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監獄減刑的潛規則

670期 2014-08-04

本刊記者／滑璇（發自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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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今年之前，我們一直在做的就是前邊的審判階段轟轟烈烈，後邊的執行階段就靜悄悄的，很多暗箱操作正是利用了監獄的封閉性。但現在，對執行的監督已經成為一個階段性的重點任務。」

7月11日上午9點半，女富商吳英減刑案在浙江省女子監獄公開開庭審理，吳英的父親、妹妹列席旁聽。最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吳英從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減刑至無期徒刑。

在中國，絕大多數減刑、假釋案件採用書面審理，開庭的，可謂鳳毛麟角，曾為吳英擔任辯護律師的楊照東表示，這次開庭「比較少見」。而這次廣受關注的公開審理，或許緣於中央政法系統嚴控刑罰變更執行的階段性重點。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下稱「規定」）、中共中央政法委《關於嚴格規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下稱「意見」）先後出台，重點監督職務、金融、涉黑三類犯罪的刑罰變更執行情況，試圖杜絕「『有權人』『有錢人』被判刑后減刑快、假釋及暫予監外執行比例高、實際服刑時間偏短等現象」。

最高人民檢察院也開始在全國範圍開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檢察活動。截至5月底，已發現違法線索188件，建議將暫予監外執行條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監執行，其中副廳級以上職務犯罪罪犯18人；同時，立案查處相關職務犯罪案件30件、40人。

《意見》寫道：「對服刑期間利用個人影響力和社會關係等不正當手段企圖獲得減刑、假釋機會的，不認定其『確有悔改表現』。」

「兌水」的計分考核

「監獄裡面的事，尤其是減刑，操作空間很大的。」上海律師何俊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以前，他在江西某監獄擔任了20多年的獄警。

監獄里對服刑人員的監管，主要依靠「計分考核」進行，即獄警根據監獄內各項規定以及服刑人員的表現，對其加分或減分。分數多寡，將直接關係到服刑人員能否獲得減刑、假釋等刑罰變更待遇。

計分考核從1980年代起逐步成為中國監獄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以1990年的《司法部關於計分考核獎罰罪犯的規定》為基礎，其初衷是為了量化服刑人員的改造表現，激勵他們生產和學習。然而，當這項政策在監獄這個極為封閉、管教人員處於絕對權威的情境下執行時，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暗箱操作，或權力尋租。

「舉個簡單的例子，張三和李四打架，王五齣手制止，誰該被加分、誰該被扣分？如果這是司法警官學院的期末考題，答案很清楚；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完全不一樣。」何俊明說，「張三、李四很可能不會被扣分，王五可能也不會獲得加分，具體操作全憑管教說了算。」

監獄內的計分主要分為生產改造分和思想改造分。前者沒有限制，只要足額或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就能得分。思想改造分則種類繁多。比如：在何俊明工作過的監獄，服刑人員每作一次思想彙報，可得0.5分；一篇能被監獄黑板報刊登的反思、悔過性的文章可獲得與所刊登媒體級別相應的獎勵分數；服刑人員向前來監獄參觀人員做警示教育的，也可獲得相對較高的分數。

但真正有「操作空間」的，也正是思想改造分。

在何俊明的印象中，思想彙報是幫助服刑人員造假最常用的手段，「我很少見到思想彙報分是真實的，絕大多數是管教人員編的」。為了防止計分水分過大，監獄後來規定，每人每月的思想彙報分數上限為2次。

參與警示教育與向監內報刊投稿相對較公平，但是，一般能從這兩項中獲得加分，須文化水平較高、寫作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較強，「多是職務犯罪的罪犯」；普通的盜竊、搶劫、強姦等刑事犯，幾乎沒有能力通過這些渠道獲得加分。

與此同時，思想改造分也有上限。在一個有100多名服刑人員的分監區，一般每月只有幾百分的獎分指標。這些分數給誰，裁量權完全在監獄管教人員手裡。每積20分可以獲得一個「表揚」，對應的是20天的減刑。

何俊明舉例說，在張三李四打架的案例里，原本應該落在打架者身上的懲罰，可能會被挪到即將刑滿釋放、不在乎計分考核的服刑人員名下；原本應該留給制止打架者的獎勵，也可能被安排到關係戶頭上。這些分數的確定，既沒人監督，也沒人追查，一旦記到考核表上，更成了板上釘釘的事實。

計分考核機制確實有其積極的一面。何俊明曾在1988年擔任監獄病犯住院部的內勤管教，手下有十三四個服刑人員，一個月僅有6個表揚指標。何俊明說，服刑人員為了能夠多得分，有人天不亮就去洗廁所，生怕得分的機會被人搶走；還有人自製彈弓打老鼠，沒過多久，住院部變得窗明幾淨，老鼠失蹤。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吳宗憲認為，「類似的計分機制並不違法，也很難說它不合理」，但現實中確實造成了職務犯罪服刑人員的某種得分優勢。

