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關於建國以來黨政幹部收入的問答 上

楊奎松：關於建國以來黨政幹部收入的問答
2014-11-19 04:10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黨人，會建立起這樣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為什麼迄今還有不少人堅持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以前從不存在這種問題？

楊奎松

很多人誤以為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員貪污腐敗盛行等問題，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在他們看來，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這些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大院」中的等級制體會

問：今天，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議論。有些人因此懷疑今天的種種政策，甚至把這一問題的產生歸咎於改革開放，認為改革開放從開始即犯了方向性錯誤。我們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歷史研究》發表了一篇長文，詳細考察了1949年前後，中共黨政幹部收入分配製度從比較平均的供給制，轉向差距較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的歷史經過。我們想了解，您做這一考察是想說明些什麼呢？

楊奎松：說來話長，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過一段時間。在機關、軍隊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儘是幹部子弟的學校上學，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等級制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誰的爸爸是多少級，多少級的幹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麼級別的轎車，多少級以上的幹部可以購買普通幹部買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輩級別的不同，甚至會影響學生之間的交流，級別相差太大，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孩子常常會按家庭出身和級別的高低，在學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際圈子。「文革」開始后，雖然沒有人公開聲討這種等級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們耳聞目睹的許多反對「官僚主義」的所謂「革命行動」，其實矛頭所指，就有對等級制的不滿。

坦率地說，過了這麼多年，讀了那麼多書，跑了那麼多國家和地區，比較了許多社會，包括舊中國的歷史情況，尤其是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之後，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認為當年的那種差距有多麼不得了。然而我還是有些耿耿於懷，想弄個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黨人，會建立起這樣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為什麼迄今還有不少人堅持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開放以後才有、以前從不存在這種問題？

問：您所說的情況讓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分配製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過去等級森嚴，也往往習以為常，從來不會去把它和等級制度聯繫起來。

楊奎松：這是因為你比我年輕許多。我們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這代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頭腦中的社會主義觀念根深蒂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記得「文革」期間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書，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談論社會主義的著作文章，像《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等，不知道讀了多少遍。受這些著作的影響，大學畢業后，我最初選擇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想了解中國人何以會那麼容易地接受社會主義並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

我發現，其實對社會主義理想著迷的，不僅是共產黨人，也不只是我們這些生長在新中國的人，可以說舊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國的政治家，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甚至蔣介石，其實都不那麼贊同資本主義。蔣介石1943年出版《中國之命運》，把資本主義批得一塌糊塗。

為什麼中國人多數都那麼排斥資本主義？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那個時期資本主義嚴重貧富懸殊的形象，讓生活在小農經濟環境下、習慣了小康生活的多數中國人都感到難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張經濟平等、分配公平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明知共產黨在大刀闊斧地用暴力均貧富，眾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識分子，最終還是拋棄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卻因貪污腐敗造成分配嚴重不公的國民黨。

抗戰中的供給制

問：記得邵燕祥講過，陳伯達的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幾乎就宣布了國民黨在政治上的死刑。

楊奎松：不錯，共產黨里沒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樣的大富豪，更沒有閻錫山、張學良那樣的大地主。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曾相當自豪地宣布：我們的縣長、區長、鄉長，每月兩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而國民黨的縣長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兩者對比，優劣立判。當然，毛澤東這裡講的中共幹部每月兩元的津貼，指的其實是除組織供給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發給的零花錢，並不是說他們每月只用兩元養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費，中共幹部當時的收入，依然比國民黨的縣長少得多。抗戰時期中共雖然也實行了一些帶有等級制色彩的分配辦法，如在伙食上劃分大、中、小灶，在著裝上規定幹部服區別於士兵服，另外還開始按級別為資歷較深的幹部每月提供從一斤到八九斤豬肉錢不等的保健費等。但比較而言，在實行集體供給制的情況下，高級幹部與普通幹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況下不超過10倍。在當時條件下，中共的這種收入分配辦法還是比較符合其政治主張的。

從供給制向工資制的轉變

問：有些學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們看來，延安時期就已經開始形成了一種「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您怎樣看待這樣的觀點？

楊奎松：等級制在中國是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淵源的。梁漱溟講過：「中國人看見西方全沒個尊卑上下之分，沒有不奇怪的。」因為幾千年來維持中國社會安寧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個字，人們習慣了按照三綱五常來思考和行事，習慣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於人者，相信如果誰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誰也不能管誰，一定天下大亂。因此，共產黨雖然最講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樣的衣服並在一個鍋里吃飯，但是，相信必須有拿主意的與聽話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的心理，卻是一樣的。這也和中共組織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處在戰爭環境下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有關。但嚴格說來，這時上位者與下位者在權利義務方面的這種失衡，由於受長期宣傳的平等觀念的影響，還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會有王實味等人的強烈質疑。

問：能否這樣認為，從農村轉入城市，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對中共在既有的傳統文化的氛圍中逐漸官本位化和等級化，具有極大的催化作用？從您的論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後很快就廢除了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改行差別很大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度。

楊奎松：改行工資制有一些客觀原因。比如供給制的辦法每個單位都要搞一套生產後勤運輸機構，人力、物力浪費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於農村，只靠幾塊津貼應付不了各種開銷。再者，進城幹部靠供給制，留用人員和新參加工作者則實行工資制，兩種制度并行也帶來許多問題；最後，進城后各級幹部大權在握，各單位又都有生產營利部門，與私商自然發生大量權錢交易，貪污腐化的情況難免到處滋生。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廢止供給制，改行工資制。很難認為這種改變本身有什麼錯。有問題的是，這種改變從一開始就沒有儘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則縮小等級之間的分配差距，反而通過拉大分配與待遇、擴大等級差別的辦法，全面強化了本應極力去削弱的官僚體制。

問：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楊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個《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級的28.33倍。這個草案在廣泛徵求當時各級領導人意見后，除了將原定27個級別縮小為25個之外，沒做什麼修改便頒布實施了。受此影響，當時并行的供給制標準，也進行了大幅改變。比照等級工資標準，小灶的津貼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約19倍；中灶的津貼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貼只提高一倍。各級政府供給制工作人員，從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雜人員，暫分為10等24級，工作人員執行哪個津貼標準，按其職務評定。如此大幅度地拉開收入差距之後，最高一級的收入分配較最低一級擴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鑒於兩種收入分配標準仍有差別，政務院進一步出台辦法，將供給制標準和工資標準統一起來。調整后的兩種分配標準均統一為29個行政等級，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級差最大係數，也都統一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標準更加註重等級的細划與待遇的區別。如原標準中國家正、副主席與政務院總理、副總理同等待遇，新標準則改為國家主席、副主席為最高等，政務院總理、副總理等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終取消了供給制，統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一級560元，最低一級僅18元。這樣，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后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資改革，13級以上幹部，除行政1級外，平均增幅達14.35％，而14級以下幹部平均增幅僅2.26％。如果從絕對數來看，低級工作人員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級幹部增加最多的達到95.67元，相差幾近416倍。

由於這次工資改革出現了一些問題，次年，即1956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這次工資調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標準，如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最低一級工資從18元提高至20元，1－13級幹部最小增幅為0，最大增幅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級幹部最小增幅為7.1％，最大增幅為13％，平均增幅達10.36％。這樣就使得標準工資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縮小，減少為28倍。但連同這次調整在每一行政級別中細劃出的11個檔次算下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達到了36.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