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未來在網路？（下）

小紅豬小分隊 發表於 2014-08-12 16:32| Tags 標籤：MOOC, 原創, 譯文

　　本文為第89期小紅豬搶稿

　　譯者：瑪雅藍

　　校對：伏維閣主

　　小紅花等級：3.5朵

　　前文：[小紅豬]MOOC崛起，大學的未來在網路？（上）[小紅豬]MOOC崛起，大學的未來在網路？（中）

　　

　　「我覺得我們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實驗層面。」一天下午，在位於拉德克利夫院（Radcliffe yard）邊上的辦公室里，發展心理學家、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系主任凱瑟琳·麥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對我說。今年夏天，麥卡特尼將離開哈佛，擔任史密斯學院的校長。當edX在2012年5月起步的時候，教務長阿蘭·嘉伯曾邀請她加入董事會。她說：「這確實是一個附加價值問題。一所高校、大學或大學中的職業學校能提供的附加價值是什麼？」後來，她偶然發現了一篇論文，並被深深觸動。「這傢伙真是個思想家，」她說著，把一篇手寫報告的列印版遞給我。報告題為「雪崩臨近」（An Avalanche Is Coming），由皮爾森教育出版聯合企業的顧問邁克爾·巴伯（Michael Barber）和兩位合作者共同出版，並於2012年三月由英國的一個智囊團——公共政策研究所發布。作者用雪崩一詞指代數字文化帶給大學的巨大衝擊。作者們寫道：「在雪崩中，任何人都不該駐留原地。」文章舉例說，勃日涅列夫時代的蘇維埃政府就身處一場雪崩之中，而且他們沒有準備，結果顯而易見，類似的還有萊曼兄弟。書的前言由前哈佛校長，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執筆。（譯註：勃日涅夫執掌蘇聯期間堅持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導致蘇聯由盛轉衰；萊曼兄弟曾是世界第四大投資銀行，2008年在次級房貸風暴中倒閉。）

　　文章的序言以一種預示未來的語調，濃墨重彩地描寫了技術商業策略。《雪崩鄰近》援引了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和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觀點，提出大學應該充分利用拆分教育責任的方式，以保持競爭能力。這是MOOC的支持者中流行的一個觀點。報告指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企業家領袖從大學輟學來到矽谷，例如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出於城市發展的需要，技術中心可能將成為未來的大學。」這個觀點在一些高等教育社區之中越來越流行。（密涅瓦計劃（The Minerva Project）就是一個在線文科大學，它將讓學生們在分佈於世界各地的七所大學之間穿梭，在各所大學中完成在線課程。它由標桿資本（Benchmark Capital）投資兩千五百萬美元創立，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執掌公司董事會。）麥卡特尼說：「我覺得這篇論文真不錯。我昨天讀了三次。」

　　三月里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edX的主席，阿南特·阿加瓦爾（Anant Agarwal）帶領我參觀公司的新辦公室。他五十五歲，在麻省理工教授電子工程學和計算機。edX的辦公室在麻省理工附近，離谷歌的波士頓辦事處兩個街區。這個地區位於劍橋，起伏的鋪磚人行道和歪歪扭扭地環繞著哈佛的小路相映成趣，它線條優美，角度尖銳，更適宜小汽車通行。阿加瓦爾和我握手，說：「歡迎來到我們這個創業公司。我們真的剛剛起步。」他揮手展示那些開放式辦公室，裡面擺滿了蕨類植物和時尚的金黃色木製傢具。天花板上掛著平板電視，員工們大步流星地穿梭在辦公點之間。他再次強調：「你看，創業公司就是這個樣子。」

　　阿加瓦爾曾創辦過許多公司，最近的一個是生產多核處理器的。他告訴我他整天不停地喝咖啡。這一點也不奇怪，他走路就像放快進，即使坐著的時候也動個不停。2011年12月，他在大學的支持下推出了一個叫MITx的項目，最初只是把春季學期的「電路域電子學」課程推廣到網路上。他說：「當我們開始起步的時候，我預計理想情況下學生人數大約能達到麻省理工的班上學生人數的十倍，也就是大約五千人。然而在推出課程的最初幾個小時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一萬人註冊。這門課最後一共招收了十五萬五千個學生。」

