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創作的《毛澤東之歌》為何遭停播？

　《毛澤東之歌》驟然淡出歷史舞台

　　1941年，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創作了《毛澤東之歌》(盧肅作曲)。這首歌問世后，曾產生過比較大的影響，不僅在解放區廣為傳唱，新中國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時。1951年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所作的「1950年全國流行歌曲調查」中，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三位。向延生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傳》中也指出：「這年由張春橋作詞、盧肅譜曲的『獻給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澤東之歌》，是一首優秀的頌歌題材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邊區傳唱開來。張春橋一生做了不少壞事，但這首歌詞當時該算是好的。曲作形象地概括了抗戰的艱苦，深情地歌頌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此後這首頌歌在各解放區和一些國統區的愛國青年中廣泛流傳，留下它應有的歷史功績。」

　　然而，這支曾經廣為傳唱的歌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1年，竟然驟然淡出歷史舞台，竟至銷聲匿跡。這讓很多人感到詫異與驚訝，對其原因也眾說紛紜。

　　有人回憶延安歲月時，就談到了這樣的細節：「調皮的男孩，有時唱歌亂改歌詞，他們並沒有惡意，只是為了好玩。比如唱抗大校歌，『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子孫』，他們解嘲地唱成『倒霉子孫』。那時，在晉察冀的張春橋寫了一首《毛澤東之歌》，歌詞是『密雲籠罩著海洋，海燕呼喚暴風雨，你是最勇敢的一個……敬愛的毛澤東同志，我們光榮地生活在你的年代』，他們改成『光榮地抽著你的煙袋』。歌詞大概是太突出毛澤東個人了，又不通俗上口，這首歌後來就沒有人再唱。」

　　來自革命老區的孔昭琪在《老歌的記憶》一文中也回憶道：「這首歌大約是1941年我剛上小學時學會的，我對它的印象之所以很深，是因為它莊嚴、深沉，讚頌意味很濃，而且學校每次開會，都唱這首歌作為會議的首項儀式。那時太小，還不知道什麼詞作者、曲作者之類。後來，這首歌莫名其妙地銷聲匿跡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常常想尋覓原因，但一則由於不在我的專業範圍，故不是很迫切，二則因為也無從著手，所以一直這樣拖著。其間，雖然也聽到一些隻言片語，但始終沒有認真追究。」

　　周巍峙點名批評《毛澤東之歌》

　　是因為新歌湧現，大浪淘沙，將《毛澤東之歌》自然淘汰了，還是背後有不為人知的玄機?這就得從周巍峙點名批評《毛澤東之歌》談起。

　　1951年2月11日，時任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的周巍峙在《人民日報》發表《略談歌頌毛主席的歌曲創作》一文，點名批評《毛澤東之歌》。

　　周巍峙在文中指出：「用詩和歌曲來歌頌和讚美人民的領袖毛主席，描繪領袖的英雄形象，表達人民對領袖無限的尊敬與深厚的感情，這是很光榮的但也是很艱巨的任務。」「我們的詩人和音樂家也寫了不少歌頌毛主席的歌曲，這些歌曲有的已在廣大群眾中流行。但在歌頌毛主席的歌曲當中，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應該嚴肅地認真地加以考慮。」

　　在文藝創作的內容方面，周巍峙旗幟鮮明地指出，歌曲對毛主席的歌頌，必須正確認識領袖與群眾的關係，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嚴肅批評了只見領袖、不見人民的現象。

　　他說：「我看了二十幾個歌頌毛主席的歌曲，有的是群眾自己的創作，在這些歌曲里最常見的詞句是『大救星』『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幫助咱們把身翻』『跟著他』，以及『飲水要思源』等等，僅僅有少數歌子提到人民的力量。這些歌曲雖然反映了群眾對毛主席衷心的敬愛與感激，卻沒有充分反映出領袖與群眾之間的正確的關係，或者反映得還不夠恰當。領袖的偉大就依靠於他是真誠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發揮群眾的力量，因此他才能領導群眾在十分艱巨與複雜的鬥爭中贏得勝利。」「創作歌頌毛主席的歌曲本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我們需要更好地去理解人民對領袖的情感，善於選擇某一側面、某一角落來描繪領袖與人民的關係，人民熱愛領袖的情緒。」

　　上述文字，一方面說明了周巍峙批評《毛澤東之歌》的語境和主旨;另外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出了當時文化界比較民主活躍的氛圍，尤其是對領袖能夠採取比較正確而客觀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開闢的《人民文藝》欄目，為文化界這種自由開放的文藝批評提供了較為寬鬆的環境。

