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越撬動東北亞格局？

孫興傑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訪問越南，並將訪越視為職業生涯中的亮點；作為朝鮮公布綁架日本受害者報告的回報，朝鮮要求日本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進一步放鬆對朝制裁，朝日關係快速回暖。 這兩件事情看似不相關，但是卻凸顯了一個事實：東亞冷戰的意識形態陣線已經徹底成為歷史遺產，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價值的「小國」再次成為撬動東亞格局的支點，這一點就可能會像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一樣。在陣營已經瓦解的東亞，中國的周邊外交原則與美國的機會主義的「補漏」政策為小國外交提供了迴旋空間，同時也使地區局勢更加迷濛不清。

   朝鮮、越南，誰的支點國家？

    朝鮮與越南分居導東亞的南北兩端，中歐亞大陸伸向太平洋板塊的兩個支點，其地院戰略價值不言而喻，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分別在朝鮮和越南打了一場戰爭，尤其是越南戰爭成為撕裂美國社會共識的導火線。而美國打這兩場都有共同的誘因，即遏制共產主義主義向南擴張，防止在東亞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而此後東亞的發展則證明民族主義、國家利益要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美國結束越南戰爭、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及美蘇的核軍備談判逐漸展開。
    意識形態的紐帶的牢固性還是有限的，冷戰結束之前，中越就爆發戰爭，而「敵我」的概念已經重組，中朝關係在朝鮮戰爭結束后的幾十年中也是波折起伏不斷。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朝鮮、越南並不是中國的支點國家，反倒消耗了中國大量的戰略資源，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中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 但並 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思歷史，或可得出以下教訓：
    其一，朝鮮與越南曾經是中國的藩屬國家，朝鮮 直到近代一直是中國鐵桿的朝貢國（至於朝貢是為貿易而來，另當別論），從朝貢的等級 關係向現代的同盟體系轉換需要一個過程，那就是責任取代友誼，不計成本的朋友之情終歸抵不過利益的算計。 同盟體系的主體是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權國家，需要劃定各自的責任與權利，但是等級式（家長式）的關係中並沒有這種責任的劃分，大國與小國之間毋寧是一種購買忠誠與服從的關係。
    其二， 冷戰期間，意識形態以及政黨關係的紐帶在形式上超越了國家關係， 但是這些國家都需要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而民族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合法性資源，民族主義是對等級式國際關係的否定，尤其是曾經的帝國征服的歷史都會被重新鉤沉出來，作為民族認同的資源，無論越南還是朝鮮都對中國抱持戒心，甚至敵意。
     其三，朝鮮、越南雖然是「小國」，但是一直心懷大國之志，並不甘於做大國的棋子，也在事實上抗拒「支點國家」的身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棋手國家，參與大國的博弈之中。
    朝鮮和越南的近況反差甚大，訪越的美國高官絡繹不絕，而朝鮮則處於被制裁和鼓勵之中。美越關係在最近兩三年內突然熱絡起來，2012年時任防長的帕內塔訪問越南，並且到金蘭灣一游，2013年國務卿克里到訪，今年則是軍事主官鄧普西到越南，次一級的官員、議員到越南也是家常便飯。美國政府也在考慮放開對越南的致命性武器出口，兩軍的合作破冰的前夜，越南大有成為美國的「支點國家」的架勢。原因大體有兩點：越南可以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有力棋子，而越南可以以美國為靠山增強對華博弈的籌碼；而越南政治改革的進程以及承諾「感動」了美國，尤其是越南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向美國倡導的民主、法治靠攏的時候，「敵友」的陣線會很快模糊化。
      同樣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朝鮮卻沒有越南那麼遊刃有餘，幾次核試驗之後，朝鮮徹底成為東北亞的孤兒，近期日朝接近應該是非常態下的權宜之計，日本安倍政府在領土、歷史等問題上與中韓不和，對東北亞的外交局面遲遲不能打開，朝鮮就成為安倍的突破口，同樣處於孤立之中的朝鮮，就有了抱團取暖的需求。在目前的制裁框架之下，日本只能解除對朝鮮的單獨制裁作為朝鮮在 人質事件「合作」的回報。至於朝鮮發射導彈、進行核試驗而採取的國際制裁，日本很難有所突破，而朝鮮希望從日本打開制裁的缺口，聲稱發射導彈並不是針對日本。換句話說，朝鮮還會繼續發射導彈，但不是以日本作為威懾的目標，那朝鮮的目標是誰呢？朝鮮的中短程導彈根本到不了美國，那它的目標是韓國，中國？最近中國政府將11名「脫北者」轉交給韓國，而中國也是對朝國際制裁中的關鍵一員，紮緊制裁的鐵桶，迫使朝鮮棄核。假定朝鮮最後就範，中朝關係是否會步中越關係的後塵呢？
   