　　阿加瓦爾意識到他開始了一項大工程。當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管理人員就開展MOOC合作項目詢問他的意見時，他提出了六千萬美元的預算。他估計，以目前的消耗速度，這筆投資大概能滿足edX「大約兩年」的需求。他說：「當這項事業開展的時候，我們就能知道它運行得怎麼樣，我們實際上做了什麼，沒做到什麼，並不斷拋掉累贅，蹣跚前行，就像你對任何一家創業公司的設想一樣。這就是一個創業公司。」

　　edX如何盈利仍然不甚清楚。哈佛X項目中的課程目前是免費的，但隨著哈佛將在今年秋天開始實施它稱為「有償實驗」的計劃，這即將發生改變。MOOC的製作成本高昂。哈佛X的領導者羅伯·魯（Robert Lue）告訴我，某些課程需要花費「成千上萬」美元來啟動和運轉，而且目前為止還沒有顯著的回報。哈佛大學把它的三千萬美元賭注視為投資中的「風險投資」，並希望收回成本。

　　一個可能的盈利模式是出售使用許可，例如如果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使用了哈佛X的課程，它將通過edX向哈佛付費。另一個模式則面向獨立的家庭用戶，在用戶註冊他們感興趣的課程時對其收費。目前已經有了一個收費在線教育市場，鳳凰城大學就是其中之一。為了在這個領域中競爭，edX將不得不認真衡量他們每節課的價格，一個經常被用到的參考模型就是iTunes。

　　即使是對參與製作MOOC的教授們來說，經濟問題也不甚明朗。教授是否應該因為推出在線課程而獲得額外收入？哈佛大學的藝術與科學學院院長邁克爾·D·史密斯（Michael D. Smith）告訴我，哈佛計劃在MOOC開始盈利之後為這些教師加薪。這涉及到一大堆知識產權問題：如果某位教授在哈佛開設了一門MOOC課程，它的知識產權就屬於edX；但如果他隨後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聘任，而普林斯頓是Cousera的合作夥伴，那麼誰將擁有這門在線課程？非終身教授可能會跳槽，那麼他們是否會被排斥在MOOC製作之外？當非擇優錄取的學校紛紛辭退員工，向精英教育力量購買課程使用許可的時候，MOOC為這些有志於打造世界影響力的教育界明星提供了潛力巨大的機會。當納吉決定把他的熱門課程變成MOOC時，他想到的可不僅是影響全世界。那時他已經在爭取希臘、印度、中國等地的生源，但他還想到了課程開始在網路上傳播之後的漫長的半衰期。

　　「對我來說這顯而易見：像哈佛這樣的頂級大學都擁有一個龐大而豐富的檔案庫，即使是在我走了之後，我的課程仍然會與後來的教師和科研人員緊密聯繫。我的意思不是退休，而是真正的離開，是死亡，」納吉對我說，「阿喀琉斯本人就在《第9狂想曲》第413行中說：『我將會死去，但這個故事將像一朵美麗的鮮花，永不凋零。』」

　　在劍橋，當天氣開始回暖的時候，大自然的芬芳也一併回歸。伴著一陣泥土和霧柔和而曖昧的氣息，草地開始生長，哈佛大學的古籍圖書館後院里的樹也開始開花。園丁們把覆料鋪滿地面。在一年中最初的溫暖天氣里，我在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的後門會見了彼得·J·柏嘉（Peter J. Burgard）。他是哈佛大學的一位德語教授，在那裡有一個研究所，和他的辦公室相互獨立。

　　柏嘉是個高個子男人，有著一頭波浪般的銀髮。那天下午，他穿著一件綠色和亮藍色的條紋襯衫，藍色牛仔褲和青檸色的襪子。他自稱閉門治學，但是他在線閱讀量非常大。他說話噼噼啪啪連珠炮一般，像一個年輕而不知疲倦的單口相聲演員。和大多數終身教授不同，柏嘉自願教授高級德語，並且每年夏天在慕尼黑開展一個大規模的文化體驗項目。他的其他教學內容五花八門，包括德國啟蒙運動，巴洛克文學和藝術，二十一世紀藝術，還有歌德、尼采和弗洛伊德。

