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政王的「不為」與「有為」

　　走進歷史，我經常有種看懸念劇的感覺。有的人你覺得他不可能去做某某事，但他偏偏做了某某事；有的人你認為他後來很可能會如何如何，但他偏偏沒有如何如何。正像您猜到的，前者我說的是汪精衛，後者我指的是載灃。

　　汪精衛早年是一個極具民族意識的革命者，面對可能的殺頭依然談笑自如，人到中年卻墮落成不折不扣的漢奸。對汪精衛的事情，說的人太多，我不想再展開。我更想說的是載灃。載灃是光緒帝的同父異母弟，7歲即繼承父親的封號，成為第二代淳親王，不需付出任何勞動即可坐擁榮華富貴，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在他20多歲的時候，愛新覺羅家幾百年的江山，奇迹般地轉到他的兒子溥儀手裡，兒子年幼，載灃是以攝政王的身份實際行使著皇帝的權力，這面子可不是一般的大。然而，載灃還沒有很好地品嘗權力的滋味，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推翻了載灃家的統治。起初民國政府與清皇室是訂了協議的，清廷讓出政權，民國以外國君主之禮待之，每年撥給若干優待費，溥儀可以在紫禁城裡做個名義上的皇帝，載灃也可以附帶享有一定程度上的尊榮。沒過幾年，國民革命軍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趕出紫禁城，這下愛新覺羅家族跟平民也沒有多大區別。後來日本人來了，日本人的第一步棋是推翻中華民國政府，扶植傀儡政權。只要載灃點個頭，他就可能成為某個淪陷區的所謂國家元首，讓愛新覺羅家族重新過上人上人的日子。出人意料的是，無論日本人如何利誘，載灃堅決不做有損國家尊嚴的事，他甚至怒斥過兒子溥儀的漢奸行徑，在溥儀做偽滿洲國皇帝時，堅決不去東北。

　　載灃的選擇與他開放的胸襟有關。清廷皇族對現代科學知之甚少。載灃不同。在貴胄學堂讀書時，他總是按時上學，認真記筆記，沒有多長時間，筆記就積了一大箱。學習的課程包括軍事、數學、物理、地理等。他對天文學尤有興趣，代表皇帝出使德國，他帶回的不是奇珍異寶，而是地球儀、天文望遠鏡和其他科學儀器。每有日蝕、月蝕出現，他都要仔細觀察，並繪成圖，記進日記。有件事更能說明他的世界視野。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因為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清軍所殺的事情，載灃作為頭等專使大臣被派往德國道歉謝罪，載灃將這一次謝罪之行變成了遊學考察，無論軍校、軍工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既然比一般的封建皇族有見識，載灃對個人的權力自然看得不那麼重，關鍵時候不會舍義取利。

　　載灃一生貫穿著兩個字：不為。載灃口吃，平時不愛說話，與親友兄弟們在一起時，總是默默地聽他人高談闊論，很少插嘴。他一向討厭應酬與交際，來醇王府的人，哪怕你將凳腳坐斷了，他也不太會開口留飯，態度總是淡淡的。對待自己的親朋戚友的賀慶、弔喪之類的事情，他僅僅露露面，寒暄幾句，便趕緊走人。他做事喜歡守成，生了病，僕人問他買什麼葯，他都是兩個字：照例。進入民國后，他努力做一個好公民，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不為政府惹麻煩，不參與張勳之流的復辟舉動，不引發輿論指責。載灃有非常強烈的民族觀念。赴德國謝罪時，德皇曾提出跪拜要求，載灃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現在日本人打進了中國，殺人擄掠，無惡不作，載灃肯定也有耳聞，在內心裡也非常反感。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會以「不為」（不與日本人合作）來表示內心的愛憎。

　　有人說：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很矛盾，得志時，他的思想往往是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失意時，他的思想則是道家的，即使可為也不為。對這種說法，我不是特別認同。我覺得，一個人的作為，有時是要看客觀環境的。就拿載灃說事吧，一個封建王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財勢也慢慢衰落，手中也沒有掌握什麼權力，在抗戰的烽火中，想讓他有較大作為有點強人所難。他能夠在關鍵時候「不為」，堅決不做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向國人呈示出一個愛國的姿態，其實也是一種「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