  美國的機會主義

   越南與朝鮮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也是冷戰在東亞的「熱戰場」，而現在越南已經變成了中美博弈的風向標，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楔子，擁核的朝鮮並不是中國可靠的朋友，越南的經驗似乎證實，朋友一夜之間可以成為敵人。在中美博弈的格局之下，越南和朝鮮可以有更大的施展空間，小國玩弄大國也並非不可能。美越關係熱絡，朝日關係趨緩，人們第一反應或許就是「圍堵中國」，但在東亞目前的權力結構之中，圍堵有相當的難度，就像卡爾·施密特所言，政治首先要劃清敵友，現在的東亞很難出現陣線分明的敵友。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東亞地區既有的意識形態陣營已經徹底瓦解，此前東亞地區的敵友 也出現轉換，比如中越戰爭、中蘇衝突，但是那都是在兩大陣營尚存的情況下出現的調整。美越在1995年建交之後，關係一直不溫不火，既有的意識形態依然影響著美國對中國、越南等國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的褪色 意味著地區合作缺少了理念的支撐，東亞地區尚未出現一個可以界定地區特質和未來圖景的國家，就像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紀的美國一樣。東亞地區的合作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而穩固的地區合作需要共識與理念的支撐。在儒家文化、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之後，東亞地區缺少主導性的共識。經濟合作 成為為數不多的具有持久性的紐帶，但經濟合作終歸是有限的，深入到金融貨幣領域還是要依靠價值觀念的認同才能推進下去。
   冷戰曾經東亞一分為二，社會主義陣營內在冷戰結束之前就出現了多次衝突，多邊安全機制根本沒有可能；而資本主義陣營一邊，美國採取了雙邊結盟的方式，與歐洲那種多邊安全機制 大有不同，  雙邊關係更多的是一種庇護與附庸關係，不像美歐之間更多的基於一套透明的程序建立同盟關係。東亞這種破碎的雙邊同盟安全體系使美國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也鼓勵了美國的機會主義做法。自希拉里在東亞外長論壇中提出重返亞洲之後，美國的機會主義表現得尤為突出，當中國與周邊國家發生糾紛之際，美國便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美越關係在幾年內急劇升溫就是證明。
     美國這種補漏與鑽空子的做法並不能重塑東亞秩序，因為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已經分層且互相交錯，敵友難分，極大地顯示了美國的機會主義做法。首先，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朝鮮除外），在產業連接上相互依賴程度很深，雖然中日、中越關係時有緊張，但是產業的合作依然繼續，越南在南海與中國有紛爭，但是其進口極大依賴中國，尤其是在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越南很難與中國在經濟上脫鉤。其次，經濟增長一直是東亞的亮點，而現在中國已經展現出重構東亞經濟合作網路意願，亞投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遠景規劃都為周邊國家帶來紅利，在這一點上，美國並不佔優勢。相比於TPP的高大上，RCEP可能更適合東亞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
    在領土爭端方面，美國試圖與越南、菲律賓等國「構建敵人」，但是又不願意為這些小弟的「冒進」、「魯莽」買單，烏克蘭、中東的危機已經顯示出奧巴馬在外交的笨拙，最近他不得不承認，美國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依然無法掌控一切。1993年的時候，布熱津斯基已經斷言，在21世紀美國當不了全球警察，也當不了全球銀行家，甚至連全球道德家都不算。20年前的斷言現在尤為恰切。奧巴馬堅定地相信美國有領導世界的能力和責任，但是「領導」並不意味在已經漏洞百出的東亞安全百衲衣上再挖洞，而是要做一件新衣服。
   中國與周邊關係也在經歷一場變革，在此期間出現的種種紛爭也是這種變革的不適應症，去年中國歷史性地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將周邊外交提升到一個新的戰略高度，這既是對目前周邊局勢的一種反應，也是對既往外交欠賬的彌補。再次引用布熱津斯基在1993年的一段話，對中國當下外交的變革或許有些啟發：
      沒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負，任何民族都無法立足於偉大國家之列。只有那些國家，具有以某種不確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上自發地爆發出不斷探索和取勝的富於自信、敢於競爭和充滿活力的慾望，才能自行轉變成一個 明顯地高於別國一頭的實體。這一慾望反映了共同致力於民族富強偉大的榮耀和命運的無數人全心全意獻身精神所表達的神秘的使命感。
（原文發表於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