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暴民才是危害香港的最大「外部勢力」！-ZT

原題：佔中」陰霾下的「造鬼運動」
    發生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佔領中環」運動或許進入尾聲，在這場運動期間，所謂「佔中」是外國勢力煽動和支持的結果，這一觀點受到了陸港兩地官媒的熱烈追捧，使得「外部勢力」成為解讀香港問題的一個關鍵詞。在更廣的語境里，自中共建政以來，「外部勢力」的說法更是屢屢見諸報端，成為官方用來警示國人的一張王牌。在本次「佔中」運動中，官媒眼中能量無窮的外部勢力又在香港幽靈般現身，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只要是中國發生大事，必是外部勢力慫恿所為。如果事實的確如此，當然應該以此為基礎去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如果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就可能產生曲解，將外部勢力無端擴大，失去對事情考察的憑證，看不到真相，連累解決事情的方案也會出錯。

相比於官媒的緊張，外界卻產生了諸多質疑。一方面是人們來自現實的反應，畢竟時過境遷，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香港也經歷了「一國兩制」的實踐，今日之中國，今日之香港，皆已發生變化，「外部勢力」真的還在起「主要作用」嗎？另一方面，從港人自身的視角來看，香港作為被英國殖民一百多年的城市，其社會生態和群體思維自然會帶有西化因素，否則「佔中」運動也不可能爆發。但若按照這個邏輯，有西化思想的港人豈不是都成了「外部勢力」？因此，想要徹底認識清楚香港問題，就必須摒棄以往僵化的意識形態思維，認真剖析現實，理性認識介入香港的「外部勢力」。

華洋融合的香港 遍地是「外部勢力」

中共歷來強調「外部勢力」，其實只是一種中西對立的政治視角。而如果繼續以這種邏輯來看香港，在這次「佔中」隊伍里就有著三種所謂的「外部勢力」的出現。

第一種，某些活躍在「佔中」運動中的泛民代表們，包括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和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這些人，不管是在其職業生涯中，還是生活上，都與西方存在較為密切的關聯。他們片面以為利用北京所忌諱的西方力量，就會迫使中央在香港問題上變得更加謹慎。這種典型的「洋八股」的老人思維，其實是被自己的歷史所劫持，根本無法認識變化的世界，不知這種做法只會給自己落下「敵對勢力」的嫌疑，陷入很被動的處境，從而成為政治上那批可憐的人。

第二種，以爭取普選為黨綱的香港公民黨。公民黨主席余若薇、黨魁梁家傑，兩人都是香港的資深大律師，而該黨內部有80%乃至90%的成員也都是屬於司法界。眾所周知，香港律師界歷來接受西式教育，歷史上香港執業律師的資格或者頭銜，比如所有大律師，曾經被稱為「皇家御用大律師」，英語稱為「Queen』s Council」，都要經過英國認可。可以說，他們不僅講英語，而且背後也是一整套的西化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其實是普世價值觀的變種，相對於中國來說，當然也就是外部勢力的異類文化。但是這種聯繫更多是歷史和知識結構所造成，而非刻意藉助西方力量來達到某種目的，更不是逢中必反。在這些人的潛意識中，「佔中」只是香港公民爭取民主的表現，而非「違法」事件，或者說表面上是違法，但由於是在爭取公義，所以政治上並不違法，更不是針對「一國兩制」和中央。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只不過是更傾向於運用西方思維來考慮香港問題而已，並非「敵對」。「一國兩制」本身就是針對香港有這樣的文化和歷史，所以才保障港人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而從意識形態上看，這就是「兩制」的理論基礎。

第三種人則是民主黨、工黨以及非建制派的其他議員。不同於公民黨，這些黨派人士與西方接觸相對較少。他們很清楚地表示不喜歡「藉助」西方，但在與戰友政治同伴的妥協下，也不會對「外國勢力」過於抵制。試想一下，作為英國的長期殖民地，港人一直處在西方的生存環境之中，而回到中國的懷抱不過17年，難免還有些舊的思維痕迹，這是理應得到理解的正常歷史慣性。





