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中國為何對俄羅斯文學情有獨鍾？

　　俄羅斯文學走進中國文化的視野，不過150餘年。然而，在這150餘年中，中國對俄羅斯文學的了解、熱愛和追捧，遠遠高於對其他民族和國家文學的態度。這種文化的深度了解與認同，亦然形成了一種「文學外交」或者「文學共鳴」現象。且看劉文飛在《俄羅斯文學讀本》中對這一現象的解讀與分析。

　　中國與俄羅斯兩國互為對方最大的鄰邦，兩國之間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交往是難免的，而且註定是密切的，然而，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兩國間的文學交往所呈現出的起伏跌宕，所具有的強烈的戲劇性和濃厚的傳奇色彩，卻是世界文學關係史中所罕見的，讓人喟嘆不已，回味無窮。

　　姍姍來遲的文化相遇

　　較之於中國與其他鄰國如印度、日本等之間的文化交往，中俄間的文化交往姍姍來遲，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兩個國家雖然毗鄰，但兩個國家的文化中心卻相距遙遠，文化上相對後起的西伯利亞橫亘在中俄之間，構成了某種阻礙；另外，兩個國家文化類型差異較大，其文化關注的朝向也長期迥然不同。不過，一個民族對於文化交往的渴望往往是難以遏制的。17世紀初期，中國皇帝給當時的俄國沙皇發去一封「國書，表達了溝通的願望，遺憾的是，當時的俄國竟無一人識得中文，此信在俄國皇宮中被擱置了一百多年，直到1761年才被譯成俄文。此信被破譯的時候，當時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也波及到了俄國，1759年，我國的元劇《趙氏孤兒》被譯成俄文，刊登在俄國的一份雜誌上，若干年後，由列昂季耶夫翻譯的《中國寓言》（俄文題目為《中國思想》）在彼得堡出版，這是俄國出版的第一部中國文學作品的單行本。

　　相比較而言，中國對俄羅斯文學作品的翻譯起步較晚，直到19、20 世紀之交才開始，據戈寶權先生考證，最早進入中國的俄羅斯文學作品是發表在上海廣學會校刊《俄國政俗通考》中的三篇克雷洛夫寓言，時間約在1900年。而上海學者陳建華先生通過考證，將俄羅斯文學進入中國的時間向前推進了近30年，他發現，最早的漢譯俄羅斯文學作品應該是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的《俄人寓言》，該譯文載於《中西聞見錄》創刊號，發表的時間是1872年8月。也就是說，到今天為止，俄羅斯文學進入中國的歷史已經有了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

　　……

　　偷運給起義奴隸的「軍火」

　　伴隨著氣勢磅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俄羅斯文學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在中國傳播開來。俄羅斯文學落腳於這一時期的中國，可謂適逢其時，因為它呼應了當時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後的中國社會風雨飄搖，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在尋求救世的良方，而一貫以變革社會、介入生活為己任的俄羅斯文學，自然更讓國人感到親近。魯迅說，俄羅斯文學讓我們感到親近，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和『勢利眼』來看俄羅斯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這也就是說，俄羅斯文學在 「五四」之後進入中國，其純文學的、審美的作用或許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強大的人道精神則是感動中國讀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還曾把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工作比喻為「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

　　俄羅斯文學在「五四」之後的中國社會廣泛流行，還與這樣三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密切相關：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國。當時的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地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然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榜樣和聖地，包括文學在內的蘇俄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會成為他們的理論源泉。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活動家中，有許多人都是傑出的俄羅斯文學的譯介者，如瞿秋白、李大釗、蔣光慈等，他們的文學活動就是他們政治活動有機組成部分，這在世界文學關係史上可能是不多見的。人們曾認為，法國的啟蒙思想、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的文學，是「五四」運動的三大思想來源，由此不僅可以感覺到俄羅斯文學在當時中國思想界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能讓人意識到俄羅斯文學和馬克思主義在步入中國時可能存在的某種互動關係。其次是中國新文學的興起。開始於「五四」前後的中國新文學運動，與俄羅斯文學的傳入中國大致同時，包括俄羅斯文學在內的外國文學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奠基者的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蘇文學的翻譯者和積極推廣者，這個史實最好不過地說明了俄羅斯文學在中國新文學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曾發揮的巨大作用。最後，就是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在中國的抗戰開始之後不久，蘇聯也開始了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由於當時的日本還與蘇聯保持著比較正常的關係，俄蘇的文學作品在被日軍佔領的上海等地還可以出版，由中共以「蘇商」名義在上海創辦的「時代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大量的蘇聯衛國戰爭文學。在由該社主辦的刊物《蘇聯文藝》的創刊號上，主編羅果夫這樣寫道：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俄羅斯文學的聲譽在中國特別增長。……在俄羅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次衛國戰爭時，中國對於蘇聯文學的興趣愈加提高了」那些再現蘇聯人民可歌可泣戰鬥精神的文學作品，如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格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戈爾巴托夫的《不屈的人們》和肖洛霍夫的《他們為祖國而戰》等，極大地鼓舞了戰火中的中國人民，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軍火，同時，這也進一步拉近了蘇俄文學與中國社會的關係。

