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是何時何地開始放膽貪腐的？

　　就像所有的貪官污吏墮落幾乎都是一個漸變過程一樣，徐才厚的變化同樣也不是在一夜之間頃刻完成的。那麼，其究竟是於何時何地從一個「看起來溫潤訥言、謙恭有加、又謹慎低調、好學上進的人」，放膽「蛻變成國之大蠹、軍中危卵」的呢？在習近平提出「特別要高度重視和嚴肅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訓，徹底肅清影響」的背景下，或許實有必要追根溯源予以解答。

　　據相關官方報道介紹，徐才厚大學時的同學騰敘兗曾「引用一位朋友的說法稱，徐才厚調入北京前曾對身邊的同事說：『我這次進京，恐怕是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大家以為他是在開玩笑，他認真地說：『高出不勝寒啊！』騰敘兗感嘆：『如果這位朋友說的是實話，徐才厚真是一語成讖。」

　　翻開徐才厚的簡歷可以發現，徐才厚是於1992年從陸軍第十六集團軍政委的崗位上調到解放軍總政治部任主任助理的。其當時究竟是基於什麼考量居然會對自己的前程作出這樣的預測？是其具有未卜先知舉一反三的神機妙算的推演能力？還是其那時就對腐敗產生了某種興趣並「已經有了走歪門邪道的苗頭」？或是其根據歷史經驗和人生歷練在彼時已預測出了自己的未來走向？這些問題雖然目前不得而知，但僅憑兩折小故事初步推斷，徐才厚甩開膀子向腐敗邁出遼闊大步的時間似乎應在1992年之後，而地點就在首善之區北京。

　　據「騰敘兗回憶，1992年，徐才厚從東北調至總政治部擔任主任助理后，在香港的老同學劉蘇民去北京看他，發現他家裡只有電風扇，夏天熱的流汗。劉蘇民主動提出要送他一台空調，徐才厚嚇得直擺手：『不行不行，首長家裡都沒有裝空調呢，我哪敢！』」從這樣的描述中，似乎可以基本斷定當時的徐才厚尚未感受到「高處不勝寒」的寒意，否則，堂堂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助理焉能在「夏天熱的流汗」？且在老同學要奉送空調時，居然嚇得又是「擺手」，又是直喊「我哪敢」？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切漸漸發生了變化。「2000年以後，徐才厚當年的同學有一次在北京聚會。同學多，花費不少，大家將徐才厚的軍，要其請客。徐才厚一同意，隨員馬上就辦了。徐才厚當時說：『我腐敗了一次。』」在這裡，所謂「隨員馬上就辦了」，以及「我腐敗了一次」，相信對許多手中握有一定權力的官員來說，恐怕一定是耳熟能詳絕不陌生，甚至不少人還且做過同樣的事，說過同樣的事。所不同的不過是請客的對象及地點、規格略有不同罷了。

　　既然可以「我腐敗了一次」，那麼，就同樣可以「我腐敗了兩次、三次、四次、無數次」；既然可以在餐桌上腐敗，那麼，為什麼就不能在其它方面進行腐敗呢？「有一年的同學會上，他對同學說，『班裡同學年紀大了不容易，別的我幫不著忙，你們家裡孩子有什麼困難，我都管。」一句「我都管」，表面看似像對同學表達的一片深情厚意，實則流露的確實對權力的放縱和炫耀。此時，所謂「高出不勝寒」已經開始沁入了他的血脈和骨髓，然而，由於宛若權力春藥般的威力揮發，加之又缺乏監督機制猛擊一掌似的提醒和勸誡，被權欲之火撩撥得不能自己的徐才厚卻已喪失了起碼的感知能力。

　　如果說徐才厚當年調京時，果有「不歸路」之說，那麼，起碼錶明當時他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這一點似乎在他剛進京時家裡「夏天熱的流汗」中也可以得到驗證。然而，其之所以會在腐敗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以致不可自拔，或許就是因為其不知在何時學會了「我腐敗了一次」。對所有官員而言，所謂「我腐敗了一次」，其實就是一劑赤裸裸的官場「鴉片」。爾等一旦將「莫以惡小而為之」式的防微杜漸被拋到了腦後，而無所顧忌地吸食了第一次，那麼就勢必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而此後若想戒掉這毒癮，沒有外界的強力干預和藥物的配合，即便是像徐才厚這樣的位高權重之人，恐怕同樣無濟於事難以奏效。

　　翻開徐才厚的簡歷不難發現，其之所以會從一個出身寒門的農家子弟一步步地演變「收受賄賂特別巨大」的巨貪，其根本原因還是兩個，一是信仰喪失殆盡、理想不復存在，二是制度嚴重缺失、監督形同虛設。正是在他和許多官員看來屬於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我腐敗了一次」，不僅讓其在日積月累耳濡目染的熏陶中終於練成了一名官場上心口不一、說作分離的「楷模」， 而且還讓他在1992年調京時的「不歸路」之說，一語成讖變成了現實。

　　違紀是違法的開始，違法是違紀的結局。胸無對法律和人民的敬畏之心卻要掌權為官，不僅會敗風氣貽害國家，而且還會毀滅自我危及家人。不難設想，如果徐才厚畢其一生也只是一位無官一身輕的工程技術人員，或是在東北官至軍政委而告老還鄉，其所擁有的家庭生活又該是怎樣的一幅其樂融融景象？據報道「徐才厚的女兒徐思寧目前亦捲入調查，她曾在軍報與住港機構任職」。面對徐才厚的凄慘人生結局，騰敘兗曾在心中向其大聲疾呼：「才厚老同學，你怎麼混成如此下場呀？你要那麼多的錢和房子幹什麼！」

　　「那麼多的錢和房子幹什麼」？對於這個問題，或許只有徐才厚及其華夏所有貪官最有發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