不難發現，依照內地那套「外部勢力」的視角來看待香港問題是極不合理的。一百多年的殖民史，造就了香港既傳統又現代的城市屬性，傳統在於它對東方為根和同一個中國的認可，而現代則在於它不同於中國內地的西方思維。因此，簡單地把佔中歸咎於「外部勢力」使然，對港人來說是不公平的。面對香港問題，中央要分清敵對勢力和正常交往關係的區別，應該承認歷史原因，不可以偏概全，簡單扣帽子，更要給香港一些時間，包容他們慢慢轉變，這樣才有利於香港乃至中國更好地發展。中央不能夠一邊要求「一國兩制」，一邊又不斷打壓香港與外部的聯繫，動不動就扣「勾結外部勢力」的帽子，何況這種指責並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

西方到底想在香港幹什麼

香港的歷史現實雖是客觀存在，但每當外部勢力的字眼見諸大陸媒體，給人的最大疑問依然是，西方人到底想在香港幹什麼？某種程度上講，西方人對待香港的態度，亦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某些人有針對性地指向中國，唯恐中國不亂；第二類是由於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思維習慣或者政治「抱負」，使某些西方人認為他們有義務去關心事關民主的問題；第三類人則是真心希望香港變得更好，但對香港問題的判斷或許存在誤解。

以美國民主基金會為代表的某些西方勢力，有著一種特殊的政治「抱負」和職業屬性，專門針對他們眼中那些非自由民主的國家。在他們看來，干涉香港「佔中」，推動中國達到他們所認為的民主化水平，實乃「分內」之事，「職責」所在。比如，受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的「博訊」就經常樂此不疲，儘管這些媒體可能連民主是什麼都搞不清楚。本次香港「佔中」，他們若有暗中支持，同樣屬於意料之中的事情，不必過多緊張。但要看到事實，就是他們根本操縱不了局勢，頂多扮演破壞、催化的角色，純屬小打小鬧。對於他們，中央確實有必要保持警惕，但是不能因為他們的存在而將敵對勢力的概念無限放大，不能因為一小撮人而影響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定性，更不能因此扭曲了對外部接觸的印象和判斷。

英美一些議員希望干涉香港「佔中』，其出發點更多屬於上述第二種情況。他們想要干涉香港，與他們以往想干涉伊拉克、敘利亞，本質上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一種習慣思維，或者政治責任在背後發揮作用。中央不必高看一眼，權且當作他們的「慣性思維」就好。他們之所以懷有這種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些念頭長期生存在自己的意識形態中。有觀點認為，小布希總統之所以發動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背後離不開施特勞斯學派在美國的推動。在施特勞斯學派眼中，制度有好壞之分，作為擁有世界上相對「健全」制度的美國，有義務在全球範圍推進「普世價值」，建立遍及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度。姑且不論他們的初衷，單純從實際效果而言，他們的觀點無疑會影響到西方政治家看待別的國家或者地區時的視角。那些接受施特勞斯學派理念的人，很自然地將香港因為政改而發生的「佔中」運動視為一場事關民主乃至「普世價值」大事，因此難免有一種像以前那樣干涉伊拉克、敘利亞等國的衝動。殊不知，他們的行為並不是為了針對中國，他們就是那樣「碎嘴」的人，因此中央也沒必要上綱上線到敵對勢力，將它們捧得這麼高。然而，中央顯然應該警惕這種力量給對象國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此外，還有一批移居海外的港人，他們關心香港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多年以來，即使他們身在異國他鄉，但是經常可以在香港的公益事務上看到他們慷慨解囊。他們對於香港的關心，正是一個遊子對於昔日故鄉的牽掛，實乃人之常情。即使他們對於香港問題有所誤解，也是美麗的誤會，因為從內心來看，他們是非常希望故鄉變得更加美好和繁榮。無論是中央，還是港府，不僅應該肯定他們作為遊子對於故鄉的關心，更要經常聽取他們善意的忠告。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是中國人數千年文化的有益成果。