　　柏嘉是一位很受重用的教授。不過，自從edX在哈佛開展以來，他就是一個堅定而直率的批評者。「我決定不在哈佛X上授課，」他在他的轉椅上旋轉著對我說。他面前放著一台大屏幕iMac，後面的牆上掛著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黑白畫《法學》（Jurisprudence）的巨型複製品，那是2005年柏嘉參與策劃的一場展覽留下來的，描繪了一個男人在三個裸女面前被章魚俘獲的場景。柏嘉擔心MOOC可能會破壞高等教育的系統性。他說：「對我來說，大學教育通常意味著和學生一同坐在教室里。我更喜歡學生較少的課程，這能讓你真正與學生進行互動，並深入探索深刻的話題，比如一幅晦澀的畫，一篇精彩的文章等等。這就是教育激動人心的部分。這裡面有一種化學反應，在網路上是無法複製的。」

　　他繼續說：「想象你在南達科他州。那裡的大學囊中羞澀，他們就說：『啊哈！有哈佛X呢，我們只要每學期花三千美元聘一個助教，讓學生看電視就好了。』他們的教師隊伍將快速縮水，這種縮水最終將波及更大的、相對富裕的大學。那些地方的就業崗位將會減少，博士的就業率也會降低。被聘任的博士越少——結果你也知道。這首先會影響到相對較差的學校，但最終會波及頂級高校……如果你的研究生項目比較小，那你的系主任肯定會說，『首先，我們的一半學生在上MOOC；其次，你的研究所不多，所以你的英語系，或者歷史系，人類學系等等，不需要那麼多教授。』顯然，你的教師隊伍越小，能教授的科目和子科目就越少，這就導致一些知識被忽略，進而失傳。你可以看到這一切的衰落是怎樣發生的。」

　　我問哈佛系主任邁克爾·斯密斯是否擔心MOOC對學術界就業市場的影響。他說：「我經常覺得這個問題被誇大了。我們和研究生院還有研究生緊密合作，考慮怎樣讓他們也加入這個進程。」他說，今天的工作機會必然會「和我從研究生院畢業時很不一樣」。一些博士生正在作為「哈佛X員工」接受MOOC製作培訓。

　　不過柏嘉不是唯一有這種擔憂的人。上個月，阿默斯特學院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教師投票拒絕了加入edX的邀請。其中一些教師瀏覽過哈佛的MOOC課程，擔心它們會把高等教育高度集中，而且它們龐大的規模與阿默斯特的小班教學作風格格不入。一門MOOC的學生人數就能達到阿默斯特兩個世紀以來在世或已故的所有校友的數量總和。

　　大衛·W·威爾斯（David W. Wills）是阿默斯特學院的宗教史教授。他告訴我：「我對它的結果感到驚訝。這就像一件預先安排好的事一樣，它正在成為主流。」威爾斯說自己最初對MOOC持開放的態度，但他了解得越多，他的焦慮就越多，而且似乎沒有一個MOOC支持者能夠緩解他的焦慮。「edX的一個工作人員說，『這是哈佛和麻省理工贊助的。他們不會做任何對高等教育不利的事情！』我聯想到一些謹慎的金融分析師，他們對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出現的金融工具的意見是，『它有風險，不是嗎？但高盛集團使用了這些工具，萊曼兄弟也用了。』」他說他在edX聽到的只有對技術革新的溢美之辭，他們似乎在排斥其他事物。他擔心學術界在少數明星教授的階級統治下崩塌，並對我說：「這就像高等教育中出現了大教堂。」

　　他和其他教師還擔心網路教育對小傳教士們的影響。亞當·西則（Adam Sitze）是阿默斯特學院法律、法學和社會思想系的一員，他告訴我：「我必須說，當我想到我們的決策將影響其他人的工作，但這些人並不參與討論，我就感到反胃。一些相對拮据的研究院里也會有才華橫溢的人。」思想政治理論學家托馬斯·L·達姆（Thomas L. Dumm）是西則的同事，他在一次會議上提出，MOOC的產權轉讓正在毫不留情地吞噬較弱的大學，簡直是「吃掉我們的玉米種」。

　　我很好奇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未來的精英教授，他們有沒有這樣的擔憂。我接觸過的大多數人似乎對MOOC主導學術界的未來很樂觀，至少在希望破滅之後也仍抱有信心。英文系研究生史蒂芬·斯奎博（Stephen Squibb）說：「我曾經看到它怎樣對本來就處境悲慘的人文學科落井下石，這讓我很難受。」