　　對於在文藝創作內容上比較好地處理了領袖與群眾關係的歌曲，周巍峙毫不吝嗇地稱讚道：「陝北民間的詩人孫萬福曾用『高樓大廈平地起，蟠龍卧虎高山頂』這兩句話歌頌毛主席，『蟠龍卧虎』要依靠『高山』，『高樓大廈』要從『平地』建起。這樣他就把領袖與群眾的關係正確地表現出來了，而不是把領袖寫成了『超人』與『救世主』。」

　　筆鋒一轉，對於文藝創作內容上只見領袖、不見人民的現象，周巍峙特別以《毛澤東之歌》為典型進行了批評。文章指出：「如由張春橋作詞、盧肅作曲的《毛澤東之歌》。詞中雖也著重說明了毛主席剛毅的戰鬥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但他所選取的形象是暴風雨中的『海燕』，是『黑暗無邊，夜霧茫茫』。對偉大領袖與迅速發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繪。」「有人認為它的情調受了宗教讚美詩的影響，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雖然這個歌曲是十年前的創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為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所歡迎，但從整個思想情感來看，卻和現在人民的距離很遠了。」

　　同時，文章還插入曲譜圖，對《毛澤東之歌》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提出了批評，指出其「曲調過於平淡，情感沉鬱」，「更帶有感傷的成分」。

　　《毛澤東之歌》是否真如周巍峙所言呢?讓歌詞自身來說明問題：

　　密雲籠罩著海洋，海燕呼喚暴風雨。你是最勇敢的一個，不管黑暗無邊，夜霧茫茫，從不停息你戰鬥的號召，從不收起你堅強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從中原，到邊疆，你響亮的聲音，鼓舞著鬥爭中的人民，溫暖著受難者的心。

　　敬愛的毛澤東同志，我們光榮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學著你的榜樣，跟著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愛的毛澤東同志，你是勝利的旗幟，光明的象徵，我們光榮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學著你的榜樣，跟著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通觀整篇歌詞，我們不難發現，確實都是對毛澤東「宗教讚美詩」般的虔誠，只見領袖、不見人民，並未「形象地概括了抗戰的艱苦」，周巍峙的「對偉大領袖與迅速發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繪」「和現在人民的距離很遠了」的批評是比較公允的。

　　張春橋對批評的回應

　　對周巍峙的批評，歌詞作者張春橋作何反應?一個月以後，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張春橋的答覆。全文如下：

　　編輯同志：

　　今天讀到《人民文藝》第八十七期所載周巍峙同志《略談歌頌毛主席的歌曲創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對我和盧肅同志合作的《毛澤東之歌》的意見。他所指出的許多缺點，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寫成這個作品時我們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風時，我對這支歌曲也曾進行檢討，和巍峙同志這篇文章的意見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經過整整十年，每當聽到人們還在唱這支歌時，內心實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個精神負擔，並且一天比一天沉重。雖然也曾想重寫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終未敢落筆。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來代替它。我想，現在人們還在唱它，並不是因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來表達對領袖的敬愛。我自己也仍願在這方面努力。

　　這支歌人民廣播器材廠曾灌過唱片，為了不使它再推廣，我已請人民廣播器材廠停止發行。謝謝你們。

　　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張春橋不僅「完全同意他對我和盧肅同志合作的《毛澤東之歌》的意見」，並且立即主動採取補救措施，「這支歌人民廣播器材廠曾灌過唱片，為了不使它再推廣，我已請人民廣播器材廠停止發行」。我們必須承認，當時已貴為《解放日報》總編輯兼社長的張春橋，對和自己職務大體相當的周巍峙的公開批評，並未惱羞成怒，也未大加辯解，其態度之誠懇，言辭之周全，反應之迅速，足以讓人刮目相看。

　　文人相輕，互不服氣，在文壇算不上什麼怪事。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春橋這個筆杆子對周巍峙這個筆杆子不留情面的批評所採取的態度，是相當淡定成熟的。與人們印象中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狗頭軍師張」截然不同，一個謙虛謹慎、思維縝密的「秀才」形象躍然紙上。這是歷史的事實!一個人的性格、人品和命運，很大程度上是個體內在因素起決定作用的。但是，思想和地位的改變，大環境大氣候的影響，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1941年張春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式讚美中，是否可以看出張春橋性格中善於投機、迎合的端倪呢?筆者認為，僅就創作這首歌而言，是投機、迎合的性格使然，還是發自內心的欽佩，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或許只有通過大量相關的事實，並和張春橋有相當接觸，對其有相當了解的人才有資格「姑且論之」。