香港最大的「外部勢力」

當中國官媒指責西方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時候，他們恐怕未曾想過，從「一國兩制」角度，對於廣大普通港人來說，「中方」才是港人眼中最大的「外部勢力」。早在 1989年7月11日，江澤民在北京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人士時就提出，在處理港澳和台灣問題上，中央政府採取「一國兩制」的方針，內地搞內地的社會主義，香港搞香港的資本主義，「井水不犯河水」，中央不會在港澳和台灣搞社會主義，港人也不要把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內地來，體現了涇渭分明。香港回歸已經17年了，隨著大量內地人員、企業進駐香港，中方已經成為香港本土之外最強大的勢力。對於習慣於與內地制度不一樣的港人來說，中方和西方都是外部勢力。當然，中方的「外部勢力」根本上不同於西方的外部勢力，前者是主權之內的外部勢力，後者則是主權之外的外部勢力。此處之所以將中方稱為香港的「外部勢力」，並不是出於主權角度的考慮，而是建立於普通港人的觀感之上。香港長期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有著一套完全不同於內地的制度體系和生活方式。「一國兩制」賦予港人高度自治的權利，保障港人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原有制度體系和生活面貌，在「一國」的大前提下開闢一個不同於內地的「制外」特區。

然而，「制外」不等於「法外」，它不僅不否認香港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還非常有力地襯托中央的強大自信和胸懷。所謂「制外」只是說明香港因為歷史現實原因有著相對獨立的地位，根本不影響中國的主權完整。但既然中央開創了中外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模式，那自然應該有足夠寬廣的胸懷去包容香港作為一個「制外」但不是「法外」的正當存在，所以中方要學會接受和扮演作為香港「外部勢力」的現實。

面對此次香港「佔中」運動，儘管中央在這一過程中的表現相當克制，可圈可點，但某些中資企業和相關部門組織員工反佔中，甚至從深圳、東莞招人參與反佔中就很不妥。比如，多維記者在深圳訪問了一些去香港參與反佔中活動的老太太，每人一小時一百元，十分荒謬。從本次中央對「佔中」的態度可以看出，中央並不是要干預香港，但一些涉港官員和建制派不按「一國兩制」的原則行事，只知道揣測中央的想法，才鬧出組織人員反佔中的鬧劇。如此行為，只會使中央成為香港社會的消極力量，不僅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容易在計劃破敗或者真相公布后招致港人的普遍反感。甚至可以說，這些行為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是被人牽著鼻子走，未能凸顯作為最強大「外部勢力」的冷靜。


基於這一點要看到，除了中方外，其他的「外部勢力」在香港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固然要慎重，要防範，但不宜過多渲染。中國境內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內問題，絕少是來自於實際作用極其有限的西方外部勢力，香港亦然。即使被人懷疑為敵對勢力的陳方安生、李柱銘、黎智英他們，並不是只知道藉助西方的力量，而是在缺乏與大陸的有效溝通渠道之後，又加上意識形態的不同，觀點根本無法改變，才借用所謂的「外部勢力」。但是，他們無法代表香港，更不是香港的主要力量。

與此同時，作為中央在香港的最高代表，中聯辦本應該是替中央收穫人心，是中央在港「外部勢力」的中樞，但是17年來可曾收穫人心？毫不客氣地說，長期以來，一些中央駐港官員在香港問題上的思路以及做法根本就是錯誤的。當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無視香港市民對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的憤怒，仍然面帶笑容，態度輕佻地表示「太陽會照常升起」的時候，人們不禁慨嘆，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治？北京的官員們是否還停留在與港英勢力做鬥爭的年代？難道香港的廣大學生是敵對力量嗎？早在香港回歸之前，民主黨一直是「主權回歸中國」的重要推動者，更是「一國兩制」的積極踐行者。可是，香港已經回歸這麼多年，民主黨越來越成為某些大陸官員眼中的排斥對象，而普通港人更是對港府懷有不滿，導致香港從一個商業化的國際大都市變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城市。

