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著名記者因提反對特權被勞教21年！（圖）

　　1957年的整風「反右」中，戴煌被錯誤地打成「右派」，經受了長達21年的多種磨難，直到1978年才得以徹底平反，重返新華社

　　

　　筆者本人，也是在這場大解救中被解救出來的一個。

　　我是在1957年所謂的「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後，在「繼續幫助黨整風」的黨內座談會上，因提出反對「神化和特權」而被打成「右派」的。新華社曾為此發了長篇報道，刊於全國各大報。路透社、法新社都及時作了轉播，港台一些報紙更大肆渲染，台灣新聞界還發了廣播，「歡迎」本人到台灣去。

　　1978年元旦前後，當胡耀邦把搶救「右派」當做重大戰略舉措即將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年整半百的我還是公安部門嚴管下的一名「二勞改」，在山西太原東南郊狄(仁傑)村附近四周拉滿了電網鐵絲網的大場子里，飛車猛推燒磚土。

　　突然，左車輪被一根脫位的車輻條卡住，隨著右車輪的繼續飛滾，小車把兒向右猛拐而「打」斷了我的左肋骨。

　　這是我被打成「右派」后，第三次被打斷左肋骨。輕輕地說話或咳嗽都鑽心地疼。

　　當然，在從北大荒到北京郊區的四處監獄，從天津唐山間的茶淀勞改農場到山西太原的勞改建築工程隊，這長達近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這種痛楚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在北大荒，我被雪地爬犁壓傷過小腿，被木炭窯中的煙火薰得暈死過。在常年飢餓的難友們不時倒斃于田間、路邊、工地的時候，我也瘦得皮包骨，由只穿一條褲衩的凈重一百九十六斤枯瘦到穿棉衣棉大衣毛重九十二斤。就是在太原，也多次被電鋸、斧頭、刨刀傷過手指頭，血流如注。

　　正當又被小車把兒打斷肋骨的時候，接到北京來信：我的妻子潘雪媛，終於忍受不了她所在工廠的一些人對她的長達十幾年的株連折磨而得了精神分裂症。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飛越重重關山到北京，飛到她的病床邊。但是儘管我身背「右派」惡名，被懲罰了足夠培育一代人的漫長歲月，我仍然沒能獲得這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權，而只能在黑的似無盡頭的人世隧道中磕磕碰碰向前摸。

　　然而歷史唯物地說，這條黑漫長隧道的那一頭，也曾豁然閃亮過湧入新鮮空氣的大出口。那是 1975年深秋，鄧小平仍在代替病危的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時候。那時儘管天際已經湧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陣陣烏雲，他仍然爭分奪秒地爭來了一道緊急令：讓全國所有在押的數以萬計的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立刻寬釋出獄或脫離勞改場所，去社會就業或回故地養老。我也身在其中的太原勞改建築工程隊一些滿圍著電網鐵絲網的場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這樣的一些人背起小行李卷，提著內裝面盆飯盒等雜物的舊網兜或破紙箱，迅速離開這個並不令人留戀的所在地揚長而去。

　　這一度給我帶來了莫大希冀：既然我們黨的最高司令部，對原本與我們勢不兩立的營壘中的縣團級以上人員都施以如此禮遇，那麼對同樣在押的，我們自己隊伍中縣團級以上人員的寬厚，肯定也為時不遠了。

　　但是，當人們眼看著陣陣風雲的迅速變幻，毛澤東剛剛離世就把那四隻螃蟹燒上鐵鏊的時候，空中響徹雲霄的吼聲仍是「千萬不能放鬆階級鬥爭這個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那麼既然是毛澤東拍板的「反右派」鬥爭，當然也只能「按過去方針辦」!於是，我的眼前重又漆黑一片。

　　然而，我再也沒法忍受這茫茫黑暗的擠壓。因為我的最大「罪過」，只不過是1957年響應黨的召喚，說了一些真心話。即使改「言者無罪」為「有罪」，對我的懲罰也早就過頭十萬八千里了。因為一宣布開除我的黨籍軍籍、每月只給二十八元生活費並被發配去北大荒監督勞動，當年同是新四軍一員的妻子就立即與我劃清界線而別，剛會叫第一個單字「爸」的十個月的小女兒改名換姓送了人；多年患肺結核一直靠我的濟助維持生命的惟一的姐姐，由於濟助突然中斷，不到兩個月，就離開了人世；蘇北故土所有的侄兒侄女，即使學習成績再好，體格再健壯，也不能申請入黨入團或報名應徵入伍。一個年僅二十、又是一名小學代課教師的侄兒，患心臟二尖瓣狹窄症，只需人民幣二百元動一次並不複雜的手術，就可挽救他的一條命，但是我們一大家子都窮得丁當響，當地政府又不願為這個「右派」的侄兒而擠出招待上峰吃頓飯的這點兒錢，就看著他活活地死去。

