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岸：彭德懷做的哪件事讓毛澤東一生感佩

　　毛澤東與彭德懷延續了４４年的個人關係貫穿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風雲際會，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面貌產生了重要影響，至今仍為黨史研究者們所熱衷。他們試圖從已作出的黨內定論中挖掘出更多歷史細節，揭開兩個偉人從合作到疏遠再到對立的真正緣由，歸結出某種歷史發展的宿命，少華、大立合作出版的《毛澤東與彭德懷》一書（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８月第一版）是迄今為止最為詳盡、冷靜的著述。

　　這部似史非史、似傳非傳的書從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那個風雪交加的早晨開始記述。是日，因犯所謂「右傾」和「軍事投機主義」錯誤而處於低谷的毛澤東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他的湖南老鄉彭德懷率紅五軍留守紅都。兩個多月後，井岡山失守。4月1日，當兩路紅軍再度相會，毛澤東阻止了彭德懷的自責，公允地分析了井岡山陷落的原因，在紅五軍最危難之際向彭伸出援手。不久，當時的左傾中央下令解散紅四軍，命毛澤東、朱德回中央工作，實際是要剝奪他們的兵權。彭德懷上書中央力阻，由此開始了與毛澤東肝膽相照的合作。

　　在共同信仰和相通性格的驅使下，「宗師」與「猛將」之間的合作穿越了此後中國革命的每一個關鍵節點，超越了彼此偶見的分歧和誤解，煥發出驚人的能量。１９３０年，在「立三路線」錯誤領導下，全黨陷入狂熱的革命躁動，毛澤東在不對抗中央組織命令的前提下將冒進主義指令逐步演變為武裝示威，彭德懷堅定站在總前委和毛澤東一邊，以「過江」命令阻止了紅三軍團的分裂。同年，中央蘇區內部掀起反ＡＢ團、改組派的肅反運動，紅二十軍負氣發動「兵諫」，是為「富田事變」。事變領導者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喊出「反對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甚至偽造毛澤東書信以策反彭德懷，彭憑著對毛的了解一眼識破，再次挽救了毛澤東，令毛一生感佩。

　　在紅軍反「圍剿」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漫長用兵歷程中，毛和彭一個在後方、一個在前方，遙相感應，互為知音，可以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來形容。他們都敏銳地認識到，在革命軍隊擺脫困境、爭取勝利的過程中，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真叫人著急」，「『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這也是為什麼在武裝革命歷程的每一個十字路口、中央內部面臨人事抉擇之際，彭德懷總是堅定地作「擁毛派」，這是一員猛將為中國革命前途計做出的由心而生的選擇。

　　裂隙的產生緣自誤解。1935年會理會議，對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巧渡金沙江「盡走弓背路」而牢騷滿腹的林彪給中央寫信提議「換帥」，建議朱毛隨軍主持大計，讓彭德懷具體指揮作戰。毛澤東認為林的信是受彭指使寫的，相信事久自然明的彭對此未作辯解，這個誤會成為兩人結了一生的疙瘩。抗日戰爭，延安後方與山西前方在運動戰與游擊戰的關係問題上爭論不下，最終選擇山地游擊戰並將其提升為全局戰略的毛與身處前方更多考慮如何在抗戰頭役中打勝仗以提高八路軍聲威的彭存在分歧。毛對將領們打大仗、多打仗的急躁情緒甚為擔憂，嚴厲批評彭等人一味樂觀、「模糊了『游擊戰』和『運動戰』的主次關係」。歷史最終證明了毛的英明，卻未能消除毛彭之間形成的更大嫌隙。

　　《毛澤東與彭德懷》一書披露，1940年7月彭德懷簽發了發動百團大戰的預備令並報請中央軍委批准，卻始終未獲回復。半個世紀后查明，是因為當時毛住院養病，電報被王稼祥壓下。就是這個疏忽，讓彭背上搞「獨立王國」、「擅自發動百團大戰」的罪名一世未能摘下。1943年，彭從前線返回延安任中央軍委參謀長，他在整風運動中檢討「百團大戰的缺點是暴露了力量」，使敵人「接連搞我們」，「但是否全由百團，這還不能過早結論」；毛批評彭「蘇聯和德國訂了個互不侵犯條約，有一條叫互通情報，而你連個情報也不給我通」，並且認為彭「剛愎自用」，檢討「很勉強」。

　　後來的事，人們耳熟能詳了。抗美援朝，彭受託而上，勝多挫少，與毛在前後方的合作仍是「既有光明坦途也有崎嶇小道，既有同心協力也有意見不一」，毛在倚重彭的同時繼續點評他「急了一些」、「大了一些」、「遠了一些」。毛將愛子岸英託付給彭，岸英卻不幸犧牲在朝鮮戰場。《毛澤東與彭德懷》一書還原了毛岸英的犧牲經過及後事處理過程、毛更加重用彭的事實，否定了關於毛岸英犧牲影響到毛彭關係的猜測和傳聞，指出「毛澤東既是一個慈父，更是一個罕見的強者，處理任何問題，總是以人民利益為最高準繩。」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和平年代，毛彭矛盾總爆發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原為糾「左」，主管軍事、剛剛出訪東歐回國彭德懷本是可去可不去的，在張聞天勸說下才決定上山。不平則鳴、有話藏不住的彭德懷在會上作了七次發言，仍意猶未盡給毛上了萬言書，一些話說得過於直截了當甚至「比較粗俗」，矛頭直指毛的領導責任，單挑毛搞個人崇拜和建國后不夠謹慎，其對「大躍進」消極後果的估計大大超出了毛所認識和願承認的程度，「引起當事人的極大不快」。自此，廬山會議的氣氛改變了，方向扭轉了，毛彭關係急轉直下，彭的個人命運也滑向悲劇的終點。

　　探究這種悲劇性的變化，《毛澤東與彭德懷》一書試圖歸結出某種歷史必然，有些話讀起來對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來說是振聾發聵的。「歷史恩怨糾纏於黨內爭論中，使兩個方向一致的巨人背道而馳。」「研討破裂悲劇，既有毛澤東的原因，也有彭德懷的原因。」（頁392）「當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斷發展后，黨的集體領導就談不上了」，「當毛澤東認為某一問題正確時，其他人就不能說有問題。即使真的存在問題，也只能由毛澤東自己提出，怎樣提出，糾正到什麼程度，也只能由毛澤東自己來定，任何人包括其他領導人，都不許有所超過。否則，儘管純屬是對黨的工作提出正確意見和建議，也要被視為對毛澤東正確領導的懷疑和動搖，甚至是對毛澤東的『挑戰』。」（頁399、400）而對於彭德懷，「作為一個軍功極大，地位極高的國防部長，舉手投足注意些分寸，為人謹慎些則是必要的。」（頁396）「他性格剛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適應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頁398）

　　歷史在諸多偶然當中總是縱貫著某種必然。「毛澤東和彭德懷無疑都是選擇沉重的人，他們能承受千鈞之重，但不能忍受一羽之輕」（頁９６）。兩個偉人的合作極有力地推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他們的分歧特別是在廬山發生的衝突則不僅導致了彭德懷個人的悲劇，也給黨和國家造成悲劇。「悲劇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給人們留下深沉的反思和回味，因而往往成為新事務、新思想孕育的契機。」（頁402）在全黨上下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再度倡導走群眾路線的今天，《毛澤東與彭德懷》一書值得向關心我們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人們推薦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