監獄里的關係場

沒有不想減刑的服刑人員。

但若想快速減刑，除了努力爭取加分，還需要過硬的關係。何俊明的最大感受是，許多減刑人員，早在入獄之前，便已步步為營，規劃好了減刑路徑：首先，想辦法進入有關係的監獄；其次，爭取分到一個好崗位，如商店、食堂、醫務室、學校里的那些不花力氣又得分高的工作；最後，疏通相關崗位的管教，盡量多得分。

監獄是刑罰執行場所，與參與案件公訴、審判的檢察院、法院不同，沒有任何「迴避」的規定。對此，監獄學專家吳宗憲解釋：「法院、檢察院的管轄範圍與行政區劃相同，很多案件又是按地域管理，所以產生利害關係的可能性較大；而監獄與行政區劃沒有必然對應關係，所以影響執行公正的可能性相對較小。」另外，如果某個服刑人員和某個管理人員存在矛盾衝突，也可以通過監區、分監區之間的微調防止管理不公。

然而現實中的監獄，並非如理想中那麼完美。

何俊明就曾經管理過一個服刑人員，恰好他的姐夫就是監獄管理科一名幹部。有了這層關係，這名幹部專門找人編造了一張虛假的計分考核表，只為了讓這名服刑人員儘快減刑。

尋找有「關係」的監獄，在服刑人員中並不是新聞，即便法院判決執行的監獄沒有關係，有能量的服刑人員，仍可以通過「調犯」程序，轉到能夠找到「關係」的監獄中去。有時，跨省「調犯」的事情也會發生。

一位法律實務界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他就曾經處理過監獄里的案子，想幫當事人分到好崗位、好監室、多加分。為此，監獄上上下下都要打點一番：幾條煙最小兒科，直接伸手要錢也不少見，少則幾千，多則一兩萬。

對於那些找不到合適的「關係」為減刑助力的服刑人員，就只能靠自己和管教「拉關係」了。何俊明說，會一門手藝是很重要的，「哪怕是會補鞋、理髮也能派上用場」。何所在的監獄，每個分監區都有一套理髮工具。那些會理髮的服刑人員，常被從生產車間叫走，去為分監區管教理髮，一來二去，就和管教們熟了，獲得加分便相對更容易。

再比如，積極響應管教的號召。何俊明所在的監獄曾經規定，服刑人員訂閱一份某司法系統的機關報，就能減刑一月。由於響應人數眾多，最後只好限定每人一份。當然，報紙訂閱后，獄警既沒有發下去，服刑人員也沒有索要，「每天幾百份報紙堆在那裡，最後都成了賣給廢品收購部的廢紙」。

由於培養服刑人員技術、技能也是監獄的一項工作，所以努力學習技術、考取等級資格證書也可以獲得加分。但是，何俊明說，監獄會和某些培訓機構達成協議，服刑人員花100多塊錢交個報名費，就能獲得一個技術證書，「監獄內有人專門代考」。每本技術等級證書可以獲得一個表揚，減刑20天。

三分之一的減刑率

在掙分、加分、「照顧」之後，服刑人員離減刑只剩一步之遙——法院裁定。

依據刑法、監獄法相關規定，除被判死緩的服刑人員由高級法院裁定減刑外，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服刑人員的減刑，均由監獄或看守所向中級法院提出建議書。法院里，審理這類案件的是審判監督庭。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近幾年來，由於減刑、假釋案件數量上升，一些中院、高院的審監庭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此類案件。在今年最高法院的《規定》、中央政法委的《意見》出台之前，法院對絕大部分減刑、假釋案件只進行書面審理和形式審查。

依據何俊明的經驗，一般中院審理此類案件的法官約有五六個人。每季度末，二三百份減刑建議書從監獄運到法院，法官們要在一個月內審結。「你可以想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的工作量有多大，」何俊明說，「每個案子都認真審查是不可能的。」

每個地區，表揚、記分與減刑時間的對應關係不大相同。何俊明所在的地區，一個「表揚」減刑20天，服刑人員每得到8至10個「表揚」，監獄便會向法院提出減刑半年的建議。如果刑期較長，減刑建議的間隔也會拉長，以便每次減去的刑期更多。

為了保證減刑公開、公正，2005年起，一些地方法院開始推廣案件聽證制度。何所在的監獄也開展過這樣的聽證，每個季度，三名合議庭法官從當地中院來到監獄，通過當事服刑人員和獄友的陳述，判斷是否減刑。每次聽證三五件案件，是從所有減刑案件中抽取的。何俊明透露，聽證會上發言的服刑人員，提前都會得到獄方的提醒，因此大約95％的減刑建議都會順利通過。

