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變內心改變世界(上)

管理學先知漢迪：從改變內心改變世界     文/許宏（北京）

@漢迪建議：當你身處的世界發生變化的時候，如果讓形式保持不變而改變實質，真正的變化可能比較容易實現。

@漢迪自己也認為他所做的可能像先知的工作，不是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的人，而是有些像《聖經》中那些勸人悔改回歸正路的人。他想提醒在當今商業社會生活的人們，不要被現有的社會情緒和所在的組織淹沒，保持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在世界的豐富維度中生活。

@致力於廢除王權而建立新政權的人可能有些像年輕時的漢迪，他們認為應該從自己開始建設一個全新的世界。中年後的漢迪發現，自己所嚮往的新生活不過是浮光掠影，很經不起推敲。相反，他默默無聞的父親其實早就在做一件改變人心而因此影響深遠的工作。誰會參加我的葬禮，誰會在我的葬禮上哭泣？什麼是成功？誰是成功的，是我還是我的父親？人活的一生為了什麼？漢迪問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活著，人免不了不滿。因此，人要改變現狀。然而，真正的改變是不容易的。形式也許變了，實質往往還是那樣。

是否可以先讓形式保持不變，而改變實質呢？對於推動實質上的改變，愛爾蘭管理學家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曾經分享過他親身經歷中的一個發現。

在當今世界，漢迪可能是歐洲最富盛名的管理學家。在被稱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於2005年去世之後，漢迪大概是在世的著名管理學家中最接近德魯克思想的人。但是，對於漢迪的這個發現，人們似乎還沒有看見。
               
英國大憲章：改變統治實質而保留形式
   
今天正好是漢迪的生日。

1932年7月25日，漢迪出生在愛爾蘭都柏林附近的一個小鎮。他的父親是當地基督教會的牧師。上大學時，漢迪在英國的牛津主修古典學（包括古希臘語和拉丁語）、歷史和哲學。
   
畢業后，他在荷英皇家殼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工作將近10年。接下來，漢迪去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管理學，回到英國參與創辦了倫敦商學院，並在那裡講授管理學。
   
1977到1981年間，漢迪從倫敦商學院離職，擔任聖喬治學房（St George's House）的學監。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學校，是一家位於英國王室溫莎城堡內的培訓機構。1966年，英國女王的丈夫愛丁堡公爵在城堡中的聖喬治教堂創建了聖喬治學房，目的在於組織關於信仰和其他各種公共話題的討論。
   
漢迪在溫莎城堡工作時，也住在那裡。他經常邀請參加聖喬治學房討論的人參觀溫莎城堡。他告訴人們，這座城堡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從一開始就是英國王室的住地。到如今，不僅城堡還在，城堡的主人依然是英國王室。表面看來，這裡似乎沒有什麼變化，但是英國王室的實質卻大不一樣了。形式上，英國國王仍然是英國國家元首，但這個職位的權力已經大大受到限制。
   
從這個發現，漢迪引申出一個建議：當你身處的世界發生變化的時候，如果讓形式保持不變而改變實質，真正的變化可能比較容易實現。
   
習慣了換湯不換藥的改變，漢迪在溫莎城堡看到的歷史變遷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從國家的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很多地方在過去上千年已歷經很多治理形式的變化，不僅君主制已被推翻，共和制的政權也已經歷若干更迭，但是統治的實質卻變化不大。
   
比如，僅僅在20世紀的100年當中，中國就經歷了至少三種形式上的大變化，國家的名稱從大清帝國到中華民國又到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是標誌中國從君主制向共和制轉變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然而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出現真正改變統治實質的變化。
   
英國是如何在保持形式不變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統治實質的？漢迪給出的答案仍然跟他曾經工作和居住過的溫莎城堡有關。他說，在1215年的一天，當時的英國君主約翰王從溫莎城堡的院子出去，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處草地跟教會和貴族的領袖們簽署了一份旨在限制君主權力的文件。
   
這份文件後來被稱為《大憲章》（Magna Carta）。當時，英國跟法國作戰，英國國王約翰因為需要更多戰爭經費，就向公眾提高稅收。以教會和貴族的領袖組成的公眾反對國王的做法，最終迫使約翰王在1215年的6月15日接受了他們提出的要求。
   
當然，《大憲章》本身也不是那一群反抗約翰王做法的人發明出來的。在1215年之前，英國公眾跟國王類似的互動一直都有。在《大憲章》當中，他們沒有說這些規定是個創新。相反，他們聲稱這是捍衛「自古就有的自由」（ancient liberties）。他們說，這不過是對英王亨利一世在1100年宣誓的《自由憲章》以及1066年諾曼征服之前法律的重新確認。他們認為，這些自由是上帝的恩典。
   
《大憲章》規定，國王提高稅收必須經過議會通過，不經法庭裁決，不得將任何自由人逮捕囚禁，不得剝奪其財產，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護，不得處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
   
在約翰王統治的時期以及之後的幾百年，這些規定並沒有得到完全的實行。但《大憲章》卻影響深遠，17世紀英國的《權利法案》和18世紀的美國憲法都是《大憲章》的重申、修訂和補充。今日世界，那些有利於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秩序跟這些規定的推廣有關。
   
在英國的歷史上，雖然也有查理一世這樣的君王在1649年被砍頭，但總體卻保持了實質大於形式的變化。直到今天，英國仍是個王國，但恐怕很少人會把它跟所謂的「封建專制」聯繫在一起。
   
