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微信嚴打與公民表達的窘境

東網 2014-08-13 邊界 評論員

日前，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網信辦）拋出《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被業界稱作「微信十條」），國家權力將管理的矛頭最終指向「基於網際網路面向終端使用者提供即時信息交流服務的應用」。即時通信工具，近年來在內地以微信為代表，此次管理的核心在於「通過即時通信工具的公眾賬號及其他形式向公眾發布信息的活動」。簡單地說，聊天可以，以信息發布為目的的行為，則要接受監管、甚至監控，尤其是時政新聞類內容。

這是自微博收緊言論空間之後，國家管理部門對公民（法人）的網際網路表達，又一輪新的管控嘗試，從所試圖採取的管理方式觀之，並沒有大的變化，或者說進步。依然以行政權力直接介入監管，以事先審批這種做方便、但也效果最差的粗暴方式，進行某種佔領「網路上甘嶺」的假想戰鬥。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對言論的管控方式，此前包括貿然拋出禁止內地媒體人為境外機構撰稿的規定，到對新媒體的粗暴干預，都並未遵循（或表面上試圖遵循）其在這些年一再宣示的依法行政原則，做起碼的公開討論或者徵求意見的舉動。可以做參照的另一個例子是，此前北京律協擬出台對律師網路言論進行管理的規定，在所謂「內部徵求意見」階段便遭遇律師界的大規模反彈，相關規定最終被延後。而國家有關部門對新聞媒體行業的嚴管，卻差不多得不到絲毫公開的反抗，更大範圍的言論管制企圖（比如微信領域），同樣也是徑自公布、立馬執行，對其進行的合憲性審查、哪怕是形式上的，也被認為不再必要。

當然，這與相關規定出台前，就有嚴格的宣傳指令下達有關係，內地媒體無法公開表達對「微信十條」的不同意見。而在這種被控制觀點的討論中，當批評變得不自由，則讚美不僅是無意義，而且異常可恥。在此之前的2012年底，政府擬出台微博管理的相關規定，各類官方媒體奉命為其預熱，大造輿論，亦是同樣的道理。也正是從那一次所謂「網路法治化」的規範之後，微博衰落，微信崛起，兩個世代完成技術交接，儘管這更多是歸因於政府管控言論的客觀結果。也正是在微博「嚴打」的時候，內地《中國青年報》曾在其頭版連續九天刊發評論員署名文章，為「網路法治化」做論證，用「網路沒有法治，現實就沒法兒治」來解釋所謂「網路法治化」的正當性，網路嚴打的這系列「九評」，可為近年來內地媒體言論不堪、且無恥的一個註腳。

任何一項國家立法活動，都不應當缺少廣泛的社會討論與有效的公民參與，其立法宗旨都應當是保障公民權益，而非粗暴限制公民權益。以此衡量內地一輪又一輪的言論管控嘗試，不難看到，對網際網路技術所賦予中國公民的那種有別於現實世界的表達渠道，國家的限制、管控依然會以並未改變的現實政治環境與威權制度作為大背景。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網路會是法外之地，但法律的制定是否符合法治精神與憲政要求，卻直接讓「網路法治化」出現正與邪的分野。政府熱衷於「網路上甘嶺」上搶陣地的成就感，但卻沒有意識到，每一個奪下來的網路陣地上，卻已空無一人。

彼時中青報的那句「網路沒有法治，現實就沒法兒治」，有一點說的或許沒錯，那就是在現有制度環境、國家政治格局沒有徹底改變的情況下，寄希望於網際網路成為中國公民表達權實現的某種特區，是不現實的，而且這種打地鼠的遊戲所留給人們的管控間隙，越來越小。政府的管制之手伸向哪裏，哪裏就會消褪，人群散去，轉移到另外一處政府尚未嚴管的新技術空間與平台。

網際網路的神奇，曾令不少研究公民表達乃至政治變遷的學者認為，技術的進步會推動甚至直接導致制度的變革，帶來國家與政黨的現代化轉型，現在看來，並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性，但每一次技術革新所帶來的變革跡象，確實微乎其微。微信之後，網路游牧者的下一站會是哪裏？這種躲避式的遷居，是否最終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才能讓人們意識到現實政治制度的不堪，以及改變的必要？技術沒有出路，寄希望於純技術的換代來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向善變革，像極了翻牆軟體的不斷更新與不斷被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