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總被貼上「不文明」的標籤（圖）

　　撇開具體情況，如果從文化上、社會心理上深挖下去就會發現，文明等級論依然在發揮著某種作用。歷史並不遙遠，它就彌散在我們周圍。

　　

　　
    文明一詞在今天無疑佔據著道德上的制高點，人們動輒便以不文明來指責他人，國家也把建設高度的物質和精神文明作為戰略方針來實施。但似乎從來無人去追問一下文明一詞來自何處，內涵是什麼，在其背後有著一套怎樣的話語，這套話語在近代產生過什麼影響。

　　今天我們所說的文明一詞是從英文civilization翻譯過來的，而這個詞直到18世紀中期才形成。其本義原指一種過程，後來才指一種狀態。當然，這種狀態特指西方國家，用德國學者埃利亞斯的話說，文明「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西方社會「試圖通過這樣的概念來表達他們自身的特點以及那些他們引以為自豪的東西，他們的技術水平，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等等。」而且，「文明」一詞從形成那一天起，就不是作為一個孤立的辭彙存在的，在其背後隱含的是「野蠻」，以後更形成一套話語，這套話語就是文明等級論。

　　所謂文明等級論，是指從19世紀風行於英、美等國的一種關於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學說。這種學說將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道路劃分為包含不同等級的發展模式。到目前所知，19世紀風行於英美等國的文明等級論主要有四級制、五級制和三級制三種模式，其中以四級制模式最多，五級制次之，三級制最少。所謂四級制文等級論模式，是指將當時世界的人類物種劃分為「蒙昧（the savage）、 野蠻（the barbarous）、 半文明（the half-civilized）和文明（the civilized）」四個等級。所謂五級制文明等級論模式，是指在上述四級文明等級之上再增加開化（the enlightened）一級。所謂三級文明等級論模式，則是指將上述四級文明等級論中的野蠻（the barbarous）與半文明（the half-civilized）合併，形成一種新的三級模式。在以後的近一個世紀里，文明等級論在模式上再無創新。

　　撇開其中蘊含的進步性內容來看，這種文明等級論很明顯是一套話語，也是一種世界模式，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可以在其中發現自己的位置。當然這種世界模式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文明等級論於1820年代出現后，很快便滲入英、美等國的中學地理教科書。據美國學者克雷格說：「從1830年代到1870年代，一張文明發展階段清單成為高中地理教科書的標準特徵」。1880年代以後，雖然這種開列一張文明發展清單的做法不再流行，但此類殘存的假設依然非常活躍。甚至在整個1890年代乃至以後，根據文明發展水平來討論不同國家和種族的相對成就的現象依然存在。中小學教育是國民教育，中小學教科書的功能之一是通過傳播知識培養近代意義上的國民。近代西方文明等級論就是通過中小學地理教科書而成為英美等國國民的常識，並逐漸內化為一種民族心理狀態；以後又伴隨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流傳至世界各地，成為一種帶有普世性的知識與價值觀念。

　　晚清首先用漢語文明一詞來翻譯civilization者是日本的福澤諭吉。這一譯法存在明顯錯誤。因為如果說文明是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那麼五級制文明等級論中的the enlightened nation 將無處安置。本文將其譯為開化，亦屬無奈之舉。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將civilization譯為開化或教化，而將enlighten譯成文明。實際上晚清許多人將civilization譯為「教化」（理雅各、郭嵩燾）、「文教」（傅蘭雅），謝洪賚則乾脆將文明等級論中的五個層級譯為「野蠻」、「游牧」、 「半教化」、「有教化」、「文明」。由於清末日譯著作的風行，福澤諭吉的這一錯譯被國人所認可。

　　近代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東傳，主要通過兩條途徑：一條是從西文直接迻譯，另一條是轉道日本入華。1847年，出生於澳門的葡萄牙人瑪吉士在其《外國地理備考》卷四「地球總論」中對文明等級論有系統介紹。這可能是西方文明等級論首次進入中國。這篇「地球總論」後來被魏源的《海國圖志》百卷本和王錫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收錄，得到廣泛流傳。以後，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在其譯編的《智環啟蒙塾課初步》、慕維廉在修訂后的《地理全志》、傅蘭雅在翻譯的《佐治芻言》等書中，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其編譯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書中，都對文明等級論有系統的介紹。

　　國人方面，出使英國的郭嵩燾、1899年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均對文明等級論有系統介紹。從1901年開始，隨著留日學生的增加和日文著作中譯的全面鋪開，近代以來傳入日本的西方文明等級論開始通過翻譯進入中國。受其影響，當時由中國人編寫的許多中小學甚至大學地理教科書，都充斥著文明等級論的內容.

　　當時傳播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既有中學地理教科書，也有小學和大學地理教科書。一些教科書的使用量極大，這從其印刷的版次可以看出來。如謝洪賚《瀛環全志》到1913年已印出第13版。其《高等小學最新地理教科書》五年內印行23版。這些教科書在出版前大多經過政府組織審查。如謝洪賚《瀛環全志》經過總理衙門審訂，被認為「蒐輯精審，詳略得當，便於教習講授」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

　　與19世紀風行英美國等的地理教科書不同，近代以來翻譯編寫的地理教科書在涉及文明等級論時，大多隻介紹其等級和特徵，很少涉及各文明層級指稱的國家；即使少數涉及者，在介紹半文明國家時也有意略去中國。當然，誰是文明國家，誰是半文明國家，教科書的編譯者心裡明白，讀者心裡也明白。既然從小學到大學都在不斷向學生灌輸，西方國家是文明的，中國是半文明的，就不由得學生不相信，久而久之便成常識，再進而內化為民族心理狀態。清末革命黨人為宣傳革命，更將清政府斥之為野蠻，而清政府的某些做法，似乎也坐實了這一指斥。受此牽連，中國也就從半文明進而淪為野蠻。曾幾何時，中國也曾有自己的一套文明話語（「夷夏之辨」觀念）和世界模式（「五服」「九服」學說），以至1858年英國人在中英《天津條約》中特別規定，此後中國在各種官方文書中提到其政府和民人時不得提書「夷」（barbarian）字。如今文明成了西方國家和西方人的符號性標識，中國則變成了半文明或野蠻國家，中國人也淪為半文明或野蠻人。最可悲的是人們普遍認同了這一看法。於是在國際交往中遇事自矮三分，就成為一些國人的下意識行為。直到20世紀30年代，因了日本的大舉入侵，人們這才意識到文明不僅意味著進步，也意味著戰爭、殺戮和毀滅，於是自近代以來的文明化運動逐漸退潮，民族復興運動則方興未艾。據陳序經說，當時不僅一般人所說的文明戲、文明結婚已很罕見，一般學者對文明兩字也很少使用。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撰寫本文，並非要反對現代文明，也不是不承認我們的確有不文明的地方，而是要提醒人們，在使用文明一詞時，警惕文明等級論的陷阱。因為文明與福柯筆下的啟蒙一樣，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它們均有始而無終。從未見哪一位笨伯說過，我的文明化已經完成了，我的進步已經到頭了，可以終結了。既然如此，我文明人亦文明，我進步人亦進步。如果不揭露文明等級論這一套話語的實質，不打破文明等級論這一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我們有可能永遠被貼上「半文明」或「野蠻」的標籤，永遠無資格在國際事務中爭取話語權。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是不文明的。不文明者有何資格來掌控話語權？一些西方國家動輒以「邪惡」來指責中國，以不文明來指責中國人，撇開具體情況，如果從文化上、社會心理上深挖下去就會發現，文明等級論依然在發揮著某種作用。歷史並不遙遠，它就彌散在我們周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