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日本戰犯的奇迹是怎樣創造的？

　　

　　在遼寧撫順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監區東側，立著一座漢白玉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

　　這座漢白玉碑是由曾經關押在此的日本戰犯，在釋放歸國多年後的1988年，共同發起捐建的。碑上雕刻的日中兩國文字寫道：

　　「我們在長達15年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中，犯下了燒殺搶的滔天罪行。戰敗后，被關押在撫順和太原戰犯管理所，在那裡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政府和人民『恨罪不恨人』的人道主義待遇，開始恢復人的良心，沒想到根據寬大政策，一名也沒有處死，全部釋放回國，正當撫順戰犯管理所恢復原貌之際，在這裡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的誠意，刻下決不允許再發生侵略戰爭為和平與日中友好的誓言。」

　　昔日的罪犯為自己的罪行立碑懺悔，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

　　從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中國改造日本戰犯14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前人從未有過的博大胸懷，實踐毛澤東關於「人是可以改造的」這一名言，給戰犯們「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終於使上千名日本戰犯中的絕大多數人棄惡從善，可謂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壯舉。

　　從東京審判到瀋陽審判和太原審判

　　二戰結束后，依照《波茨坦公告》，戰勝國分別對戰敗國戰犯進行了審判，並成立了紐倫堡和東京兩大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

　　懲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犯的要求，最早是前蘇聯提出來的。1941年12月4日，即德國入侵蘇聯的五個多月後，蘇聯政府就發表了由斯大林簽署的宣言，宣布，戰爭獲勝后，應給予希特勒等戰爭罪犯以應得的懲罰。1942年1月，波蘭、挪威等國也簽署了一個宣言，確定要懲辦戰犯。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2年 10月12日的演說中表達了同樣的要求。1943年夏天，聯合國戰爭犯罪委員會在倫敦成立。這種懲治戰犯的決心其後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得以完全體現。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這年年底，根據麥克阿瑟發布的逮捕令，以美軍為首的盟軍在東京分四批逮捕了118名日本甲級戰犯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麥克阿瑟簽署並頒布了「設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東京法庭)的命令。第一批受審的被告是以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甲級戰犯嫌疑犯。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庭，歷時兩年又七個月，開庭818次，出示證據4336件，出庭證人419人，判決書長達 1213頁。1948年11月12日，東京法庭判處東條英機等7人死刑;分別判處其他18人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開始被審的28名嫌犯中，在審理期間，有兩名因病死亡，一名因嚴重的精神病免於起訴，因此只有25名受到審判。被科刑者刑期最短的是重光葵，只有七年。值得一提的是，重光葵曾在1945年9月2 日以日本外務大臣的身份代表日本政府在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上籤署了日本投降書。他於1950年即被釋放，1954年底又成了日本的外務大臣。

　　東京審判儘管在反對侵略，伸張正義方面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最終僅僅只對日本極少數甲級戰犯進行了極不徹底的審判，也留下了不小的遺憾。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從1946年底起，隨著美蘇冷戰對峙的加劇，加之中國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連連失敗，國民黨政府已失去充當美國反蘇堡壘的能力，美國便把過去的「懲日方針」改變為「扶日方針，使大多數的日本戰犯都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最典型例子的是對日本天皇的免於起訴和對日本七三一部隊戰犯的免於起訴。英國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學者肯尼斯.G.韓歇爾，在其作為大學入門書的《日本小史》中指出：儘管「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美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布裕仁應以戰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紐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中國領導人，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但是，「裕仁的偉大救星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帥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麥帥感覺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將是防範混亂與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見該書第188頁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0年)「免於受審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隊人員，他們曾對非軍人與戰俘進行了許多次生化戰爭實驗。美國人為了獲得這些實驗的科學資料，答應七三一部隊人員不把他們繩之以法，並絕口不談有關七三一部隊的事」(見該書第187頁)。1948年底，麥克阿乾脆宣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收場。因此，被關押的岸信介，即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被駐日盟軍總部全部免於起訴並釋放。其他被判刑的戰犯，其中一些陸續得到了釋放。到1958年4月，所有在押戰犯，不管是否到期，全部得到了赦免。這些人日後都成為了日本右翼的骨幹力量。由於東京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清算極不徹底，不但為亞洲和平，也為世界和平留下了諸多隱患。

　　歷史表明，這種隱患造成的惡果很快就有了展現。日本的現行憲法，即著名的「和平憲法」，實行於 1947年。岸信介被釋放后，立即就開始為「修改憲法，健全作為獨立國家的體制」而奔走呼號。1957年，岸信介出任日本首相，繼續推行修憲，提出「為了自衛，即使現行憲法下也允許擁有核武器。」無須諱言，日本政府的這股邪氣是與美國當年一味只顧自己私利的做法密切相關的。