不過，改變統治實質而保留形式的做法卻不是英國的獨有現象。在約翰王當政前後，歐洲大陸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從12世紀後期到14世紀初，在義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匈牙利，以教會領袖和貴族組成的公眾都曾經迫使君主簽訂限制統治者權力的憲章。
   
當然，比較歐洲其他地區的憲章，英國的《大憲章》更為世界所知。在《大憲章》之後的幾百年，英國的動蕩相比歐洲其他地區要少，這使得英國得以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實現持續的發展。到了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英國政權的更替基本排除了通過暴力取而代之的方式，保持形式而改變實質的做法得到比較完整的貫徹。
   
總體來說，相對世界其他地區，歐洲在對待政治變革的問題上比較傾向於走保持形式不變而改變實質的道路。這跟歐洲所在的社會土壤有著直接的關係。漢迪本人在歐洲社會的生長曆程就很說明這個土壤的不同之處。

誰會在我的葬禮上哭泣？
  
在去溫莎城堡之前，漢迪是他參與創建的倫敦商學院教授。他從小在父親做牧師的愛爾蘭小鎮生活，不滿於像父親那樣一輩子待在小地方，也對每周在教會的生活有抵觸情緒。他曾經發誓，等他長大獨立了，再也不像他父親那樣在小地方過清貧的生活，也再不去教會。
   
成年後，漢迪從著名的牛津大學畢業，去了同樣著名的殼牌石油公司，又在世界聞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管理學，然後幫助建立英國第一家提供管理學研究生課程的倫敦商學院。可是，就在漢迪看起來實現了他小時候的願望時，真正改變他一生的時刻才剛剛到來。
   
有一天，漢迪在巴黎開會。他收到他父親病危的消息。漢迪坐飛機趕回愛爾蘭。等他回到家鄉，父親已處在昏迷狀態，到第二天，就去世了。按照習俗，葬禮安排在父親過世的第三天。就在葬禮上，漢迪看到了改變他後半生的一幕。
   
在他父親生前所在的教堂，幾百上千人聚集在那裡，有些是當地小鎮上的，有些來自愛爾蘭和英國的其他地方。地方警察為人們前往教堂開闢出專門的通道。漢迪驚奇這些人是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聽到父親去世消息的，又是怎樣從各地趕到這裡。那是1970年代的後期，在歐洲也僅僅是電話的時代，還沒有如今更加便捷的通訊方式。
     
漢迪站在父親的墓旁。他看見周圍的人們眼中含著淚水。他們中間，有許多都是父親生前幫助過的人。父親為他們舉行洗禮，為他們主持婚禮，為他們解決生活上的難題。父親在這個小地方，做了40多年的牧師。
     
誰會參加我的葬禮，誰會在我的葬禮上哭泣？什麼是成功？誰是成功的，是我還是我的父親？人活的一生為了什麼？漢迪問自己。他小時候去父親所在的教堂做禮拜，他在大學學習哲學，他在工作上研究公司如何能夠管理得好。漢迪發現，到了此刻，他才開始真正認真地面對這些問題。
   
父親是個安靜的人，卻在一生中安慰幫助過成百上千人的靈魂。漢迪很喜歡他的父親，但在他去世之前卻一直對他安於在小地方生活很失望。其實，父親有機會在大城市做牧師，但他都拒絕了，甘於在默默無聞的小鎮過了一輩子。對這一切的不滿，使得漢迪立志去大地方做一番不同於他父親的偉大事業。
     
就這樣，在大約45歲的時候，漢迪的一生有了一個新的開始。漢迪思考如何像父親那樣真正地生活。他考慮過去讀神學，也像父親那樣做牧師。但教會的朋友建議，如果他想服侍上帝，繼續做本行比做牧師要更加適合他。他們鼓勵漢迪申請聖喬治學房的職位。
     
溫莎城堡中的聖喬治學房，位於聖喬治教堂背後的院子里。這裡的名字是為紀念一位叫喬治的人，他是三世紀羅馬帝國的一名士兵，因為堅持基督信仰而被當局殺害。這個學房主要的服務對象是教會的領袖和社會各界當中有影響的人，討論的問題包括信仰、公義、工作的未來、權力和社會責任。
     
漢迪沒有想到，他違背了年輕時再也不去教會的誓言。他在聖喬治學房工作生活的四年中，幾乎天天都在教會當中。而這為他下一步的人生做了準備。到1981年，漢迪49歲，他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靠撰寫文章和書以及為公司做諮詢獲得收入。
   
這意味著漢迪的生活將不再像在殼牌、倫敦商學院以及溫莎城堡那裡的穩定。他離開了這些所謂的大地方。他沒有了學監、教授的頭銜。他告訴朋友，「我將僅僅就是查爾斯·漢迪。」 他的妻子很支持他的決定。作為自由攝影師的妻子，一直是漢迪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幫手。他們有一個女兒和兒子。
   
平均一年中，漢迪大約要花一半的時間用來思考、寫作、做諮詢和演講。另外半年，他會更多地幫助妻子的工作。在過去的30年間，他寫了將近20本書。其中最為世界讀者所知的有《工作的未來》（The Future of Work）、《非理性時代》（The Age of Unreason）、《飢餓的靈魂》（The Hungry Spirit）、《大象與跳蚤》（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未完，請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