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行孝為先 看中國孝文化發展演變

多維               2014-08-28

　　在中國，「孝」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孝道」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精髓，更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維繫家庭關係的道德準則。「人之行，莫大於孝，百行孝為先。堯舜聖人之德，無非孝悌而已矣。」孝悌作為一切仁義道德的根本，早已得到世人的廣泛認同與踐行。
　　孝文化是隨著中華民族的發展而形成的，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中國古代有許多思想家都對孝有很多論說，比如：春秋時代的孔丘，在道德哲學方面，堅持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強調「禮治」；戰國時孟柯則提出了「性善論」，認為人生來就有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是主觀唯心的思想體系；又比如荀況，他批判孔孟唯心守舊思想，針對孟子的「性善論」，提出「性惡論」，認為人由壞變好是教育的結果。這些古代思想家的理論是是非非拋開不講，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這些思想家，在倫理學的論爭中，發展了中國的孝文化。

無錫惠山古鎮的孝文化石刻（圖片來源：蠡園茶坊）

　　黑格爾曾說過「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 中國傳統孝文化歷經了古時期的萌芽、西周的興盛、春秋戰國的轉化、漢代的政治化、魏晉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時期的極端化直至近代的變革，是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澱而成的。孝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現象，從不同的視角來審視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在當代中國，不能對其作簡單的二元對立分析，而要從孝文化的歷史與內涵中重新審視其當代價值。  
　　先秦：孝道的形成與確立
　　在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之語，充分說明了孝之原始意義。人們在生產勞動，與大自然的不斷鬥爭中，為乞求平安而進行的一種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動。 殷商、西周是傳統文化的開端和創造時期，也是孝觀念的初步形成和確立時期。殷人把祖先視為喜怒無常、令人懼怕的鬼神，他們對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種宗教意義上的祈求，並沒有更多的倫理內涵。
　　到了西周，人們依然對祖先進行虔誠而隆重的祭祀，不過與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對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種宗教行為和政治行為，又包含著濃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緣親情，是一種倫理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觀念除了祭祀祖先這層含義之外，還增添了奉養父母的新意義。
祭祀祖先是貴族的特權，奉養父母作為平民的義務，使孝觀念向著「子德」的方向演進，並逐漸取代祖先祭祀，成為後世孝道德主要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文化開創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論中豐富和發展了孝文化的內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觀點，「仁」是眾德之總，而「孝弟」則又被視為眾德之源、之總的「本」，其地位在整個傳統理論中升到了核心，同時確立了「孝」對於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從此成為協調親子關係的倫理規範，並成為古代社會宗法道德的基礎。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觀點，並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其天下太平。」還進一步強調「事親，事之本也」，認為尊親、事親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對孝的論述，已經涉及到後世孝道的方方面面，從而確立了傳統孝道的基本面貌。
　　漢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漢代是中國帝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定型的時期，也是孝道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它建立了以孝為核心的社會統治秩序，它把孝作為自己治國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礎。隨著儒家思想體系獨尊地位的確立，孝道對於維護君主權威、穩定社會等級秩序的價值更加凸顯，「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漸走向理論化、系統化。 《孝經》、《禮記》以及「三綱」學說集中體現了孝治理論的風貌。 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與忠相輔相成，成為社會思想道德體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孝治國」的王朝，並實施了一些舉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孝」為謚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對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漢也把《孝經》列為各級各類學校必修課程，還創立了「舉孝廉」的官吏選拔制度，把遵守、踐行孝道與求爵取祿聯繫起來，這成為孝道社會化過程中最強勁的動力。
　　魏晉至隋唐五代七百餘年，孝道觀念雖然時而淡薄時而強化，但各朝統治者都堅持漢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舉孝廉」作為察舉的主要內容之一，一致為後世所承襲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進宮入仕的重要途徑。其間最值得強調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領域的全面滲透，憑藉法律力量推行孝道，進而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極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時期，程朱理學成為社會正統思想，理學家認為孝道是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倫理屬性，兒子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不可違抗的，與此同時孝道的專一性、絕對性、約束性進一步增強，對父母無條件順從成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兒子不可不孝」成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進一步淪為強化君主獨裁、父權專制的工具，在實踐上走向極端愚昧化。
　　族權的膨脹和愚孝的泛濫，就是孝道畸形發展的具體表現，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後來的「割股療親」就是愚孝發展到極致的產物，這時孝道被異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中國：孝道的變革與社會適應
　　近代社會，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漸漸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覺性和主體意識不斷增強，一大批文化先驅站在時代的高度，從自然人性的角度來揭露封建孝文化的專制性、絕對性，並且使孝文化融入時代。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受到嚴厲批判的傳統孝文化開始洗去塵封多年的封建專制性，轉而向新型孝文化發展。
　　在此引導下人們的時代意識、社會意識逐漸增強，許多人衝破家庭的牢籠和羈絆，站在時代前列，以天下和社會為己任，為民族盡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為動員、團結民眾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頒布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中指出「唯忠與孝，是中華民族立國之本，五千年來先民所遺留於後代子孫之寶，當今國家危機之時，全國同胞務必竭忠盡孝，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國共產黨的《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告全黨同志書》指出「一個真正的孝子賢孫，必然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責的人，這裡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反忠於少數和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這裡，孝成為民族團結、興旺的精神基礎，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孫中山曾經說過「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當代中國：重提孝道，倡導盡孝
　　當代中國的孝文化擯棄了古代的順從奴化的成分，推崇張揚個性自由和平等的人格；擯棄了古代的殘酷性和虛偽性，建立一種充滿人情味，開放性和真誠性的新的孝文化；在重視人的權力的基礎上追求平等積極進取的新的孝文化。但是，在此基礎上，中國現代社會也同樣迎來了新的問題，那就是家庭失和、老人失養、啃老問題嚴重、離婚率居高不下、個人道德失落的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提孝道，倡導盡孝，成為當代中國所重視的。
　　作為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優良傳統，孝道強調幼敬長、下尊上，要求晚輩尊敬老人，子女孝敬父母，愛護、照顧、贍養老人，使老人們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樂，這種精神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羊亦知有跪乳之恩，更何況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