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徑宇：官員管好自己就是造福社會

　　山西的省級官員接連落馬，全國嘩然，但沒有人會驚愕於此，似乎這是一種必然。誰都知道，「其興也勃，其衰也忽」的道理，但是在巔峰時期能夠見好就收的人畢竟是少之又少。山西煤炭所催生的黑色的癲狂神話先是不斷報復了礦井裡的工人，現在又報復起了這個省的官員。

　　在不同的崗位上鍛造和奮鬥了幾十年的副省級官員，歷盡油烹火烤好不容易出類拔萃，卻在一念之間掉入谷底，從受人前呼後擁落得被人嘲諷，此遭際若發生在一個官員身上也就罷了，但接連成片發生在一批官員身上，就可見埋藏在山西地下的黑色詛咒終究是讓這裡在劫難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說，山西的政治生態有不少問題。這是來自執政黨最高層的論斷。這裡發生的匪夷所思而不出所料的悲劇再次警示中國，要對以GDP論成敗的時代做徹底了斷。

　　煤化、庸俗化、浮化、口號化

　　山西的政治生態有什麼問題，梳理起來，大致可以總結為「四化」。

　　首先是官員煤化。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全國官員GDP化，山西的GDP主要依賴煤焦。煤炭資源是壟斷資源，壟斷權在政府手裡，因此，手裡握有審批權和監管權的政府部門官員成為實權派，而分管這些部門的黨政副職和有絕對發言權的市委書記，首當其衝成為煤老闆必須靠攏的對象。追逐利潤是商人的天然本性，只要官員有審批權，這種關係就會自然發生。

　　前幾年，有人說，搞市場經濟后，全國的官員都喜歡和商人交朋友。在山西，大商人的身份以煤老闆居多。官員為什麼喜歡和煤老闆交朋友，於私可想而知，於公又關乎GDP，一個地方的財政有沒有錢，工資福利和公共服務是不是能搞得好，很大程度上看煤老闆的稅交得多不多。加之，煤老闆有通天的本領，往往能給當地官員引薦更高級別的官員。煤老闆幾乎可以搞定官員所需要的一切，這樣的金主哪裡去找？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金主，該如何拒絕？這是擺在山西所有實權官員面前的一道選擇題。

　　慾壑難填，有的官員隔著煤老闆還不夠，於是暗中參股或趕走煤老闆而快之。山西省委曾興師動眾專項治理官員與煤炭相關的違法違紀問題。作為當時的省紀委書記，金道銘成為整治小組的組長，整治來整治去，抓了一些小魚小蝦，趕走了一些外地的投資者。其渾身上下浩然正氣，卻不過是更大手筆地暗中洗劫。來自省委副書記、省紀檢系統最高領導的腐敗，無異於以黑治黑，以腐化腐，這樣的官場生態潰瘍到底，如何自療，何以救贖？

　　由官員的煤化，催生了官員庸俗化。煤化后的官員，全然忘了做官為了什麼，失去了宗旨上的正義性。在他們看來，當官就意味必須攢夠更多的錢構建更有實力的朋友圈。上行下效，乃至小到村委會一級，賄選成風。一些基層幹部有煤的賣煤，沒煤的賣地，蟻貪層出不窮，曾有派出所所長涉案上億。幾乎所有有煤的村莊都被破壞殆盡，村民與煤礦之間的紛爭時有發生，如此官商關係之下，官員對邪氣和濁氣的容忍度極高，行政底氣不足，原因不言自明。

　　袁純清剛到山西時，顯然不適應官場水土，出各種奇招狠抓吏治，派紀檢幹部跟蹤和突襲，抓了一些上班時還在外面喝茶洗腳KTV的小官吏，狠剎官風，使得各種鮑魚府海鮮城門口爭奇鬥豔的豪車巨陣一掃而空。但不同於這兩年全國實行的「八項規定」，此治標之策，不足以及里，甚至不足以及上，很少有實權部門的官員因此被查。

　　在這樣的官風之下，衍生出了官員浮化現象。一些官員，為官一任，本末不分，光在末上塗脂粉，不在本上下苦力。有人說城建是市長的政績工程，但舉凡中國列市，山西的市容市貌殊為落後，省城不如很多省的地級市，地級市不如別省的縣級市，縣城不如別省的鎮。挖了那麼多煤，把地下都挖空了，按理說要麼讓老百姓利益共沾，要麼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要明顯提高，但顯然兩者都差強人意。所以，能夠趁政府財政還有些錢或者賒得起賬，敢於把祖宗留下來的這塊地方搞得好看一些便捷一些，已經算是很好的政績了。一些官員不搞城建，也不真搞產業轉型，對棘手的問題能拖一天是一天，對民怨能安撫一時就安撫一時，等到攢夠了履歷積分一走了之，丟下成堆問題給下任。

　　畢竟是為官一方，總還是想留下好的政聲。但政聲是干出來的。在山西，很多官員口號化嚴重。經濟轉型提了三屆省委，山西仍然原地踏步。說的是低碳，做的是重碳。喊的是跨越，實際上還原地踏步。步子踏得山響，三年卻走不出一步。好不容易走了半步，轉回頭再去挖煤。每一任省委主要領導到來，山西的大路小路，山頭樹上，街頭巷尾，會在幾天之間刷新標語，以昭示轉型升級的豪情壯志。然而，只是新符換舊符，街市依舊混亂，官僚日漸麻木，民怨日趨沸騰。喊口號，可以算是動員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但是光喊口號沒有力行，那就是花架子，是大喇叭，是光說不練的假把式。