　　對於張春橋的來信，《人民日報》還寫了個編者按：「這個歌曲，除人民廣播器材廠停止發行外，各地廣播電台應即停止播送。」也就是說，周巍峙對《毛澤東之歌》「和現在人民的距離很遠了」的批評，不僅張春橋表示認可和贊同，黨的喉舌《人民日報》也深表贊同與支持，說明當時大環境、大氛圍對文藝批評是包容的，對個人崇拜是持批判態度的。

　　在刊發張春橋答覆文章的同時，《人民日報》還登載了署名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安幹部學校一個讀者」的來信。在這封以《歡迎音樂批評》為題的信中，作者說：「最近在《人民文藝》上登過一篇周巍峙同志的《略談歌頌毛主席的歌曲創作》，我看了以後很滿意……我還希望以後在《人民文藝》上能刊登些好的歌，新鮮的有力的群眾的歌，高度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的歌。」這也進一步說明，正確認識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新鮮的有力的群眾的歌」更受歡迎。以《歡迎音樂批評》為題，也進一步說明《人民文藝》對文藝批評的支持態度。

　　《毛澤東之歌》被停播的文藝批評背景

　　作為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周巍峙點名批評《毛澤東之歌》，肯定不會毫無緣由。即使他的批評具有某種偶然性，《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也不會隨意批評一首曾經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歌頌領袖的歌曲。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毛澤東之歌》被批評，並能使張春橋坦然接受呢?這就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批評的大背景。

　　文學藝術是新中國文化建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毛澤東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賀電中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號召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團結起來，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發展起來，「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經濟建設工作」。這樣，五四運動以來處於分散形態的「新文藝運動」由此進入「新的人民的文藝」時代。9月，《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進入「新的人民的文藝」時代以後，如何「肅清封建的」思想，如何看待革命年代的文藝創作，如何進行新的文藝創作等問題，突出地擺在廣大文藝工作者面前。由於認識上的分歧，文藝工作者在文藝創作的許多方面產生了討論和爭鳴。其中，對於抒情歌曲的創作，也因存在認識上的分歧，產生了爭鳴。《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將某些過去戰爭年代創作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又一度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的抒情歌曲，當作具有傾向性錯誤的例子而給予批評，正是這種討論和爭鳴的一部分。

　　《人民日報》幾篇文章的選取，應該是有意識地在文藝創作上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呼應著文藝批評活動。

　　1951年4月20日，上海音樂家協會就曾召開關於歌頌領袖的歌曲創作座談會，討論《毛澤東之歌》。

　　1954年3月28日，《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發表呂驥《為創作更多更好的群眾歌曲而努力——談關於群眾歌曲創作的幾個問題》一文，《毛澤東之歌》再次被當作「靶子」受到批評。不過，這一次有更負盛名的《解放區的天》「陪斗」：「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些歌曲，其實不一定都是抒情歌曲，確實有些不健康的成分，是以個人的、陳舊的、輕浮的情感代替了新的、樂觀的、健康的人民情緒。曾經廣泛流行過的《解放區的天》《毛澤東之歌》就是明顯的例子。固然缺乏分析地隨便給某些歌戴上小資產階級的帽子是不恰當的，但因此放棄對於有嚴重缺點的作品的批評，同樣是有害的;那樣要造成思想上的混亂，資產階級思想傾向以及各種庸俗的思想情緒就會得到發育的溫床，抒情歌曲就有走向灰色的、頹廢的道路的可能。」

　　這次的文藝批評，與1951年純粹就文藝創作的內容和表現形式的批評不同，明顯帶有當時政治尤其是文藝逐漸朝「左」轉的痕迹，上升為「資產階級思想傾向以及各種庸俗的思想情緒」的問題。這些都說明對《毛澤東之歌》的批評不是孤立和偶發的事件，而是當時提倡文藝批評背景下的產物。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之歌》之所以驟然退出歷史舞台以至銷聲匿跡，主要是因為「對偉大領袖與迅速發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繪」，「和現在人民的距離很遠了」;在文藝創作內容上，沒能正確反映領袖與群眾的關係;在文藝創作形式上帶有「曲調過於平淡，情感沉鬱」等缺憾。在提倡文藝批評的大環境下，這些問題和缺憾，不僅引起了以周巍峙為代表的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和批評，而且以《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為代表的主流文藝也對這種批評持支持態度。如此一來，《毛澤東之歌》悄然退場也就勢所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