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國家的轉型模式

　　上個世紀後期以來，世界上有兩個地區的國家轉型最為激烈也最為成功，一個是東歐那些由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還有一個就是亞洲——主要是東亞——由傳統威權國家轉型為現代民主國家。就這兩個地區的國家轉型模式而言，其最大區別也許就在於：前者所謂「蘇東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如何破除原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以及隨之而來的「計劃經濟」，恢復私有制與市場經濟；而亞洲這些傳統國家的轉型最大問題不在於私有化（這些沒有經過社會主義洗禮的國家不存在這個問題），而在於政府構架如何從傳統的威權模式轉化為現代民主模式。

　　所謂「民主轉型」，一般是指以民主為目標的政治變遷過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轉型更多的是由威權主義國家向民主國家過渡。按照西方學者看法，民主化是指這樣一種政治變革過程，即「由較少負責任的政府到較多負責任的政府；由較少競爭(或乾脆沒有競爭)的選舉到較為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選舉；由嚴厲限制人權和政治權利到較好地保障這些權利；由市民社會只有微弱的(或乾脆沒有)自治團體到享有較充分自治和數量較多的自治團體」。在民主轉型過程中，不僅僅體現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更體現為民主權利在公民中的普及。一般認為，威權主義轉向民主政治的進程可分為「民主轉型期」與「民主鞏固期」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轉型開始於威權統治發生危機而產生某種形式的政治開放，以及更加尊重個人或團體的基本公民權。當以公開競爭性選舉選出民選政府時，第一階段的轉型結束。民主轉型期的完成，其必要條件是舉行了自由、競爭的選舉(以一種範圍廣泛的選民資格為基礎)。第二階段的轉型是有關民主政體鞏固的問題。當沒有任何政治人物、政黨或團體想要以非民主的程序來獲取權力和主張推翻經民主程序選出的決策者時，以及各種政府和非政府的勢力都服從於並習慣於在法律和制度範圍內解決衝突的時候，民主政治便可以被認為已經鞏固。

　　以此標準而言，20 世紀末，菲律賓、韓國、台灣地區、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因相繼實現「由非民主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政治轉型，即實施了一人一票的競爭性選舉而成為「民主化第三波」的典範，深得亨廷頓等西方政治學家的青睞。而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發展進程具有明顯相似性，呈現出從「自由民主體制」到「威權體制」再到「多元體制」發展的規律性特徵。五國一區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其政治制度及體制都先後經歷了效仿西方政體的「自由民主體制」階段、「威權體制」階段和「多元體制」 階段。從「自由民主體制」到「威權體制」再到「多元體制」，是東亞五國一區政治發展的基本線索與共同規律，但在不同國家的表現亦有所差別，其中以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最為典型，台灣因特殊的政治環境，「自由民主體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經歷了典型的「自由民主體制」和「威權體制」，但尚未完全過渡到「多元體制」，泰國正處於由「威權體制」向「多元體制」過渡的時期。這些亞洲國家的轉型起碼體現出這樣兩個共同特點：

　　首先是經濟高度發達，為國家轉型提供了物質基礎。東亞五國一區中，儘管表現形式並不完全相同，但均無例外地經歷了威權體制時期。威權體制下的東亞社會的共同性特徵是：人民經濟社會權利有所保障和擴大，政治權力集中，經濟發展迅速，初步完成工業化。東亞的威權體制具有保障擴大國民權利和集中國家權力的雙重功能。東亞的威權體制，在法律形式上一般具有憲政體制，而在實際社會政策與功能層面具有保障人民的基本經濟、社會權利的特徵；在威權體制下，實行改革為國民經濟發展創造制度及政策條件，從而對社會形成了生產性激勵，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為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動力。另一方面，威權體制下國家權力相對集中，有利於實行有效的社會治理和管制，阻止了這一歷史時期經常出現的強烈的政治參與趨向，保持了保守的社會秩序。同時，由於權力集中，威權體制的政權，傾向強力整合社會資源，集中民智民力，對工業化實施規劃，促使工業化戰略性發展的實現。威權體制下，公民的政治權利受到限制，個人自由受到限制，政治權力不開放，具有壟斷性。