　　在美國的影響下，除了東京法庭外，在日本的其他城市以及在其他國家(包括當時南京政府的中國)設置的各種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最後也大都草草收場。儘管約有5700名日本戰犯被判刑，但只有920人被判死刑，在獄中的大多數後來也都被麥克阿瑟赦免了。實際上，雖然參與東京審判的法官來自於11個戰勝國，但決定權卻在麥克阿瑟一人手中。當年的美國最高法院推事史密斯就說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是真正的國際法庭，那是麥克阿瑟個人的法庭。」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日本東京法庭受審的日本戰犯，無一認罪;被中國南京法庭判處死刑的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等人，在刑場上仍高呼軍國主義口號;在菲律賓馬尼拉被判處死刑的山下奉文等人，否認了所有的指控……。而在新中國，所有日本戰犯，無論是上了法庭受審的還是沒有上法庭而宣布寬大釋放的，無一不表示認罪服法。這在世界司法史上無疑是獨一無二的。

　　幾乎就在美國陸續釋放日本戰犯的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及後來的新中國政府先後收押了一批日本戰犯，這些人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日本戰敗投降后，一部分滯留中國的侵華日軍直接參加了閻錫山的國民黨部隊，繼續與中國人民對抗，最後被中國人民解放軍逮捕。這部分日本戰犯共140人，被關押在山西省太原戰犯管理所。其二，蘇聯於1950年7月將在中國犯有罪行的日本戰犯共969人移交給中國，他們被關押在遼寧省撫順戰犯管理所。之後，這些日本戰犯都接受了6至14年的改造。

　　1956年，鑒於1062名日本戰犯(共關押1109人，關押期間死亡47人)在關押期間接受的人道主義教育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他們對自己的罪行已有不同程度的悔改，中國政府決定僅對部分犯有嚴重罪行的戰犯進行起訴，對次要和一般戰犯不予起訴，寬大處理。

　　1956年6月至7月，根據195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和太原兩地開庭審判45名日本戰犯。

　　這次判決對日本戰犯是十分寬大的，一個不殺，但是做出這些判決是十分鄭重的，罪行的清算也是十分深刻的，全部被告認罪服法，無一提出上訴。不少被告在法庭上抱頭痛哭，跪倒在地，請求法庭嚴懲自己的罪行，甚至要求處死自己。這後來被國際史學界稱為「撫順奇迹」。

　　「文看武部，武看藤田」

　　從蘇聯移交給中國的969名日本戰犯，於1950年7月15日從蘇聯出發，18日進入中國，然後換乘中國方面準備的火車，於21日到達撫順戰犯管理所。自從進入中國后，他們立即感受到了和在蘇聯完全不同的待遇：他們乘坐的火車由悶罐車變成了綠色的客車，醫務人員在車廂主動巡診，吃的都是細糧。原來，撫順管理所事先便根據中共中央「三個保障」的指示，及時完成了各個方面的準備。「三個保障」指的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但是，這批戰犯到達管理所的第二天，就引發了一次風波。

　　引發風波出自於監房牆上張貼的「監房規則」，其落款是「戰犯管制所」。當時，這批戰犯都不承認自己是戰犯，只是戰俘。因為戰犯面臨的是審判，而戰俘不過是遣返而已。他們騷動起來，狂怒起來，有的乾脆就把告示撕下來，扯碎。一位官階最高的中將則發出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戰犯，而是戰俘」，「必須無條件釋放!」

　　這位中將叫藤田茂。這批戰犯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文看武部，武看藤田」。「武部」指的是「武部六藏」， 「藤田」指的是「藤田茂」。武部六藏曾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偽滿洲國的太上皇。藤田茂被俘前官至日本陸軍中將，最後的職務是日軍第59師團師團長。在這批戰犯中，他們兩個分別是文官武職最高者，而且這批戰犯中有300多人曾經是藤田茂的部下。因此，從西伯利亞收容所到撫順管理所，他倆一直是戰犯公認的領袖級人物。

　　撫順戰犯管理所1964年總結的《對日本戰犯中將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經過》中，這樣描述了他的出場：「身穿將校服，頭戴戰鬥帽，撅著仁丹胡，佩戴中將軍銜領章，威嚴傲慢地走進戰犯管理所，並公開向我們表示：『我是日本軍人，為天皇服務是日本軍人的天職。』」

　　在所長辦公室，所長孫明齋早已成竹在胸。他說，藤田，你是個識文斷字的人，國際法劃分戰犯依照三條罪狀，危害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戰犯?藤田茂頓時語塞。他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國干過什麼他最清楚。他叫日軍士兵用刺刀刺殺手無寸鐵的中國俘虜以便使其見見鮮血壯壯膽的做法，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僅僅是這一條，就夠他受的了。這次對陣，打掉了藤田的威風，「正名」風波自然也就偃旗息鼓。

　　管理所的幹部們個個是經過精挑細選才上崗的，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就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他們深知打鐵先得身板硬的道理，在學習上早就下足了功夫。黨的政策、二戰歷史、國際時事、法律知識、法治常識還有罪犯心理學等等，都是他們的學習內容。他們後來回憶，當初他們是自覺地把毛澤東的下面這段話作為對各人自己的要求的：

　　「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針對如何做好具體工作，這些管教幹部還認真從毛澤東的著作中尋找答案。例如，為了了解戰犯的「病症」，確診病因，對症下藥，他們就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在《論持久戰》中的精闢論述：

