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墮入「下流社會」？

　　「下流」者，非「流氓」之謂也。本書中的「下流」是對階層生活狀態的描述，而且「下流社會」也是相對於「上流社會」的一個特定概念。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約在1973年前後，人數極少的上流階層和人數眾多的下流階層組成的等級化社會基本完成了「中流化」過程，產生了一億人口左右的「新中間層」，並支撐了日本的消費，甚至至今，很多公司的營銷模式都是建立在這種社會結構基礎之上的。  但是，隨著日本社會的個人所得、學歷、生活需求等差距愈來愈大，日本社會的所謂「新中間層」正出現「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分化。但是，越來越多的日本年輕一代在制度推擠和個人選擇下，躋身「上流」的鳳毛麟角，淪入「下流」的卻源源不斷。因此三浦展認為日本社會正在「下流化」而成為「下流社會」。其最大特徵並不僅僅是「新中間層」的低收入，更在於其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願、消費慾望等的全面下降。  但是，所謂的「下流社會」並不是指物質條件的絕對匱乏，而是基於「意欲」的缺乏。如果從物質條件來看，下流階層是絕對稱不上貧困的，但是他們慾望低下，溝通能力、工作熱情、消費慾望等下降，三浦展甚至直接概括為「全盤人生熱情低下」。由此，似乎由「新中間層」跌入「下流社會」的人群有些「自甘墮落」的成分。  通過翔實的調查數據，三浦展詳細分析了不同人群的消費狀況，剖析了各階層的價值觀和消費模式，並指出，階層的分化也導致了消費人群的分化。  無論是階層的分化還是消費人群的分化，都是細分和自我認同的過程。目前，中國社會學界似乎也在流行「社會分層」，且為中國社會細分了十大階層。只不過，中國的分層分的是整個社會，三浦展分的是「中流階層」的「層」。  筆者覺得，雖然三浦展的「下流化」有些「兩極分化」的味道，但是根據數據來看，日本的再分配製度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分化的鴻溝。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 「收入再分配調查」，收入的基尼係數從1999年的0.433上升到2002年的0.498。但是經過稅收調節和社會保障再分配之後，日本的基尼係數為 0.322。而中國呢？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在2000年就衝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目前中國基尼係數雖然存在不同版本，但基本共識是已達到或超過 0.45，甚至有統計是0.47。不僅如此，很多人把中國的稅收政策形容為「劫貧濟富」，不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更是僅局限於城市。顯然，中國的兩極分化更嚴重，調和因素不僅失靈，還背道而馳。

　　中國有「中產階級」嗎？

　　日本所面臨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國同樣存在，本書的責編季元就說，之所以把《下流社會》引進中國就是因為三浦展所分析的日本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在中國也比比皆是。三浦展說論述的「下流社會」很大程度上是由「新中間層」，也就是普遍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下流化」而來的，但是對於中國是否存在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 都還莫衷一是。而且在對「中產階級」的認知上，也一直存在誤解。  「中產階級」一詞是個舶來品，最早出現在近代歐洲，后在美國「光大門楣」。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小農場主、店主和小企業主等「老式中產階級」逐漸被專業技術人員、經理階層、學校教師、辦公室工作人員組成的「新式中產階級」蓋過風頭。而「新式中產階級」的壯大，打造了一個穩健的「紡錘體社會結構」。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曾主持過一項關於中國中產階級的調查。他們歷時30個月，調查了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全國五大城市的3000多戶家庭，根據經濟條件、職業分類、教育層次以及自我認同等主要指標的綜合考察，得出中國五大城市中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的百分比為11.9％。但是這個結果受到廣泛質疑，很多人不相信中國有了11.9％的中產階級，也認為月收入五千以上受過大學教育的白領屬於中產階級相當荒謬。  大家的質疑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這種質疑卻是建立在對中產階級的誤解基礎之上的。正如著名學者蕭新煌所言，由於在引進「中產階級」一詞時出現翻譯誤讀，我們過於重視「中產階級」中的「產」即財產的多少，而忽視其職業特徵。也就是說，我們盯住不放的乃是美國概念中的「老式中產階級」，並不是側重職業層面的 「新式中產階級」。而且，大家對中產階級也普遍高估，認為那是一種高不可攀的生活方式，一種難望項背的收入狀況。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收入多少才算中產階級時，在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自然沒有一個財產意義上的廣大中產階級。但是，據周曉虹教授所言，即使在美國，無論是中產階級的絕對收入還是相對收入都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多。無疑，是我們誇大了中產階級的標準，進而將自己排除在外；我們賦予中產階級過高的社會期待，進而「自慚形穢」不願「忝列」其中。我們始終不願意正視「中產階級」的職業特徵。  前些日，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稱我國新階層大約有5000萬人，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構成，加上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總人數在１.５億左右。對比周曉虹教授他們得出的11.9％的比例，兩者基本吻合。也就是說，我們社會的「中產階級」或者說是「新社會階層」的確存在，只不過因為我們的誤解和自我遊離一直不願承認而已。  但是，儘管中國存在一個「中產階級」，但是，這11.9％的比例，這1.5億的數字告訴我們，我們依然是「啞鈴型金字塔社會結構」，而我們孜孜以求的「紡錘體社會結構」仍然任重道遠。