　　「我們的導師和朋友」

　　魯迅曾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稱「俄羅斯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但俄羅斯文學真正成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學的「導師和朋友，恐怕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是在中蘇蜜月時期的20世紀50年代。在「走俄國人的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社會大背景下，老大哥」蘇聯的一切都成了我們的模仿對象，蘇聯文學也成了最主要的閱讀客體。

　　在那短短十餘年的時間裡，大量的俄語文學作品被譯成中文，陳建華教授在其《20世紀中俄文學關係》（學林出版社，1998年）一書中提供了這樣的統計數字：從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國共譯出俄蘇文學作品達3526種（不計報刊上所載的作品），印數達8200萬冊，它們分別約佔同時期全部外國文學作品譯介種數的三分之二和印數的四分之三」（第 184頁）「其總量大大超過前半個世紀譯介數的總和，其作品被翻譯成中文的俄蘇作家多達上千位！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刻苦學習俄語，其中許多人都開始閱讀原版的俄蘇文學名著。眾多幸運兒獲得前往蘇聯留學的榮耀機會，其中許多人選擇了俄語語言文學作為專業，他們相繼學成回國，使得中國俄蘇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逐漸系統化、科學化了。

　　

　　在 20世紀50年代，蘇聯文學的影響還不僅僅表現為對俄蘇文學作品的廣泛閱讀和研究，其巨大的輻射能力至少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蘇聯文學在文學體制和創作方法等一系列問題上為中國提供了樣板，如建立具有官方色彩的作家協會，將文學納入國家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管理和監督，為作家的創作制定一個總的創作方法（中國曾經奉行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兩結合」的創作方法，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讓作家在社會上既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時又受到嚴格的監督等等，可以說，中國文學界的組織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蘇式的。二，蘇聯文學在整整一代中國人世界觀形成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50年代的中國青年很少有人沒有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等「蘇維埃經典，視文學為「生活教科書」、視作家為 「靈魂工程師」的蘇聯文學，與當時弘揚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精神的中國社會大背景相呼應，極大地影響到了中國青年個性的塑造和精神的成長，那一代人身上後來所謂的「蘇聯情結，在很大程度上就來自於俄蘇文學的長期熏陶。三，蘇聯文學在創作上也對中國作家產生了直接影響。當時的中蘇作家往來頻繁，相互之間很熟悉，在蘇聯發表的每一部稍稍有些名氣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會被迅速地翻譯成中文，這使得兩國的作家和讀者似乎在過著同步的文學生活，再加上，蘇聯文學所再現的現實又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國，蘇聯作家的創作方法又被視為毋庸置疑的典範，因而，中國作家在自覺和不自覺之間所受到的蘇聯同時代作家之影響的程度，也就不難揣摩了。

　　然而，如果說俄羅斯文學在「五四」時期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就整體而言是正面的，有益的，那麼，它在50年代之影響的結果，則呈現出一種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相互混雜的複雜態勢。中國在接受俄蘇文學時所表現出的政治化和社會化這兩大特徵，在20世紀50年代得到了最為典型的體現，其結果，一方面，文學作為意識形態，作為教育人民的思想武器，被賦予了崇高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文學的審美特徵和作家的創作自由度相對而言卻遭到了削弱。一方面，文學因為官方的倡導而獲得了空前的受眾以及他們空前的閱讀激情，文學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普及；另一方面，過於沉重的社會負擔也往往會成為文學前行的包袱。

　　作為反面教材的「黃皮書」

　　自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就已露端倪的中蘇意識形態分歧，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初公開爆發，1961年，赫魯曉夫撕毀中蘇合作協定，撤走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兩國間的友好關係徹底決裂。與此相應的是，對蘇俄文學作品的譯介也突然中止，兩國的文學交流完全中止，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近20年。而在稍後開始的「十年浩劫」時期，不僅俄蘇文學，就連整個外國文學，或者說全部的文學，都成了「革命」的對象，都成了被打入冷宮的「禁書，除了幾台樣板戲和幾部「高大全」小說，整個民族就再也沒有任何文學食糧了。