　　「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

　　「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

　　1952年2月，周恩來總理指示「對這些戰犯進行適當的悔罪教育」。於是，管理所從組織戰犯學習入手。他們沒有搞強迫命令，也沒有進行硬性灌輸。而是通過調查研究，首先把戰犯中有學習願望的80餘人組織起來，分成6個學習小組，由他們自己選出學習組長。學習方法是先由各小組傳閱學習材料，在領會基本精神的基礎上，聯繫實際自己開展討論。學習材料主要是日文版的列寧《帝國主義論》。同時還有《社會發展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紀實》等。當時朝鮮戰爭還在進行中，為了徹底打破戰犯們對美國的幻想，還組織學習了《朝鮮戰爭的偉大勝利》等材料。

　　這些學習為打開戰犯們的思想突破口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特別是學習了《帝國主義論》，使不少戰犯們開始能夠從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上來認識自己的罪行。藤田茂後來悔過道：「我過去犯下的嚴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現出我的本質的帝國主義思想。這就是以刺殺俘虜作為新兵教育訓練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質，強化他們的侵略行動。這是由於我頭腦中的強烈的民族優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惡的典型事例。我要求手下的各級指揮官都要把刺殺俘虜當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擔任第59師師長的時候，在濟南利用屠殺600名以上的俘虜來教育新兵。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這種作法，對於剛剛入伍的新兵說來，只能進一步麻痹他們的良心，使他們成為帝國主義忠實的鷹犬。可以說，這是帝國主義的極為嚴重的一種犯罪行為。」

　　在這969名戰犯中，有700餘名校級以下戰犯，他們之中90%以上出身於日本勞苦國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為高小水平，被俘時年齡均在20歲到30歲之間。

　　管理所借鑒當年對國民黨下級官兵俘虜進行教育，使之迅速「調轉槍口」的經驗，從階級教育入手，適時召開了訴苦會。痛說家史使戰犯群體發生了分化。越來越多的下級官兵參與到悔罪的行列中來。這也影響到了那些將校級戰犯。藤田茂有300多名部下，最先「反水」的是五十四旅團的戰犯。他們對每一樁戰爭罪行的交代，幾乎都牽扯到藤田茂。這經常使得藤田茂坐卧不寧，有時汗流浹背，甚至渾身顫抖。他推測被交付審判后必死無疑，因此有段時間天天失眠，茶飯不思。有一次在戶外活動時突然昏倒，醒來時發現躺在條件良好的醫療室里。他也終於開始悔罪了。作為戰犯中武士道精神的代表——藤田茂終於逐步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許多戰犯的防線也就跟著開始瓦解。

　　經過兩年學習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級以下日本戰犯交待了2980條罪行，寫出637份檢舉材料，為後來的最高檢察院組成的東北工作團開展偵訊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54年，由350多人組成的「偵訊日本戰犯東北工作團」，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始偵訊工作。這些工作人員都是具有高級法律素養的人才，深知用證據說話的極端重要性。他們重溫了毛澤東在1934年、1938年、1940年、1943年、1948年關於嚴禁刑訊逼供、嚴禁法西斯式的審訊方式的指示，決心堅持文明辦案、科學辦案、力爭辦成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他們針對戰犯中悔悟類、動搖類和仍堅持頑固立場類的不同人群，啟動預定方案，把認罪檢舉與對重點對象的審訊結合起來開展工作。一方面組織偵訊人員分別對原擬定的100多名重點對象進行有選擇的提審，一方面安排管教人員加強對在押罪犯的監管與談話，同時開展「認罪從寬」的思想教育。

　　根據戰犯們交代的犯罪線索和提供的證詞、口供，工作團一方面繼續抓緊偵訊，一方面派人外出調查取證。依據犯罪線索和分佈區域，工作團先後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河北、山東、山西、北京、天津以及長江中下游一帶等12個省、市尋找人證物證。從各地調取的罪證材料非常多，種類龐雜，有偽滿報紙、各種檔案、行政文書、會議記錄和決策記錄等等。最後屋子裡都裝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帳篷堆放材料。從浩如煙海的材料中還真是找到了很多確鑿的證據，例如當時會議的參加者，誰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麼人，誰執行的，都有文字記錄。

　　經過兩年的腳踏實地扎紮實實的工作，終於使得1956年6月至7月在瀋陽和太原舉行的審判進展非常順利。每個受審的戰犯無一不心服口服，除了認罪服法還是認罪服法，有的要求律師不要為自己作辯護，有的甚至當場下跪，自行要求從嚴懲處、以死抵罪。

　　關於「文學武部」的武部六藏， 他於1952年在管理所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卧床不起。護士焦桂珍每天給他喂水喂葯，端屎端尿，由於精心護理，直至假釋回國，他4 年間沒有得過一次褥瘡。來自內心良知的拷問，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個孩子一樣放聲大哭」。 當武部六藏把這一切告訴來中國探視他的妻子時，他的妻子感動得流下熱淚。1956年武部假釋回國前，他的妻子向管理所三度鞠躬，邊哭邊說：「感謝中國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