　　MOOC會不會帶來一些好的改變呢？包弼德（Peter K. Bol）是一位中國思想史學家，他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晚期，還在普林斯頓讀研究生的時候就開始依賴電腦了，那時他是個馬虎的打字員。現在，他擔任哈佛大學地理分析中心主任，大力推廣地理信息系統技術（GIS）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例如谷歌地圖，這種應用並不限於其中有價值的歷史信息。

　　對他來說，MOOC看上去是學術開源的勝利。一天早上晚些時候，包弼德在他那由期刊、手稿和書籍構成的文件叢林般的辦公室里對我說：「對我們來說問題是這樣的：你怎樣把你傳授給一小群學生的知識與一個大群體分享？除了寫暢銷書之外，我無法用其他方式把知識傳授給這些人。我沒法把我辛苦研究的成果告訴他們。」

　　現在他覺得他可以做到了。今年（2013年）秋天，包弼德將推出「中國X」，介紹中國從新石器時代到現在的文化歷史。他已經推出了一門課程，讓學生們為學習「中國X」作好準備。「中國歷史185：創造中國X」只對哈佛的學生開放，而這個學期，在包弼德的領導下，教學團隊正在分模塊逐步建設他的在線課程。教學將同時在課室和計算機實驗室里展開。我旁聽過他的一次課堂會議。

　　包弼德是個有天賦的教師。當他站到教室前面的時候，他疲倦而略顯呆板的舉止一掃而空，就像幕布拉起的時候，一位資深舞台演員讓所有人忘記了時間。他語調充滿活力，吐字清晰，並活潑地揮動著雙手，彷彿在操縱兩個牽線木偶。他的笑話能讓學生們哄堂大笑。這是我離開學校之後第一次進入一個這麼有活力的大學課堂，我的老習慣又回來了，被遺忘已久的時光如今歷歷在目。我發現自己記了很多筆記，典型的大學生筆記，比我今天記的大多數筆記都要認真和清楚。有一次，我趁博說話的時候掃了一眼手機，看看有沒有重要的郵件。我抬起頭時看見他正盯著我，頓時畏縮了一下。我找回了學生聽課時的那種雙重心態：向看著你的人報以注視的奇異的責任，和表示支持的急切感。這個房間里發生著一些有魔力而又微妙的事情，我可不想成為那個打破魔咒的人。

　　在兩個小時的課即將結束的時候，一個女生舉手詢問包弼德，他所說的「歷史學家的素養」是什麼意思。還有幾分鐘就下課了。包弼德點點頭，然後靠到一張桌子邊上，雙腿懸空晃著。他的一個同事和合作者，歷史學家馬克·C·艾略特（Mark C. Elliott）溜進了課室，包弼德讓他到前面來。兩人並肩坐著。包弼德說：「我怎麼知道我看見了歷史學家的素養？因為這個人對事物隨時間的變化感興趣，但他的興趣不限於此。他還關心事物如何隨時間發生變化，以及如何解釋這些變化。」

　　艾略特說：「我的回答有點不一樣。我認為，歷史學家的素養是觀察今天發生了什麼，並假設不管發生什麼，這都不是第一次發生。而我們觀察到的一切，都必然在某個循環中的某一點、在某時某地發生過。我們周圍的各種變化的其他版本，都只是一系列大量類似的變化的最新部分。」

　

