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媒質疑聲中如何正確看待中俄關係的發展？

　　前些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引起了西方擔憂，「中國威脅論」一度甚囂塵上，以「亞太再平衡」為標誌的西方政策大有針對中國調整其外交戰略的態勢。

　　2014年10月13日，註定要成為中俄關係史上的重要時間點。這一天，赴俄羅斯參加中俄兩國總理第19次定期會晤的中國代表團與俄羅斯代表團，在李克強總理和梅德韋傑夫總理的見證下，簽署了多達38項重大合作項目文件。其中包括兩國政府間關於東線供氣的合作協定、俄石油和中石油進一步深化戰略協作協定等多項能源合作文件，還包括貨幣互換、高科技園區、高速鐵路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合作清單。

　　這些合作大單的簽署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與中俄媒體的普遍歡迎和歡呼態度不同，一些西方媒體驚呼，中俄要「聯手對抗西方」、中國要幫助俄羅斯「度過難關」，似乎要變更過去的「中國威脅論」變更成「中俄威脅論」了。

　　分析西方媒體的這些論調，其觀點不乏誤解和偏見，甚至包括很多猜測和挑撥成分。

　　首先，中俄大單的簽署時機的確微妙中蘊含巧妙。當下，正值俄羅斯因為深度參與烏克蘭危機而受到西方國家普遍制裁的關鍵時期，俄羅斯已經顯現出從政治、經濟到外交的困境狀態，中國政府向俄羅斯開出的這些大單不僅僅具有經濟意義，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給予俄羅斯支持，這無疑是「雪中送炭」之舉，稀釋了西方制裁俄羅斯的效果，因而引起西方不快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前些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引起了西方擔憂，「中國威脅論」一度甚囂塵上，以「亞太再平衡」為標誌的西方政策大有針對中國調整其外交戰略的態勢。中國在全球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轉換的關鍵時期，與俄羅斯這個歐亞大國日益接近，尤其是今年以來中俄兩國高層在外交關係上互相支持的有關表態，體現了兩國「抱團取暖」的決心，抵消了「亞太再平衡」的鋒芒，「中俄威脅論」被拋出在所難免。

　　其實，中俄兩國關係走到今天順理成章，並非一時一事之功，更不是因為烏克蘭危機的發生或者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才促成這對大國關係的達成。

　　中俄關係從蘇聯解體時已經進入了新階段。從政治關係看，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水平不斷提高，兩國先後經歷了「夥伴關係」、「戰略夥伴關係」、「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從經濟關係看，兩國經貿合作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低水平向高水平發展的幾個階段。早在數年前，兩國領導人已經把經貿合作額定到了1500億美元和2000億美元的目標。然而受制於種種客觀條件，中俄經貿合作長期得不到實質性突破。

　　應該說，當下已經到了中俄經濟關係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時期，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正是提供了這樣的契機。不僅俄羅斯需要中國，中國同樣需要俄羅斯，這種相互支持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兩國關係長期探索和不斷適應世界格局變化的結果。因此，我們不僅理解西方媒體的評說，也更加能夠把握中俄關係的實質。

中俄之間合作需要平衡多方利益

   這次是李克強第一次以總理的身份訪問俄羅斯，總理的首訪自然格外受到國際媒體的格外關注，也是因為在俄歐之間制裁與相互制裁的背景中俄之家每一次互動都會受到關注，更何況李克強總理的訪問之行穿插於歐盟和俄羅斯之間，先後訪問德國、俄羅斯和義大利的三個大國。從國際問題案例分析的角度，在對兩個大國和大國集團對抗期間另一個大國的領導人穿插訪問也是值得關注。

2014年3月的烏克蘭政治危機在當時來看只不過是看做俄羅斯和歐洲這兩個地緣政治版塊的碰撞，而這種碰撞在過去的二十餘年間從未中斷且周期性上演。但是回到現在來看，烏克蘭政治危機對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帶來的改變確實不少。借用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員張昕的觀點，烏克蘭危機后，一個與現有體系平行的替代體系可能由此出現。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頻繁使用經濟制裁作為施展自己政治強力的最佳工具，俄羅斯應對制裁上已經作出諸多努力：在國際金融、國際儲備和支付體系尋找「去美元」的可能，在歐美傳統貿易夥伴以外加速建立新的貿易渠道和自由貿易區等等。這些嘗試預示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所謂「受威脅者的聯盟」會繼續努力擺脫現有國際經濟體系對他們的制約。不管共存的兩個體系是否真的會成為現實，對於現在俄羅斯和歐洲事實上已經越發斷裂的事實，我們不禁要問一句中國做好準備了嗎？

