怎麼個錯法？「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胡氏將他們分為三派，蔡元培被作為第二派（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的代表人物。

　　對蔡元培歷二十餘年寫成四萬字《石頭記索引》，胡適的評價很不客氣，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是「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說蔡元培用心引許多書，「心力都是白白地浪費了」。

　　令人吃驚，並非指胡適論著措辭的犀利，而是當年胡適與蔡元培的關係，還有蔡元培的反應。胡適留學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后，是蔡元培慧眼識人將其聘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蔡元培於胡適有知遇之恩；胡適寫作《紅樓夢考證》時，是北京大學教授，蔡元培當時是校長，二人是「上下級關係」；論私交，胡適對蔡元培是由衷地敬重的，稱其為「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蔡元培對於胡適的尖銳批評，似乎並未勃然大怒，更不曾利用手中職權對胡適進行打擊報復，而只是在《石頭記索引》的《自序》中表示對於胡適的批評「殊不敢承認」，並提出了四點商榷的意見。在答覆蔡元培的商榷的文章里，胡適則堅持認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適應於《紅樓夢》的」。

　　吃驚之餘，我們不得不承認，胡適對蔡元培的批評固然非常尖銳，但是，並無惡意。胡適在答覆蔡元培的商榷文章中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發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那場關於《紅樓夢》的批評，情況大為不同。

　　這裡只說一說被毛澤東稱為「兩個小人物」的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一文，從此招致李希凡、藍翎的一系列「批評」。他們不但批評了俞平伯源於「反現實主義的」「自然主義的主觀主義」的一系列錯誤，更是提出如下說法：如果對俞平伯那樣的學者「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件時髦外衣，骨子裡仍然販賣著舊貨色」的現象熟視無睹，「不和它劃清界限，不展開激烈的鬥爭，不徹底地肅清它」，「…不僅毒害了年青一代的讀者，同時也將戕害了古典文學遺產和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工作。」他們認為，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直接地抵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傳播和運用」。因此，「清算『新紅學家』、尤其是俞平伯的反動觀點，就是保護祖國的文學遺產。」

　　魯迅對前人紅樓夢研究的生動歸納，胡適對蔡元培《石頭記索引》的尖銳批評，都是文人學者之間的爭鳴，是辯是非，屬於文藝、學術範疇；而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顯然已經超出了文藝、學術而進入了政治鬥爭範疇，是論功罪，已經演變成了一個階級、一個政黨（執政黨）對一個文人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