　　官員的煤化、庸俗化、浮化和口號化，敗壞了山西政治生態，傷害了山西的官民關係，污染了山西五千年文明積澱的優良土壤。

　　放下GDP，管好自己

　　追根溯源，「四化」的根源還是在唯GDP論。腐敗重災區呂梁市就是例證。在十年以前，呂梁對山西GDP的貢獻並不明顯，因其地理位置多是丘陵地帶，煤、天然氣和其他礦物開採運輸的成本太高，僅有孝義等三成縣市屬於煤焦重鎮，總體開採力度還不算大。等到其他地方煤炭開採過度后出現枯竭苗頭的時候，呂梁才在近十年內發力。后發優勢的呂梁，給山西貢獻的GDP大幅跨前，在兩年間接連把前後任書記聶春玉和杜善學直接送上了省委常委的寶座。這在山西官場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甚至讓其他地級市委書記只能發出「官不逢呂」的興嘆。可見GDP之功。

　　山西的問題，這幾年集中反映在呂梁，呂梁的問題也映照出全國的問題，是全國發展模式的一面鏡子。呂梁的GDP飛升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官員「四化」問題，這個曾因《呂梁英雄傳》而出名的共產黨革命老區，以「呂梁貪官傳」再次出名。和貪官一起出名的是一個個煤老闆、鋼老闆，他們是富甲全省的人物，他們的富裕並沒有帶動為共產黨執政付出血汗的當地民眾，而更多的是帶動了這裡的官員陞官發財。

　　無可置疑的是，凡是能抓住機遇發家致富的企業家總是優秀的，正如能在千軍萬馬的官僚體系裡力拔頭籌的官員也必有過人之處一樣，他們起高樓宴賓朋的時候，和他們樓塌了牆倒眾人推的時候，都值得反思。

　　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政府一再提出不能再以GDP論英雄，對於各地特別是山西這樣依賴煤化工三十多年的省份，整個官員體系幾乎都建構於此，想要改變恐非一朝一夕，但也已迫在眉睫。

　　在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防線當屬第三方監督，也就是解決好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說的讓人民切實有權，要讓民眾有切實的發言權和評價權。山西的悲劇說明，僅靠黨內紀檢委和政法系統的監督，不足以從根本上系統性防治腐敗。在燈下黑的地帶，要引入更大範圍和更獨立於利益集團之外的輿論監督，要用切實的民本觀念和法治思維來約束官員。培養一個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要花費多少納稅人的錢，而官員本身，也要付出多少超乎常人的努力，好的監督體系，既能為納稅人省錢，也是愛護官員的一種必要手段。

　　很多官員說，不唯GDP論很危險，既對當地的經濟發展不利，又讓官員考評升遷無據可依。這顯然是誤區。長期以來，很多官員誤以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是自己廢寢忘食搞起來的，其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搞活的過程，恰好是官員一步步放權的過程。同樣的基礎上，在經濟領域插手少的官員，所服務之地，往往經濟發展反而平穩快速。越是管得多的地方，經濟形態要麼畸形，要麼沒有後勁。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早就說明，那些強勢的捨我其誰的當政者，往往會破壞社會的自發生態，反而是無為而治者，會讓社會安穩若泰。這兩年，新一屆中央政府簡政放權的決心，也是基於解放社會生產力的考量，所以，官員大可不必將自己定位為嘔心瀝血的公司CEO，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不抓GDP抓什麼，說得徹底點或者理想化一點，官員只要抓好自己就夠了，把自己修養成一個孝順父母的人，與鄰居和睦的人，嚴守法治的人，敢於擔當的人，勤儉節約的人，愛護公益的人，按時上下班的人，總之一句話，成為一個優質的公民和盡職的公務員。然後，推而及之，將這些好的品質去影響到更多的同僚，繼而用平等的方式影響社會風氣。中國有數量龐大的公務員，公務員的個人修養搞好了，社會就好了。所以，當今之際，官員的個人修養革新，就是最大的改革，是最持久的執政能力。至於經濟創新和社會治理，盡可以放手，讓有志於此的專業公民去做就可以了。

　　不可否認的是，在以GDP為指針的中國，中國官員的工作狀態，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他們生活在有著巨大的「父母官」「青天」「公僕」「人民的兒子」情結的傳統官員文化里，不管自己還是民眾往往沒有把這個身份只當作一份工作，而賦予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因而，他們理論上是「全能」的，什麼都需要管，但又左支右絀。同時，他們又生活在有著世俗的「肉食者鄙」「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三年縣太爺，十萬雪花銀」的官員泥淖里難以自證清白。山西的悲劇再次警示我們，如果不能將官員與經濟領域撇清關係，如果不能有效引入民眾的監督和評價體系，官員還是會那麼累，清官就永遠沒有旁證，貪官仍然會一再敗壞中國官員的公信力。

　　難的是GDP的危言聳聽之下，作為官員，敢不敢放得下？山西之災，但願成為後事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