平心而論，李克強總理這一次的穿插訪問帶有一些風險，俄歐之間的拉鋸戰使得兩國精英早已經神經緊張，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在面對兩國精英之時任何涉及到歐俄關係的言論都會引起歐洲或者俄羅斯的不滿。在歐俄對抗的背景下，可以注意到一般大國的領導人盡量會避免同時面對衝突中的俄羅斯和西方。中國政府領導人能夠落實這樣藝術性的外交活動，得益於中國所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在新型大國關係的背景下，中國和俄羅斯、中國和歐盟之間的合作並不針對第三方，也就不存在需要選邊的問題。比如說，中國和俄羅斯發展合作，在歐盟方面不會看作為中國幫助俄羅斯對付歐盟，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中歐合作。可以說，多年來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收到了成效。

中俄總理會議機制已經進行到第十九次，這一機制已經成熟，作為政府首腦之間的對話機制之下，同時還運行著中俄副總理級的能源合作委員會、投資合作委員會等補充性機制。說到底，這些政府間的機制不同於國家元首之間的定期對話機制，本質上講大都是經濟合作機制和人文合作機制。在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穿插，就必須在敏感問題上保持中立態度，或者乾脆迴避。李克強總理在訪問俄羅斯期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也沒有讓俄羅斯打出中國牌。

所簽署的38項協議中，構建北京至莫斯科的歐亞高速運輸走廊，優先實施莫斯科至喀山高鐵項目，建設「歐亞高速運輸走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提出了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去年習近平總書記訪問中亞國家時向歐亞大陸國家表達出了戰略共享的意願。而普京總統在2011年競選時提出的歐亞聯盟構想也進入實施階段。從表面上看，兩個戰略都在爭取對於歐亞大陸腹地的影響能力，很有可能發生碰撞，這也是西方輿論一直以來的觀點。去年下半年新絲綢之路構想提出來之時，俄羅斯國內罵聲一片，就連普京總統都不得不面對著來自內閣的指責，其實普京提出歐亞聯盟戰略之後陰謀論的聲音也不是沒有。今年普京總統與習近平總書記的會晤，標誌著中俄進入戰略對接的時期，雙方在戰略目標上的誤解消除了。

動構建從北京到莫斯科的歐亞高速運輸走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如果在中俄之間構建起一種高速的鐵路網路，這對於聯通亞洲和歐洲的整個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雖然建設北京至莫斯科的高速運輸走廊從現在來看還不具有經濟上的理由，但是隨著俄羅斯遠東開發和中國振興東北、開發西部的戰略對接發展起來，或許真的就會存在這樣的需求。

現階段先落實莫斯科至喀山之間的項目則是非常務實的步驟。俄羅斯現在唯一的真正意義的高鐵線路是莫斯科到彼得堡之間的線路，高鐵的技術和設備都購買自德國，現在顯然不可能繼續下去這樣的合作。歐俄之間相互制裁給了中國高鐵技術輸出的機會，中國的高鐵技術也需要這樣的一個大市場。

2018年俄羅斯舉辦世界盃前需要對基礎設施進行升級，現在的破舊而衰敗的交通設施根本不能滿足需要。基礎建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在俄羅斯同西方國家關係緊張的情況下，新興國家都有機會參與。如果能夠藉此將中俄之間的經濟合作由貿易為主轉變為投資為主的話，中俄雙邊關係的基礎也更加穩牢。俄羅斯鐵路公司是俄羅斯國內最大的企業之一，對於政府的影響力可想而知，俄鐵的總裁亞庫寧也是俄羅斯重要的國務活動家，能夠直接影響到普京。

此前，中俄東線石油管道工程大幅度影響到了鐵路運輸石油，俄羅斯鐵路公司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曾經一度不滿，通過其在議會的代表人也給中國製造了一些麻煩。中俄之間的合作需要仔細研究好俄羅斯國內各個層面的權力結構，只有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才不至於帶來不必要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