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關於建國以來黨政幹部收入的問答 下

問：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楊奎松：為了便於讀者了解這種倍數的問題所在，這裡介紹一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俸標準情況。以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比工資收入的等級制更嚴重的

問：看您的文章，這裡面的問題還不止於工資收入的等級差。

楊奎松：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我們的等級差更多地還不是表現在工資標準上。

記得「文革」前夕，聽到「九評」蘇修的文章，一直深為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形成特權階層而自豪。這種印象在「文革」中逐漸破滅，並漸漸了解到歐洲一些國家政府官員很少特權的情況。但是，當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爾梅在街上行走時被刺身亡的消息時，還是感到相當吃驚。從當時的報道和隨後相關的考察報告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過去印象中的「資本主義」政府：「政府的大門前不設警衛。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樓下的湖濱花園設有長椅，是市民們的遊憩之地。他們的議會開會時要發廣告，百姓可以自由旁聽。除了國王、首相配備警衛人員，大臣們皆沒有。他們上班是官員，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騎自行車來往。……瑞典的官員們即使公務出行，也沒有前呼後擁警車開道那一套，他們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2003年，瑞典再度發生慘劇：女外交部長在商場買東西被殺，但瑞典政府仍舊公開聲明，決不因為懼怕暴力就放棄他們長期以來為之自豪的開放的民主政治，將繼續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親民作風與傳統。實際上，歐洲許多國家的政府官員不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擔任公職時國家提供的服務，都只能限於公務範圍，一旦參加非公務活動或離任，便不得使用這類服務。

相比而言，我們在實行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嚴格官階差序標準，通過把其他各種職位行政化，比照官階規定相應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體制。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為細緻複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幹部可以住多大面積和何種級別的房子、可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問：您有沒有大致計算過，如果加上種種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費，當時社會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間的差距可能會達到怎樣一種數字？

楊奎松：我想，這種計算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只要知道今天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並不純然是改革開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夠了。

我們今天需要特別反思的是，為什麼早年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製度、創造一個人人均等的社會為理想的共產黨人，建國之後卻沒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呢？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因為當年一切學蘇聯。蘇聯是共產黨國家中最早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並對高級幹部實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當時也一切照搬。但問題是，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就很明確地反對當時在歐洲國家中還十分盛行的等級制和官僚制，認為共產黨人必須堅持「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馬克思後來在《法蘭西內戰》中又特別提出：一旦無產階級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權，所有公職人員應當一律實行低薪制度，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應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沒有照此實行。相反，戰後歐洲眾多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社會黨、工黨起作用的結果，它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級制和官僚制的種種流弊。比較這兩者之間的歷史條件，我們能夠注意到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絕大多數沒有在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產黨國家，都是落後國家，這些國家革命前基本上處於專制體制的統治之下。由此可見，很多新制度的選擇與變異，並不完全取決於政治家或政黨的理想和目標，既有的制度與社會文化傳統往往會潛移默化地左右著一切。

毛澤東的不滿

問：可是，您的文章中專門有一節，論述毛澤東對改行工資製造成等級制和官僚制的嚴重不滿，他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一些措施，縮小了原有的工資差別。如果當初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志行事，是否還會造成等級制和收入分配懸殊的問題呢？

楊奎松：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納悶———毛澤東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資改革前，都很明確地主張繼續實行供給制，不希望擴大收入分配差距，但為什麼他們都沒有出來反對照搬蘇聯經驗的工資改革呢？

由於目前我還沒有找到足以解答這個問題的材料，有些讀者對我的這一部分說明提出了質疑。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未必真的不贊成等級制。這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難認為毛澤東批評等級制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言論不是出於真心的。問題的關鍵恐怕是，毛澤東雖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級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卻又始終固守並不斷強化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權，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廢除等級制。因此，毛澤東對這種情況始終是想動不能動，感到無可奈何。

舉個例子。毛澤東多次講過，他不贊成拿稿費，認為沒有道理。可是，他從來沒有真正拒絕過拿稿費。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慣例，就像照搬蘇聯的制度一樣。到「文革」前，因為毛澤東總講這種話，稿費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為毛澤東的特殊地位，沒有任何出版社或報社敢於停付毛澤東的稿費。結果，到1967年，他的稿費收入已達數百萬元之巨。對自己賬上的天文數字和各地搶著為自己修建別墅之類的事情，他有時會說說，但並不特別在意，聽之任之。很明顯，雖然毛澤東一生主張反特權，卻從來沒有意識到，黨的高度集權制使他成為黨和國家裡惟一享有最高特權的人。他的這種權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會形態雖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規矩，他也下不了決心。因為基於政治及權力鬥爭的考量，他根本就離不開這種特權地位。總之一句話，毛澤東並不了解，任何一種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之上。權利不平等，所謂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權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問：可否這樣理解，按照您的觀點，今天的貧富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實是建國以來制度建設不完善所造成的問題在新形勢下的延續和發酵？換言之，問題的關鍵在於存在著太多受到制度保護的不受監督的特權。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這種權利的不平等有密切關係。