在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三項刑罰執行變更制度中，減刑比例最高，操作難度和風險也最小。據司法部公布的數據，2012年4月中國大陸約有在押服刑人員164萬，1997至2001五年中，全國監獄減刑率持續上升，從略高於五分之一（21.72％）上升至超過四分之一（25.39％）。何俊明說，他所在的監獄，每年獲得減刑人數的比例，大致接近30％。

在積極、完善的運作下，甚至可以達到減刑的最大限度——原刑期的一半。比如，媒體曾報道過，一個名叫謝秉佑的搶劫犯，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但僅執行刑期6年後，便被減刑釋放，出獄后又多次與人合謀搶劫、殺人。在何俊明看來，這並不難於實現。他為《中國新聞周刊》算了一筆賬：一名服刑人員每月最多獲得一次表揚，一年得8次就能減刑近半年，還能評為監獄改造積極分子，再減刑2個月；如一年得到10次表揚，便有可能評為省級改造積極分子，再減刑4至6個月。如此一來，服刑人員當年獲得的減刑時間將達到13至15個月，在比例上超過了實際服刑時間。

「這種做法合理合法，沒有風險。監獄也希望服刑人員能有點盼頭，穩定心態，只要分數夠了，都會向法院提出減刑建議。」何俊明說。

相比減刑，假釋則嚴格得多。據何俊明觀察，他所在的監獄，每年向法院提出假釋建議的人數大約佔總人數30％，但法院裁定準許假釋的只佔提交建議的5％。佔比例最小的是暫予監外執行。不過，這也是唯一無須提交法院裁定的刑罰變更。

北京師範大學的吳宗憲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想鑽保外就醫的空子無非兩種途徑：一是服刑人員通過吃藥等手段偽造病症；二是聯合醫院對診療結果造假。二者手段都很容易被人發現。何俊明身邊曾經有人因為串通醫院、偽造保外就醫的醫療鑒定受到處罰，這也是他親眼見證的極少數獄警受到懲處的個案。「像思想彙報分那類的造假根本沒人會管，但是醫療鑒定造假，是有據可查的。」何俊明說。雖然如此，廳局級以上官員保外就醫的情況依然屢見不鮮。僅今年以來，就有廣東省江門市原副市長林崇中、廣西陽朔縣原國土局局長石寶春等，被曝出以保外就醫之名逃過了牢獄之苦。

駐監檢察室

監獄並非自成一統，制度設計上，有一個部門專門監督監獄在執行過程中的行為——駐監檢察室：一個在監獄內部辦公的地市級檢察院派駐機構，負責人級別僅比地市級檢察長低半級。

2008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了《人民檢察院監獄檢察辦法》，其中規定，駐監檢察室3項重要職責是：受理服刑人員的控告、舉報和申訴；對法院裁定減刑、假釋實行監督；對監獄局批准暫予監外執行實行監督。實施后兩項職責時，監獄提交的減刑、假釋建議書，法院做出的減刑、假釋裁定，都要抄送副本給駐監檢察機關，駐監檢察人員可對這些材料審查並提出意見。

一位北京市檢察系統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駐監檢察工作是同行們公認的苦差事。一是監獄內的辦公環境既不自由也不舒適；二是鑒於機關之間的協調關係，做事時總要把握分寸，「不能有一說一」。

上述人士曾到北京市內的某駐（看守）所檢察室辦事，炎炎夏日中，所內的在押人員正在集體剝蒜，滿樓都是刺鼻的味道。一名新收押的犯罪嫌疑人半邊臉被打成青紫色，駐所的檢察人員不僅不詢問是否存在體罰、虐待、刑訊逼供等情況，還替看守所內的工作人員找借口。

駐監檢察人員不設輪崗制度，長年在同一所監獄工作，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何俊明說，他在做獄警時，就曾見過法院、駐監檢察室向監獄輸送「關係戶」；做律師后，他又遇到過西部某省服刑人員向駐監檢察室舉報獄警，之後被檢察人員封口的案例。

「其實在今年之前，我們一直在做的就是前邊的審判階段轟轟烈烈，後邊的執行階段就靜悄悄的，很多暗箱操作正是利用了監獄的封閉性。但現在，對執行的監督已經成為一個階段性的重點任務。」刑法學專家盧建平說，「或許，今年兩項新規的出台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但至少，它能達到一個最直接的效果——狠剎一下與減刑、假釋、監外執行有關的各種歪門邪道、不正之風。」。

（實習生賀佳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