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深謀遠慮：為鄧小平的復出埋下政治伏筆（二）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以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也很快由於對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態度而出現了不同的命運轉折。陶鑄由於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把大批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肆意批判鬥爭的錯誤做法，觸怒了江青等人，很快遭到突然襲擊，被從中共中央「第四號人物」的位置上拉下了馬，先是被打成「全國最大的保皇派」進行批鬥，爾後又被橫加「大叛徒」的罪名，遭到監禁。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指為「右傾」，多次受到「衝擊」，在所謂反「二月逆流」中，更被指為「二月逆流」的核心人物，多次受到批判和攻擊。只有陳伯達和康生這兩位「文革紅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操縱「中央文革小組」和所謂「革命群眾組織」，肆意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製造「天下大亂」，成為平步青雲、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人物。

　　在中共九大上，毛澤東被選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報告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肯定下來，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更加系統和完整。報告把黨的全部歷史歸結為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所謂「以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強加到劉少奇頭上。報告把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作為黨的「基本路線」，並以此規定了「斗、批、改」的任務。報告對國際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誇大了帝國主義發動世界大戰的危險性，因而過分地強調要準備打仗。在九大通過的新黨章中，還破天荒地寫上了關於確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話，即「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大會在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時，林彪集團、江青集團的一批骨幹和追隨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而許多著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久經考驗的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卻被排除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之外。在大會選出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中，原第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有53人，僅占第九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19％。

　　中共九大上，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部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這樣就進一步加強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野心急劇膨脹，直至密謀策劃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團不斷製造內亂，繼續禍國殃民。

　　中共九大的召開，鄧小平是從報紙上的新聞報道中知道的。雖然鄧小平被確定為「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沒有開除黨籍。以一個大政治家多年的政治經驗，鄧小平深知這一處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毛澤東的考慮。只要沒有開除黨籍，就留有餘地，就存在著今後恢復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可能性。中共九大閉幕以後不久，1969年5月3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在信中，他詢問， 「九大」開過後，不知是否已到處理他的問題的時候，並表示完全靜候黨的決定。他向毛澤東表示，將無保留地接受黨對他作出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信中最後提出，想同汪東興見一面，談談他的感受。鄧小平的這封信被送到了毛澤東的手中。毛澤東看了以後，批轉給林彪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鄧小平的表態，一定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印象。一是說明鄧小平是願意作自我批評的。毛澤東認為這一點很重要，他在以後的講話中還曾提到此點。二是證明毛澤東決定不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是正確的。而恰恰是這一決定，為以後鄧小平的復出留下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伏筆。可能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所起的作用，中共九大以後，鄧小平的處境有所改善，子女們每周也可以回中南海看望鄧小平夫婦了。就在這時，鄧小平才知道自己的大兒子鄧朴方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迫害而致殘一事。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請組織上幫助安排，以便使鄧朴方得到進一步的治療。毛澤東和周恩來對此信作了批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三 ○一醫院進行了聯繫。三○一醫院隸屬解放軍總後勤部，總後勤部部長是林彪的幹將邱會作。在林彪當權的情況下，三○一醫院不願意接收「有問題」的人。何況這一次要送的是「第二號走資派」的兒子，院方當然更不願意接收了。直到汪東興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拿給三○一醫院的負責人看了以後，他們才同意把鄧朴方送進三○一醫院。

　　中共九大以後，林彪反革命集團自以為已經掌握了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權力，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他們便在暗中進一步加緊了「搶班奪權」的步伐。

　　1969年10月，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擅自任命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1970年8月，吳法憲背著中共中央、背著中央軍委，私自提出「空軍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彙報，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指揮」。以後吳法憲又向當時的空軍政治委員說：「林立果可以指揮空軍的一切，調動空軍的一切。」當時的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都制定了貫徹落實這個「兩個一切」的措施。就這樣，吳法憲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為林立果在空軍進行反革命活動創造了條件。林立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竊取的權力，在空軍組成了一支反革命的「聯合艦隊」。

　　中共九大以後，從1969年下半年起，按照林彪、江青等人的旨意，「鄧小平專案組」抓緊了對所謂鄧小平「現行問題」的調查。在秦城監獄，「專案組」提審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等；在小湯山監獄，「專案組」提審了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等；在京郊一個部隊營區，提審了原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在總政治部西單一個小看守所，提審了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在北京衛戍區監護辦公室，提審了原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在交通幹校，提審了原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察部部長錢瑛。此外，還分別提審了潘漢年、劉曉、廖志高等，但均一無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