　　可是，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恰好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個頗具戲劇性的場面。從50年代的反右時期開始，在有關方面的授意下，原本對俄蘇文學懷有崇敬之情的部分譯家和學者，開始絞盡腦汁地在其譯介對象中尋找旨在為國內政治鬥爭服務的「反面教材，50年代中期出現的蘇聯「解凍文學」以及其中的「人性「階級調和論」等便成了「批評」對象。更為奇特的是，在 1961至1966年期間，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國戲劇出版社等出版社「內部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國小說，因其裝幀簡陋，只用稍厚的黃紙做封面，因而被稱為「黃皮書。蘇聯文學作品在「黃皮書」中數量最大，先後出版的有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爾金游地府》、愛倫堡的《解凍》和《人•歲月•生活》、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索爾仁尼琴短篇小說集》、阿爾布佐夫的《伊爾庫茨克故事》、阿克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艾特馬托夫的《小說集》等。讓決定出版這套書的人士意想不到的是，這套「黃皮書」在出版之後卻成了非常搶手的暢銷讀物，在精神食糧空前匱乏的年代，這些蘇聯小說被悄悄傳閱，人們或在燈下偷讀，或逐字抄寫，俄羅斯文學竟以這樣一種非正常的狀態保持了其在中國的接受和傳播。

　　回想那個年代，在「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社會背景下，那些俄蘇文學翻譯家們在細心地推敲原文，精心地翻譯，不時私下獲得閱讀的欣喜，可是在寫作前言後記時，在某些公開的場合，卻又不得不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宣稱：要感謝日益墮落的蘇修文學界，不斷為我們的學習提供很有價值的反面參考資料」而廣大讀者也同樣故作厭惡地接過書來，暗地裡卻讀得愛不釋手，此實乃文學接受史上一個別有情趣的場景。

　　20世紀80年代的「井噴」

　　用 「井噴」來形容20世紀80年代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和傳播，似乎並不過分，十餘年間，全國近百家出版社先後出版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多達近萬種！在譯作的種類和印數上，可能要高出此前所有同類出版物的總和。僅僅是專門譯介俄蘇文學的雜誌就相繼創辦四種，即北京師範大學的《蘇聯文學》、武漢大學等校的《俄蘇文學》、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當代蘇聯文學》和山東大學等校的同名雜誌《俄蘇文學》。這一時期中國的俄蘇文學譯介工作不僅聲勢浩大，還逐漸體現出了如下一些特點：

　　首先，譯介的對象較多地集中於蘇聯當代文學作品，在近萬種譯作中，當代蘇聯作家的作品就佔六七成，這或許是因為，俄國古典文學作品在此前大多已經被介紹過來，當代蘇聯文學因其相對的陌生而引起人們更多的好奇；或許是因為，同時代蘇聯人的生活，同時代蘇聯作家的創作體驗，對於剛剛打開門戶的國人而言更具吸引力。其次，對俄羅斯文學的譯介開始出現對系統性和學術性的追求，許多大型文集相繼出版，如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20卷集《高爾基文集》和17卷集《托爾斯泰文集》，一些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全集也開始面世，這似乎表明，中國對於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已開始步入一個總結時期。最後，是在大量翻譯的基礎上展開的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研究事業的奠基者如姜椿芳、曹靖華、戈寶權、葉水夫等學者都還健在，留蘇一代學者在被迫中止專業十幾年之後重新燃起學術激情，改革開放後走進大學的新一代也相繼進入這個研究行列，三代學人濟濟一堂，共同促成了中國俄羅斯文學翻譯和研究事業空前繁榮的局面，全國性的中國蘇聯文學研究會（現更名為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建立起來，各種專題的研討會不斷舉行，更為重要的是，一大批學術著作紛紛面世。到20世紀80年代為止，俄羅斯文學步入中國雖然已經有了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俄羅斯文學作品的中譯本汗牛充棟，但關於俄羅斯文學的研究著作卻一直很少，除了從俄文翻譯的幾部文學史和文學理論著作外，在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史上為人稱道的，還是鄭振鐸寫於 1924年的《俄羅斯文學史略》和蔣光慈、瞿秋白寫於1927年的《俄羅斯文學》。這種讓後輩學者頗為汗顏的局面在80年代終於被徹底打破，以俄羅斯文學為題的各類專著每年都有數種，甚至數十種出版，在俄羅斯文學的譯介中，翻譯和研究基本維繫了某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