　　「文革」之初，家鄉小鎮也對省委書記江渭清等人召開背靠背的批判會。主持會的小鎮幹部，硬讓我的五十開外的二哥戴作霖領頭喊口號。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沒安好心：因為他「好話已說盡，壞事都有份」，對秉性耿直的人都視若非拔不可的眼中釘。我的二哥說： 「門牙早掉光了，怕喊得不清不楚」；他說「沒關係，大家會聽出個意思跟著喊的」，硬把一張「口號單子」塞到二哥的手中。二哥實在推不過，只得帶頭喊。「打倒江渭清」的這一句剛出口，這個會議主持人立刻宣布大會要轉換方向，批鬥「現行反革命」。因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前，帶頭呼喊打倒我們的偉大旗手江青的反革命口號」；「因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右派，對黨懷有刻骨仇恨，這是明目張膽的報復」。立即命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寫好「現行反革命」五個大字的大鐵牌，掛到我二哥的脖子上，強迫他三步一跪地遊街示眾。那細鐵絲吊著的大鐵牌好幾十斤重。起起跪跪地沒出幾十米，細鐵絲就勒破了脖頸鮮血淋淋。不久，他就身罹絕症飲恨死去。

　　但我身陷囹圄，沒能回去為他送別。由於同樣的羈絆，我的老母親辭世時，我也未能最後見她老人家一面……

　　這是任何一個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難以忍受的傷痛!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讓我們這種人繼續在這無盡的黑暗中踽踽而行。尤其在我的左肋骨又一次被打斷，我的第二個妻子身患難治之症的時候。

　　她比我年輕整整一輪。當我從北大荒經過兩年零八個月的監督勞動回到北京的時候，儘管她還是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年輕姑娘，但她認為我並非「壞人」，而甘願與我苦伴終身。由此她被人稱為「大右派的小老婆，思想極端反動」，受盡了人間罕見的磨難。現在她像一隻屢中毒箭的母雁，帶著兩隻羽毛未豐的雛雁，跌落在冷酷無壤的荒漠上，我不去解救誰去?!

　　經說明情由，那個四周圈滿電網鐵絲網的大場子里，一位從華東政法學院畢業的、頗有理智的管教幹事邢鳳舞，給我開了綠燈。我回到了北京西單又一順飯莊後面一座貧民窟小院里：一間坐南面北的小平房，陰冷而潮濕。我的妻子直愣愣地瞪著我，似乎我是個她從未謀過面的陌生客。兩個女孩都穿著打著補丁的舊棉襖，兩眼汪汪地直流淚。我早聽說，儘管她們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只因為她們的父親是個「大右派」，就一直當不了紅小兵。諸如此類的絕情悖理之為，與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一天一地!

　　這說明在粉碎了「四人幫」之後，亟需一輪紅日噴薄而出，才能最後驅散漫漫長夜結束前的黑暗。

　　後來在為解除妻兒苦痛而奔忙時才耳聞：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正在鼎力托舉這輪紅日，領頭的正是胡耀邦。1978年9月17日的「五十五號文件」下發不久，我就得到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徐文當面通知：「國慶節后回社上班。」12月 15日，上班后兩個月零十二天，我們黨又一次重大歷史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正式揭幕，新華社黨組(當時稱「核心領導小組」)就批准了國內新聞編輯部為我和我本人也身在其內的所謂「反黨右派小集團」全體成員，以及原國內新聞編輯部副主任莊重共五位同志的改正報告，並召開了相當隆重的平反大會。

　　特別令人感奮的是，在平反大會前，新華社領導就讓我以新華社記者、共產黨員身份重操舊業，並與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多次談話，為昭雪「六十一個人」的大冤案廣泛搜集寫作資料。在平反大會前後，特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自己經手編髮的，就有不少「右派」改正和平反其他冤假錯案的稿件，這是我在漫無盡頭的黑暗隧道中第三次被打斷肋骨、回到痴愣愣地瞪著我的妻子床前時，萬萬未曾料到會這樣迅速展現的美好現實。

　　後來由於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國公職人員中被改正的「右派」達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 1957年國家幹部總數九百五十三萬人的百分之五點八，大大超過了毛澤東常說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況這還不包括留下做「樣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原屬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據估計，這樣的「右派」不下十萬人。此外，還有數以萬計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內控」的「右派」。

　　本人大家庭人丁旺盛，親友眾多。自我被打成「右派」並被全國各大報根據新華社的消息予以披露以後，他們受到株連迫害、歧視，一直抬不起頭的多達百人以上。許多「右派」的家庭成員和親友，也許沒有這麼多人。但僅以十人計，胡耀邦和他所主持的中央組織部的有關同志的這場大解救，至少使全國不下六百萬人從黑暗深淵中飛躍而出，重見天日。

　　同時還得知這場大解救，並非是胡耀邦們以「下油鍋」的精神取得的惟一勝利，而只是一系列勝利的一個，其功德之廣，無可量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