更為重要的是，中央對外部勢力的鬥爭，不應該以香港為焦點，畢竟香港只是整個鬥爭的一個小環節，關鍵還是中央如何在理論和意識形態層面拿出讓人信得過的提法與做法，香港便是一次考驗。建制派扮演不了這樣的角色，中聯辦的官僚主義就更做不到，中央必須很好地認識中聯辦的作用和角色，千萬不能用「一國」的官員心態來管理「一國兩制」。遙想當年，面對屢禁不止的「逃港潮」，鄧小平、習仲勛打破大陸官員腦海里根深蒂固的偏見，更加強調在自己身上找不足，而不是簡單將責任都推給外部因素，因此最終才真正解決「逃港潮」難題。既然多年前的中央領導人有如此智慧，那麼現在的中央與其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防範所謂的外部勢力，不如從自身找原因，構建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推出讓港人心悅誠服的舉措。

英國人離開香港都17年了，每天有那麼多的中資和內地人員來到香港，又有內地作為強大支撐，如果中央還在擔心所謂的「外部勢力」，是否太過於缺乏自信？當年鄧小平在大陸發展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面對一個被英國人統治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尚且自信地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偉大設想，那麼今天的中央，在早已是絕對強者的情況下，難道不是更有理由保持自信嗎？如果動輒再把責任推給所謂的「外部勢力」，那隻能間接說明十多年的治港政策失敗。將「外部勢力」作為替罪羊是官僚意識作祟，是推卸責任；將「外部勢力」作為警惕作用，提升自己的警覺性和對一國兩制的更好注意，或許是更恰當的態度。「外國勢力」的說法如同過去中國的「造鬼運動」，就好像大人為了哄小孩而拿出「鬼」作為幌子，但真的將鬼作為現實存在，就違背了對現實客觀分析的原則。所謂「疑心生暗鬼」，「外鬼」並不可怕，盲目「疑心」才是病根，會使「鬼」影得以放大。鑒於此，很有必要重新審視「外部勢力」的說法，理性認識介入香港的外部勢力，因為這樣可以打破過去的狹隘認知，有利於香港的發展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反過來也有助於樹立中央的政治公信和增加港人對於中央的歸屬意識。


(鄧峰 穆岸）

動不動說大陸人民是暴民，那你是什麼啊？

ripe2000 發表於 2014-10-12 12:27
動不動說大陸人民是暴民，那你是什麼啊？

哈哈，我也是正在學好的暴民。暴民的定義，就是不知天理，不守王法。按照這個標準找找，大陸有幾個，香港有幾個，台灣有幾個？所以，基本都是暴民和刁民。奇怪嗎？

中共從大陸招人去反佔中這可是很嚴厲的指責。有證據么？如果有，為什麼佔中的人們和密集採訪的世界媒體要替大陸隱瞞？如果沒有，這種造謠文章也就不用看了。

如果說教訓那就是，中央過於拘泥於兩制，對香港敵對勢力過於大度，以至讓他們坐大，逐漸成了氣候。確實如貼文所說，應重視港內的西傾勢力及輿論，早予防備。

驚訝。這是在為自己的西奴身份註釋？
河南鄉下有農家小飯館名皇家驛站  - 不過莊戶人家雖然受教育有限，為人確很本分，從未攀扯英國皇室。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人成了外部勢力」！
美國、英國是香港某些人的爹媽，「英美成了他們自己的人」。
外部勢力深入香港如此之深，值得大陸人思考！
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打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