　　中國「中產階級」的「下流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宛麗不久前撰文指出，中國社會的新中產階層，很可能尚未發育成型即遭遇「兩極分化」：要麼失去「草根基礎」，要麼滑入社會下層失去「精英」的社會示範意義。  因為中國「新中產階層」的發展遭遇了來自「精英聯盟」的「權力排斥」。  「這是一種利用行政賦權獲取社會資源而獨霸發展機會、獨吞利益結果的社會排斥現象。排斥的結果對個體而言，就業和發展機會不公，前景不明，難以理性預期，不能僅憑自己的文化、專業技術等資本和「本事」進入高報酬、高福利、好環境的就業崗位。而於整體，其向上流動及發展機會受阻，亦如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中間層的擴張動力，主要來源於市場空間的開放，「市場型進入」為「新中產階層」流動的主導形式；但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其向上流動趨緩，向下流動增速；在單位、部門中，徘徊於較低職位或邊緣，上升空間和發展機會受阻。就社會結構而論，這改變和扭曲了市場競爭中具有起點公平的「后致性」（靠個人後天的受教育及專業努力等因素）原則，「先賦性」（靠家庭、血緣背景等先賦因素）的地位分配機製作用增強，失去了一個靠後天努力、公平、有序競爭獲得體面的社會地位的階層示範效應。」（張宛麗《中國「新中產階層」遭遇「精英聯盟」「權力排斥」》）。  這種「權力排斥」的另一副作用就是造成「新中產階層」，尤其是對以市場交換關係為背景的成員對權力產生某種依附關係，「以致會以權力優勢建構出一定的排斥關係——新中產階層中的中下層向上流動進入上層的機會很少，對社會的影響力有限。其結果是，在新中產階層內部形成一種以權力為核心評價的金字塔型的不平等結構。」（同上）  因此，時下中國社會的新中產階層，很可能尚未發育成型即遭遇「兩極分化」。根據目前的形勢，這種分化似乎最有可能以「下流化」的方式出現。也就是說，在中國尚未真正實現「中流社會」的時候，已經開始「下流化」了。雖然三浦展並未在書中直接表達「下流社會」的好壞，但是從他的消費調查情況來看，起碼對於消費而言，「下流社會」顯然並非福音。而對於中國而言，新中產階層的「下流化」更是帶有「跨越式」意味的發展之殤。  此外，三浦展的一個觀點值得警惕，那就是階層的分化也導致了居住地的固定化。具體到中國，社會很可能將重現古代「閭左」、「閭右」的固化居住結構。目前許多中國的「成功人士」都是居住在新建的高檔小區內，幾乎無一例外是封閉型的，門衛森嚴，幾乎與世隔絕。這些「城堡化」的小區，幾乎成了普通民居海洋中的 「全封閉式」的「孤島」。甚至，有些城市已經形成了一些富人區。有時候，說起哪個住宅小區，大致就可以知道其住戶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住宅小區，正在成為階層差異的標誌。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很可能看到一些城市因為階層分化而形成居住結構固化，豪宅草舍遙遙相望，富人窮人劃地而居，那時，社會各階層之間就會多些「對立」意味了。  對了，三浦展在書中提到，知名的「自我封閉」研究者、精神科醫生齋藤環指出，階層差距是由人際溝通能力的差距造成的。如此看來，筆者只能一直「下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