楊奎松：許多人懷念毛時代，認為那個時候大家雖然窮，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國家包，從小學到大學都不用交學費，也不用擔心失業問題，因為干與不幹一個樣，都有鐵飯碗。就城市居民來說，這是事實。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時代人人平等，真正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存在貧富差距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這就不盡符合事實了。

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對城鎮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為9.18倍。城鄉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為27倍。拿這兩個數字來比較前面我所舉的毛時代光是黨政幹部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經可以看出這種說法的不準確了。而且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毛時代近億城市居民的種種勞保福利和鐵飯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對大量鄉村資源無償佔有的基礎上、以5億多農民的普遍貧困換來的。當年許多地區農民的貧困狀況可以說是觸目驚心，「文革」結束后許多老幹部去原陝甘寧邊區和遼寧朝陽、河北承德的一些農村考察，回來后逢人就講，那些地方農民的生活甚至還不如解放前。

問：最近日本NHK電視台推出24集《激流中國》的紀錄片，第一集就通過對比少數城市富人奢華的生活和眾多農民工的貧窮艱辛，反映當前中國貧富懸殊的問題。按照您的說法，這樣的視角顯然缺乏歷史感。畢竟，當年被戶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農民今天可以到城裡來打工了，很多農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狀況。

楊奎松：沒有人能夠否認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確實存在著嚴重不公。但是，第一，這種拉大是在包括農民在內的國民總體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礎上的拉大，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已經從1985年的1.25億下降到2006年的2148萬，即便加上剛過溫飽線的低收入人口3550萬，也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狀況正在改善。這裡的問題恐怕不在於農民是否還很貧窮——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和正確的政策導向才能逐漸改變——而在於中國相當多數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過權力化，而他們過多佔據的社會資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於回報社會。

據2006年相關統計數字，20％的低收入階層只佔到總收入或消費額的4.66％，還不到1／20；20％較高收入階層則佔到了49.99％，幾乎達到了1／2。嚴格說來，目前黨政公務人員的收入差距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大了（最新的工資改革之後，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加起來，最低一級辦事員與最高一級國家主席相差不過12.4倍，已在合理的範圍內）。但像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電監會等部門官員的收入，則普遍高於其他部門公務人員收入的兩到三倍。其監管的對象，如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及電力公司等，管理人員的收入水平又比這些監管部門的同級人員高出3－10倍，年收入均達數十萬元。

另外像那些國家壟斷企業，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運輸和電力系統，職工收入都非常高。僅中國移動，2004年11.2萬員工就花掉了136.7億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萬元。國網公司處級幹部年薪30萬－40萬元，司局級50萬－60萬元。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些部門的官員，除了工資津貼的收入外，還享受著各種額外的補助，如獎金、房貼以及巨額保險等等。在這些部門中收入分配是嚴格按照等級發放的，比如2006年國有上市公司高管的個人年薪達到34.49萬元，據報載，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年薪130萬，中國銀行董事會秘書年薪561.88萬，一般電力公司老總年薪均在百萬以上，他們還照樣享受公車等各項按級別提供的服務和補貼。相比較而言，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僅2.1萬元，電力部門下轄的農村水力電工年薪僅6000元且沒有養老保險，由此不難看出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擴大到何等驚人的程度！壟斷部門及壟斷企業的官員們利用手中的特權，謀取了多少社會財富！影響所及，凡有權力者家人親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樓台」，大撈其好處，貪腐問題怎麼會不愈演愈烈？

問：還是阿克頓勛爵的那句話說得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楊奎松：很多人誤以為今天貧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也好，都是改革開放惹的禍。在他們看來，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在分配或福利問題上著手，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毛澤東時代之所以沒有在這方面發生嚴重問題，僅僅是因為那個時候多半搞的是計劃經濟，幾乎沒有商品經濟生存的空間，很難形成權錢交易的環境。只要環境適合，就一定會出現問題。建國初為什麼要搞「三反」運動？「文革」期間為什麼盛行「走後門」？還不是存在著權錢交易或權利交易的問題？還是那句話，社會要想健康和諧，必須先解決權利平等問題。沒有權利的平等，就會存在種種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說什麼分配平均了。

楊奎松，《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