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論「士」與知識分子的區別

2014年08月08日 10:54
來源：鳳凰網文化 作者：羅志田　

在傳統的四民社會中，「士大夫」已成一個固定片語;由於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會來源，道統與政統是一體的。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雖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徑和選擇，從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賞的取向。換言之，士與大夫的內在邏輯聯繫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會吸引力。一旦科舉制被廢除，道統與政統即兩分，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隨之而變。與這一社會變動過程相伴隨的，是從改科考、興學堂到廢科舉的制度改革進程。

清季從改科考到廢科舉，取士的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廢科舉前的十餘年間，取士的標準已是鼓勵新舊學兼通。汪康年於光緒十五年應鄉試，本不合科場程式，依例應不取;卻因能用「最新天文家言」解《中庸》文字，被主考官認為「新舊學均有根柢」，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場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實以「新學」中式。以晚清中國各地發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評卷分寸的伸縮餘地，這當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國的情形。但揆諸後來的發展，以經世學為開端的「新學」興起后，其影響會逐漸延伸到科考之上，似為必然的趨勢。

在四民社會晚期，「耕讀」為業本已越來越成為一個象徵，許多讀書人並不真的耕種土地，而是實行所謂「筆耕」。教書的館地對不能做官的讀書人來說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轉變直接影響到何種人才能得到教職。當戊戌年湖南新政勃興時，有一位「在滬上方言館多年，通西國語言文字」的師璜，即「聞湖南興西學，歸謀館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趨新士人雷見吾來請皮錫瑞代謀職，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謀事不難」。可知興西學即為通西文者開放館地，而停八股則新人謀事不難。到戊戌政變后科舉復舊，前此「各處書院求山長」的現象「今無聞焉」。同樣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當即可見境遇的判然兩別，科舉改革真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如果僅是考試內容改變，講舊學者尚有一些選擇餘地，因復舊並非不可能，社會上也確實存在如此估算之人。到科舉一廢，不會新學者就只能失館，已不僅是束脩厚薄的問題了。「士為四民之首」，本多受社會供養，但那是總體言之。對個體讀書人而言，自己能夠謀生是必要的基礎。這才是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從耕讀到政教的傳統之路已不通，意味著上升性社會變動途徑的整體轉向。新辦的學堂不論從制度上和數量上，均不足以滿足眾多期望在社會階梯上升等之人，社會動蕩的一個重要造因已隱伏在那裡了。

清季興學堂之舉，就值得再作考察。清政府在改革科舉之時，已開始興辦學堂來填補科舉制的教育功用，這本是很有見識的舉措。但一種新教育體制並非一兩紙詔書在短期內便可造成，而清季舉國都已有些急迫情緒，終於不能等待學堂制的成熟即將科舉制廢除。舊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國教育乃成一鍋夾生飯。新學堂確實培養了不少「新人物」，卻未必養成了多少「新學人」。學子無學，是後來其社會地位逐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的論者即以為，以「舉貢編修、八股名家」這樣的「老朽無學之人」來教書，只能誤人子弟。其實這裡所謂的「無學」，是指無西學。若以其授西學，大約真會誤人子弟。但如果他們只傳授舊學，結果又如何呢?而且，當時留學生的西學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認知的那樣高呢?少年胡適所受教育之新與舊，很能給我們一些其所處時代的啟示。

胡適在家鄉安徽績溪上庄受過九年傳統的私塾教育，轉入上海的新學堂梅溪學堂，六個星期後即因能糾正老師的「國學」錯誤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後來到更有名的澄衷學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靠著國文的優勢，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學之上，兩年後考入號稱「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的中國公學，同學皆為因抗議而返國的留日學生，但胡適在學校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學也「毫不費力」，反而將功夫用在學做舊詩和寫白話文章之上。

胡適的經歷提示我們對當時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認識。首先是上海新學堂的國文不如績溪上庄的私塾。胡適除了在中國公學時外，一向是以國文佔優勢的。但他的「國學」，在那時其實並不很高明。他對「經義」，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麼回事。對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學」，他的工夫也相當差。但這樣的胡適在上海卻一向以國文吃香，可知那時十里洋場的國文已大衰。但上海學堂的「新學」水準，則還是相當不錯的。胡適在中國公學竟然以英文和算學見長，可見那時許多留學生，也只是徒有虛名而已。至少從日本回來的許多留學生在「新學」方面的知識水準實際上遠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學校的學生，而這些留學生恰多是在各地新學堂受過訓練者，則同為新學堂，其間的差距也可以相當大。

實際上，可以說正是清末的城鄉差別、特別是安徽鄉間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風氣的傳統蒙學教育造就了後來被認為是啟蒙大師的胡適。在西潮入侵之後中國許多口岸地方，傳統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個後果就是傳統教育最講究的「讀書寫字」的基本功已較前薄弱。那種眼睛盯著少數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國傳統教育，只有在與口岸沒有怎麼「接軌」的鄉間還基本存在。而胡適正靠著鄉間「國文」的訓練，在那「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學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也是靠著舊學的基礎，再加上澄衷學堂的英文訓練，他就能擊敗全國各地的許多學子，一舉步入了庚款留學生這一真正全國性的少數精英群體。

胡適的經歷同時體現了近代中國人的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的轉變。早期留學生多邊緣人物而少「良家子弟」，到科舉改革時，留學已漸成學子的眾矢之的。嚴復在1902年觀察到：「近今海內，年在三十上下，於舊學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憤悱之意，欲考西國新學者，其人甚多。上自詞林部曹，下逮舉貢，往往而遇。」胡適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試前給母親的信中就曾說，「現在時勢，科舉既停，上進之階惟有出洋留學一途。」這種心態到民國后已成普遍現象，民國「以官費留學為賞功之具」(許多人願領此賞，就最說明問題)。胡適在美國讀書時「留學界官費者居十之六七。」他注意到：今日「國內學生，心目中惟以留學為最高目的」。他們「以為科舉已廢，進取仕祿之階，惟留學為最捷。」那時一旦得一本科學位歸，即被「尊之如帝天」。世風的轉變是極為明顯的。

