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為何頻頻選擇自殺？值得深思官場現在現象

　　30日下午4時許，浙江省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巡視員趙紀來從20層墜樓。公安機關在趙紀來辦公室內勘查時發現一份疑似遺書碎片，已基本復原，證實為本人筆跡。遺書稱：我患甲狀腺癌已數年，現肺部又出現陰影，近段又嚴重失眠，肝部也隱痛，為不讓組織和家庭及本人麻煩和受累，我決定走了。請組織諒解，我沒做一件對不起組織和違反法紀的事。（31日杭州網訊）

　　近期官員自殺的事件頻頻發生，被媒體披露類似的遺書也不少。如：7月26日，湖北省國資委省國有企業第三監事會主席王運清跳樓自殺。王運清生前留有遺書，稱「我很抑鬱，抑鬱難忍，先走了」；此前，7月8日，河南信陽市平橋區衛生局局長張柏成跳樓自殺，在辦公室留下遺書，「我在醫院檢查有嚴重抑鬱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7月9日自殺的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海華，也在遺書稱「身患多種疾病，常感不適，只能自我解脫。」

　　據公開報道統計，截至7月30日，今年已有至少32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最近一個月死亡案例比較密集：6月30日至7月30日，至少有8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6人確定為自殺。一直令人羨慕的官員群體，不知不覺中成為了令人擔憂的「高危」群體。對於官員自殺，中國公眾的關注點往往首先將其聚焦到「腐敗」上，而官方則更傾向於關注該群體的「心理與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更深層次的反思在於，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原因，導致官員自殺現象越來越多？

　　抑鬱症和不堪病痛折磨，被當地政府頻頻用於解釋官員自殺的原因，公眾對此已經產生信任疲憊。人吃五穀雜糧不可能不生病，但倘若都像這些官員這樣「不堪病痛折磨」自殺了，那醫生們還能活下去嗎？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抑鬱症不能作為官員自殺的主因，也絕對不能一遇到需要解釋官員自殺，就貼上了「病痛」這個標籤，因為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不信了。

　　官員自殺頻發到底為什麼？官員死亡，有兩個原因，一是確實活不下去了，二是「自殺」比活下去更有好處。相關部門有意或者無意不透露詳細信息的行為，只讓公眾明白了官員有可能是活不下去了，而無法排除後者，也就是用「自殺」換取更多的好處。現在反腐鬥爭日益形成高壓形勢，問題官員內心的恐懼與壓力是真實存在的，部分腐敗官員甚至風聲鶴唳、寢不安席。相當一部分問題官員自知死罪難逃，想把線索中斷，保護更多的既得利益者。當反腐巨浪襲來時，丟命保財、丟卒保車成為權衡利弊之後的「明智」選擇。

　　我國刑訴法有這樣的規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訴訟就會停止，就不會再被追究刑事責任，而且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也就是說，由於貪官自殺，案件無法繼續調查，更無法進入法律程序，往往就會不了了之。實踐中有不少這樣的案例，比如中國銀行益陽市分行原行長朱國勛在益陽市看守所自殺后，益陽市檢察院只得撤銷了對朱的立案決定書。也就是由於存在這樣的「空子」，許多官員採用自殺手段「丟車保帥」，掐斷案件線索，使調查無法進行。

　　人說「好亡不如賴活」，貪官之所以要選擇自殺身亡，那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在成本與收益權衡之下作出的無奈選擇。如果不自殺，案件就可能一直深挖下去，到時不僅身陷牢獄，還得身敗名裂，所得贓款悉數被追繳。在案件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時自殺，不僅能保住名譽，身後哀榮備至，更重要的能為家屬保住那一份極重的贓產。一個人死了，隨便什麼人就再也撬不開他的嘴，有關部門也就無法再查下去。死人是最可靠的保險箱，貪來的錢統統保住了，都歸自己的老婆子女所有，也算是自己當丈夫、做父母的「盡了責」……一句話，「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梳理2003 年以來公開報道的官員自殺事件，大多數官員的自殺原因未徹底查清，很多只是寥寥數語帶過，自此再無下文。這種做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明顯向左，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一旦發生公職人員自殺事件，政府和媒體往往將之作為重點事件深入挖掘，務必給社會一個完整真實的交代。如2003 年香港職員張之琛自殺后，特區政府立即展開深入調查，並公布遺書等佐證材料，使民眾充分了解其自殺的原因。相對而言，中國的公職人員自殺，則很多是一筆糊塗賬。

　　官員自殺給官員個人、政治系統和社會都帶來了直接危害，是一種全輸結果。而要從根本上破解官員自殺問題，最根本的還必須從政治生態、特別是內部政治生態的改善方面入手，這就要求權力完全在陽光下運作。雖然官員自殺的原因有很多，如壓力過大、道德腐化等，但歸根到底，還是政治系統運行相對封閉帶來的「潛壓力」。唯有讓權力置於陽光下，才能去除官員身上背負的潛壓力。否則，一次次「抑鬱自殺」的判定，看似能迅速終結當地政府的巨大壓力，卻永遠阻止不了下一個自殺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