　　在這種給予和保障民眾的經濟社會權利和集中國家權力用以戰略性發展的威權統治下，東亞五國一區出現了工業化高速發展的「黃金期」。日本在進入「55年體制」后，創造了連續19年國民經濟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奇迹；韓國建立軍政體制後進入經濟高速發展階段，連續25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超過9%；印尼自蘇哈托政變后連續25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超過7%；新加坡建立「59年體制」后，連續35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超過8%。隨著經濟高速發展，社會普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會面貌有了很大改觀，出現了目睹城市景觀線改變的一代人，從而賦予了威權政體以選舉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還值得指出的因為經濟發展而催生出的中產階級成為這些國家社會轉型的主力。現代化的進展，促使亞洲國家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大分化：上層統治者和下層勞動者的比例逐漸縮小，同時富裕的中間階層，即中產階級日趨擴大。中產階級自身的特點，使它們成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據統計，韓國的中產階級已佔全國人口的近60%，成為韓國社會變革運動的重要力量。台灣的經濟發展同樣催生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包括政府和官營企事業的中上級公職人員、中小型企業主及企管人員和科技、教育、文化事業領域的知識分子群體。根據1985年的台灣勞動力統計資料，中產階級約合計228.7萬人，占就業總人口756.5萬人的27%，連同家屬683萬多人，佔全社會總人口的36%。從整體上看，中產階級比較關心公共權力的運用，其思想觀念中包孕著強烈的政治色彩，具體體現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識。中產階級隊伍的壯大日益消蝕著傳統政治的社會基礎，政治民主化卻因而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力量。事實證明，台灣政治變革的推動力量是「脫穎而出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他們在經濟快速成長中長大成人。」在南韓，唯有在80年代出現了一個龐大的都市中產階級隊伍之後，社會上的民主化運動才對權威政權構成真正的威脅，「漢城的管理階層和專業人員的動員也許才是在1987年迫使政治步入民主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則是亞洲國家轉型之際，都會發生大規模的廣場事件或者暴力活動。這些國家在實現民族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之初，大都經歷了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為目標的憲政的「自由民主體制」極端。然而，在這一時期，東亞國家大多出現了民粹主義的參與混亂，紛紛出現了體制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威權體製作為對於民粹主義混亂的制度救濟，登上了東亞的歷史舞台。在東亞五國一區，威權體制無一例外地起到迅速地穩定社會，開啟快速工業化，改變社會面貌的作用。在經歷了一個階段的威權體制之後，隨著工業化的完成，社會結構的變化，東亞五國一區的各個威權體制又以不同形式和路徑向多元體制演化轉變，有的發生了激烈的社會對抗與衝突，被稱為「民主化」或「民主革命」。

　　比如印度尼西亞，獨立后多黨制支撐的總統共和制，則受到荷蘭殖民政府的決定性影響，經過蘇加諾領導下的多黨混亂競爭和「有領導民主」的過渡，1965年之後的蘇哈托軍人集團奪得政權。蘇哈托「新秩序」時期的威權發展體制，在大力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在催生著政治變革的各種促進力量。在1998年的政治社會動蕩的狂潮中，印度尼西亞快速地走向了民主轉型的快車道，多黨制支撐的總統制民主架構再度運行。菲律賓是在1935年美國人制定的憲法架構下走向獨立，並開始其「美國模式」的兩黨制總統共和制運行的，中經1965年至1986年馬科斯的威權與獨裁統治后，在1986年一場疾風暴雨般的「人民力量」運動之後，多黨制支撐的總統共和制，在經濟基礎薄弱和傳統「庇護制關係」強大的的環境中艱難起航。

　　而在英國殖民政府影響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議會內閣制政府，在經歷了二戰後多黨衝突的暫短民主實驗期混亂后，各自由「巫統」和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式執掌政權，「半民主、半威權」的發展型體制長期保持穩定並有效運行。中國台灣，從1945光復以後，直到1987年「戒嚴」解除，一直處於「兩蔣」的威權統治之下，這一時期，台灣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李登輝主政時期，經過了六次「修憲」活動，台灣基本政治架構確立了「總統直選」的「半總統制」體制。經過激烈曲折的「朝野之爭」，2000年發生第一次政黨輪替，2008年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在政治社會亂象中艱難前行。我們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亞洲國家轉型的共同性特徵是：效仿西方建立民主憲政體制，社會自由擴大，思想活躍；但社會動蕩，腐敗盛行；經濟有所發展或恢復，但起伏不定。

　　今天的中國，也處於轉型關鍵時期：我們經濟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具備了國家轉型的物質基礎，如何在轉型中避免傷及根本的大動蕩，則亞洲那些已經轉型成功的國家為我們提供了足堪借鑒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好好思考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