　包弼德點點頭：「所以我覺得你的意思是——」

　　「又來了！」

　　「——歷史在某些方面是一種重複。但歷史難道不也是累積的嗎？我們第二次看到一件事發生的時候，它和第一次還是有些不一樣。」

　　「是的。我當然不是說它在重複。實際上，雪莉·貝西（Shirley Bassey）有一首歌叫《重複的歷史》——」

　　「你要是能唱一兩句——」

　　「我把MP3發給你吧。那首歌不重複，不過它是押韻的。」

　　他們的討論讓教室里充滿了生機勃勃的寂靜，就像往油畫布上塗顏料的感覺。坐在那兒，我想到了那些同樣微妙而不期而至的時刻，它們共同定義了我的大學教育。有一次，在仲冬時期一個溫暖的天氣里，一位研究巴洛克讚美詩和聲的教授大步走進課室，花了半節課分析一首盤旋在他腦海里的歌。那首歌是《一月中的六月》（June in January），它把我的思緒帶到了敞開的窗戶和溫暖的星期五。我似乎還能看見那間教師辦公室，它狹小清冷，光線迷離。那時我還是個新生，帶著問題來請教教授。教授的脖子上圍著一條暗灰色的圍巾，她向我推薦了一個論文庫，那後來成了我的本科畢業論文的基石。我想起在一堂華而不實、離題萬里的概論課上，坐在我旁邊的女生靠過來，在我筆記本頁邊的空白上寫下了「啊讓我離開這裡吧」之類的話。我還記得她用的是藍色的三菱簽字筆，她寫字的每一秒都是幸福的。我記得那些時光，我還記得更多。我見過你們不會相信的場景。

　　教育是一個神奇的學術過程，它的興和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為什麼一些學生能記住他們在某一門課程中學到的東西長達幾年，而其他人在暑假就把它忘光了？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從哈佛輟學，去掀起技術工業的革命，這個事實說明哈佛教育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這個答案很重要，因為被傳授的知識構成了教育，這其中的機制決定了MOOC是將促進這個國家的教育，還是毀滅它。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威廉·W·費舍爾三世（William W. Fisher Ⅲ）曾經試圖通過實驗找出其中的差別。今年春天，費舍爾通過edX開展了他的第一項在線課程，叫版權X。但他也是這個媒體的一個普通學生。費舍爾的研究領域是知識產權法，並側重於數字時代的知識產權。他是代表了謝潑德·菲爾雷（Shepard Fairey）和他的海報《希望》的一員。一天早上，我們在他的辦公室會面，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裡擺著站立式辦公桌和人體工學鍵盤。我們談話時，他的葡萄牙水犬尼卡悄悄溜了進來。費舍爾告訴我，他對MOOC持保留意見。

　　費舍爾有一頭亂蓬蓬的泛紅的金髮，他穿了一件細條紋西裝，卻搭配了棕褐色的登山靴，顯得有點突兀。他說：「最近在線課程的潮流體現出兩個特徵。首先，教授們普遍被塑造成『山頂上的導師』，或是廣告牌和電視上那種百里挑一的模特。這裡指的是某個領域中的大師對一大群學生授課，學生們汲取大師智慧的場景。其次，學習需要某種程度的互動，而這種互動正在被塑造成一個自動化的、需要正誤答案的過程。」

　　「我覺得對教育來說，MOOC它沒有充分利用新技術的優勢。可能它對數學、計算機科學和自然科學來說非常有好處，但我不教這些學科，所以我不確定。我能肯定的是它對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法律來說不那麼有用，所以我想嘗試一種不同的技術，」他說。

　　費舍爾的想法是最大程度地限制他的在線課程。知識產權X的在線註冊名額限制在五百人。在挑選學生方面，年齡和職業是他考慮的因素之一。他的目標是把數碼時代知識產權的知識傳播到學生中間，讓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靈活運用。和大多數MOOC課程不同，知識產權X和費舍爾在法學院的課程同步開展，這讓他得以和兩個群體保持聯繫。他在法學院的學生和畢業生自願為網路上的學生們擔任助教，他把這五百個學生分配給他們管理。

　　法學院每周在學校開展兩次蘇格拉底式的辯論。與此同時，在助教的帶領下，在線課程的學生們也會開在線研討會。每隔一周的一個晚上，法學院的整個小組還會召開現場或遠程研討會。藝術家、作家和其他知識產權所有人也會前來參加研討會，提出他們想了解的法律問題。助教不僅出現在教室里，還會在學生通過網路電視觀看會議的時候出現在線上。費舍爾說：「教職工監督和參與討論，並提出問題，推進討論。「所以房間里會有兩個屏幕，一個顯示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另一個顯示教師團隊設計的問題。我們的討論就在這兩組問題中交替進行。」

　　當知識產權X的車輪開始轉動向前，這門課程正在努力兌現它對在線教育的諾言：讓有用的知識在哈佛的校牆外增值，讓學生在授課中學習，並通過提供更多討論疑難問題的時間豐富了課室的環境。同時，它也不是大規模而開放的，不完全在網路上開展。費舍爾說：「這不過是幾個世紀以來探討會開展的基本方式，它並不新鮮，但仍然是個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