上升性社會變動取向的轉變提示著近代中國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大變，即四民之首的「士」這一舊的社會群體的逐漸消失和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知識分子」這一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士」的消失意味著四民社會已成為歷史，而四民社會的解體本身也是現代知識分子不得不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造因之一，兩者之間是一種互為因果的互動關係。

「讀書人」正是過渡時代的士與知識分子的共同點。從士轉化為知識分子那一兩代人，在身份轉換時確有某種困境。由於新學先已成課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後十年科舉考試產生出來的近代中國最後一代社會學意義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態上恐怕已與傳統的士大不一樣;反之，這一代士人與中國最早一代的知識分子，其社會存在雖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態方面，卻每有相近之處。當讀書人的主體已是知識分子之時，上一代的「遺士」有時也不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所復蓋。反過來，早期知識分子的心態和行為上，也處處可見士的餘蔭。

士與知識分子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參政與議政。士集道統與政統於一身，有務本的責任，故要有遠慮;對於眼前的國是，也必須有以因應。對他們來說，「澄清天下」同時落實在「人心」和「世道」兩方面，即不僅意味著作「社會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實際政治活動的參與。一句話，他們必須既議政又參政(議政與參政的區分也是一種「現代」的區分，對傳統的士來說，議不過是參的一種形式而已)。

民初知識分子大體上認同於士這一社會角色，也力圖繼承士的社會責任;但他們相對要超然一些，多數是像胡適一樣傾向於「講學複議政」，即停止在議政階段，作「社會的良心」，把直接參政置於第二位。更有人試圖將學術與政治分開，乾脆鑽進象牙塔，像胡適所說的「回到故紙堆中去」，不問世事(這恐怕更多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故他們對政治可議而不參，也可視而不見，完全不議。前者是新文化運動諸人所一意提倡，後者雖被魯迅視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計」，但確實是五四之後幾年間許多知識分子「自己願意」的。

當然，個別趨新士人如蔡元培，專門提倡讀書人不做官不議政(雖然他實際上既議政又做官)，多少表現了時代的變化，即士的逐漸消失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居讀書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啟超梁這樣最後一代的士，早年處于思不出其位的時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那時的議政就是參政。他們晚年都基本以講學研究為主，看上去很像知識分子。實際上，他們像傳統士人一樣，是參政不成之後才做學問。但社會既然已大變，他們到底也只能是議得多而參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議政多於參政，甚而有時不問政治，都體現了從士的時代轉化為知識分子時代的社會大潮;他們在思想上仍欲為士，但社會存在卻分配給他們一個越來越近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給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筆悲劇的色彩。

這一點最為對章、梁具同情態度(不是陳寅恪所謂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視，他們常以自己後起的知識分子心態去解讀傳統士人，以為章、梁晚年專意講學是已由政治活動中「覺悟」出來，故投入更長遠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對其終不能完全脫離實際政治，每表示惋惜。須知主張學術與政治分流、以為實際政治「骯髒黑暗」，都不過是現代知識分子才有的固定認知，對傳統的士來說，政治本應該是「清明」的，其出現「骯髒黑暗」的現象恰因「道」不行於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負有一定的責任，更有糾而正之的義務。對他們來說，學問本身就是為政治而做，專意學術只是參政不成之後的退路。

所以對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參政甚而只議政，都多少存點耽誤了學術工夫的遺憾。而章、梁等雖也常常被迫回歸學術，卻是作為天下無道、不得不退隱以挽救人心的被動選擇;他們要想參政那種「待時而起」的傳統情結一直都在，且「出仕」的願望到老並不稍減。故其並不專意於學術，總是又議政又參政，一有機會甚至一有可能，他們仍舊要「出山」身與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時，久已不談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異常活躍，不僅大發政論，更或直接或間接奔走於各勢力之間，只是到後來發現其想認同的北方已無希望，才漸漸歇手。

梁啟超在1927年5月給他兒女的一封信，頗能表現過渡時期士與知識分子心態的異同。他自稱那時「天天在內心交戰苦痛中」，蓋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組黨，而他又討厭政黨生活。「因為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願見的人也要見，不願做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於國家，良心上實在過不去。」梁氏最後擬取妥協的辦法，就是對政治議而不參。可是新一代的讀書人丁文江，卻主張梁「全不談政治」，專做學問。梁啟超又覺得「這樣實在對不起我的良心」。丁文江所說，其實只是他對梁在學術上發展的一種希望，因為丁氏自己那時就在直接參政。胡適晚年自述說：「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梁、丁、胡三人對政治參與的態度，正可見身歷從士到知識分子過渡的當事人心態轉變的痕迹。

簡言之，清季民初讀書人在社會學意義上從士轉化為知識分子似乎比其心態的轉變要來得徹底。士與知識分子在社會意義上已截然兩分，在思想上卻仍蟬聯而未斷。民初的知識分子雖然有意識要扮演新型的社會角色，卻在無意識中傳承了士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及其對國是的當下關懷。身已新而心尚舊(有意識要新而無意識仍舊)，故與其所處之時代有意無意間總是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這是民初知識分子的許多行為在當時即不全為時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來也充滿「矛盾」的一個根本因素。作為一個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社群，知識分子可以與其他各社群都有所關聯，但其浮動性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與其他社群的疏離，而疏離的結果就是自身的邊緣化。

(羅志田，四川大學歷史系七七級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師從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現任四川大學、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是當前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