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眼裡的大學什麼樣？

憶聞


馮友蘭教授在《馮友蘭自述》里，描述了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是什麼樣子——精神自由，兼容並蓄，既有像陳獨秀那樣思想激進的革命家，也有像劉師培那樣希望恢復帝制的保守派，文憑更不是問題，胡適進北大當老師，是個連博士都沒拿到的毛頭小伙，胡適後來說，如果沒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會在一家二三流的報刊編輯部度過，除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蔡元培還實行了先進的教授治校制度，他還大開校門，讓任何人都有機會進北大聽課。在這樣的氛圍下，北大培養出很多優秀學子，造就了一代代輝煌。以下是《馮友蘭自述》中的節選文字，對比今天的大學，頗讓人深思。

　　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於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威，並不在於他在政治上有什麼主張。譬如辜鴻銘在民國已經成立了幾年之後，還是帶著辮子，穿著清朝衣冠，公開主張帝制，但是他的英文在當時說是水平很高的，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實。蔡元培到校，也沒有改變這個事實，他還又加聘了一個反動人物，那就是劉師培。劉師培出身於一個講漢學的舊家，在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學，說是留學，實際上是在東京講中國學問。那時候，在東京這樣的人不少，章太炎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時在東京這樣的人中，比較年輕的都以章太炎為師，劉師培卻是獨立講學的。這樣的人也都受孫中山的影響，大多數贊成同盟會。劉師培也是如此。袁世凱在計劃篡國稱帝的時候，為了製造輿論，辦了一個"籌安會"，宣傳只有實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在六人之中，學術界有兩個知名人士，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在袁世凱被推翻以後，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他沒有上幾課，就病逝了。



　　這就是所謂"兼容並包"。在十年大動亂的時候，這也是一個批判的對象。所謂"兼容並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兼容並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的。
　　那個時候的北大，用一個褒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自由王國"；用一個貶義的名詞說，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王國"。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著教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願意講的課。後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著教師們去講，而是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這樣，就把研究和教學統一起來了。說"統一"，還是多了兩個字，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有一位講公羊春秋的老先生崔適，他寫了一部書，叫《春秋復始》，並且已經刻成木板，印成書了。蔡元培把他請來，給我們這一班開課，他不能有系統地講今文經學，也不能有系統地講公羊春秋，只能照著他的書講他的研究成果。
　　好，你就講你的《春秋復始》吧。他上課，就抱著他的書，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我們當時的水平，也提不出什麼問題。他就是那麼誠誠懇懇地念，我們也恭恭敬敬地聽。開什麼課，這是教師的自由，至於這個課怎麼講，那更是他的自由了。你可以說韓侂胄好，我可以說韓侂胄壞，完全可以唱對台戲。
　　戲可以唱對台戲，為什麼學術上不可以對堂講呢。至於學生們，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課，也可以上別系的課。你上什麼課，不上什麼課，沒人管；你上課不上課也沒人管。只到考試的時候你去參加考試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畢業證書，就不去參加考試，也沒人管。學校對於校外群眾也是公開的。
　　學校四門大開，上課鈴一響，誰願意來聽課，都可以到教室門口要一份講義，進去坐下就聽。發講義的人，也不管你是誰，只要向他要，他就發，發完為止。當時有一種說法，說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過入學考試進來的；一種是旁聽生，雖然沒有經過入學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得到許可的；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也不辦旁聽手續，不要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長期住下當偷聽生。
　　在這種情況下，旁聽生和偷聽生中可能有些是一本正經上課的，而正式中有些人上課不上課就很隨便。當時有一種說法，到八大胡同去的人，比較多的是兩院一堂。兩院指的是當時的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指的是北京大學。北大的這種情況，從蔡元培到校后已經改得多了，但仍有其人。有些學生在不上課的時候，也並非全乾壞事。顧頡剛告訴我說，他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喜歡看戲。每天在上午第二節課下課的時候，他就走出校門，到大街上看各戲園貼出的海報。老北京的人把看戲說成"聽"戲。在行的人，在戲園裡，名演員一登場，他就閉上眼睛，用手指頭輕輕地打著拍子，靜聽唱腔。只有不在行的人才睜開眼睛，看演員的扮相，看武打，看熱鬧。顧頡剛是既不聽，也不看，他所感到興趣的是戲中的故事。同是一個故事，許多戲種中都有，不過細節不同。看得多了，他發現一個規律：某一齣戲，越是晚出，它演的那個故事就越詳細，枝節越多，內容越豐富。故事就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這種情況。故事是人編出來的，經過編的人的手越多，內容就越豐富。古史可能也有寫歷史的人編造的部分，經過寫歷史的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經的手越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越多。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這個思想，是他從看戲中得來的。



　　照上邊所說的，北大當時的情況，似乎是亂七八糟，學生的思想，應該是一片混亂、派別分歧，莫衷一是。其實並不是那個樣子，像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言論行動，同學們都傳為笑談。傳說的人是當成笑話說的，聽的人也是當成笑話聽的，所謂"兼容並包"不過是為幾個個人保留領薪水的地方，說不上保留他們的影響。除了他們的業務外，他們也沒有什麼影響之可言。為新事物開闢的道路，可是越來越寬闊，積極的影響越來越大。陳獨秀當了文科學長以後，除了引進許多進步教授之外，還把他在上海辦的《新青年》雜誌，搬到北京，成為北大進步教授發表言論的園地。學生們也寫作了各種各樣的文章，在校外報刊上發表。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由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影響全國。派別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沒有武鬥。

上邊所引的那位中學校長說，學生是通情達理的，不僅通情達理，就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他們的判斷水平也是不能低估的。當時已經是五四運動的前夕，新文化運動將達到高潮，真是人才輩出，百花爭艷，可以說是"漢之得人，於斯為盛"。
　　就是這些人，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就是這些人，採取了外抗強敵、內除國賊的行動。在中國歷史中，類似的行動，在太學生中是不乏先例的。這是中國古代太學的傳統。五四運動繼承並且發揚了這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