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學運過後，台灣依舊風雨飄搖

　　學生為何走上激進台獨的道路？

　　進入到新世紀以來，台灣經濟不改低迷，大學生畢業后一職難求，薪資持續偏低，而同時物價（尤其是房價）一路上揚。這些都是青年人憤懣的重要來源。馬政權因此很容易地就變成了青年抒憤懣吐怨氣的直接對象。而此時，又由於港台兩地在「兩岸關係」上的某種結構模擬性，再加上港台兩地的「社運經驗」的相互串連，「香港化」的恐懼於是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因此，雖然馬政權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向來是唯恐不足地謹小慎微，堅守政經分離與政冷經熱，但由於它「先天」的正當性脆弱，它很容易就被安排到一種想當然爾的故事框架：馬英九這個「中國特首」，違反民意，獨裁專制，支配國家機器，進行黑箱作業，出賣台灣利益，以逞其賣台狼子野心。於是，是可忍孰不可忍，Fuck the government、「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口號一一浮現。

　　一種「中國崛起論述」的崛起與馬英九政權在2008年的成立約莫同步。於是，同時訴諸對「中國」的恐懼以及對「馬英九」的懷疑，使得台獨方便地隨時伸指於馬英九政權的軟肋。台獨對中國的心情是分裂的，在仰視的恐懼的同時，還有一種俯視的傲慢。這種對「中國」作為一個理念或歷史實體的傲慢，由來已久，而且一向是台獨/民進黨的一個核心意識形態武器。以「日本殖民現代性」為基底，以一種文明的優位自視並鄙視當年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國民黨，乃至「中國」為 「野蠻」、「不文明」；鄭鴻生的《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一文很準確地追溯了這個文明主義的神話源頭。之後，這樣的一種殖民現代性文明觀又在1950年代開始嫁接到冷戰時期的美國現代化意識形態。在正當性戰場上一路挨打的國民黨政權，於是最後淪落到只能以「拼經濟」作為其僅有的具有正面表述性質的正當性，而對於戰後以來的台灣歷史進程，只能在某種「帶罪立功」的屈辱身份下，持續失語。在意識形態領域裡，關於重要問題的表述它只能以負面形式為之，例如不獨、不統、不武。在歷史（包括歷史教科書）、傳統與國家認同這些重要戰場上全面棄守的國民黨，當然無法得到任何積極的支持，甚至只能遭到青年學生的冷漠與厭惡。

　　

　　

學運過後，台灣街頭枯萎的太陽花

　　因此，要理解為何會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必須要回到歷史。1949年的兩岸分斷造成了兩岸人民在日殖時期都未曾有過的隔絕，而在這之後的幾十年，又因為在全球冷戰下兩岸分屬對峙陣營，而形成了長期的敵對與阻絕態勢。台灣在美國的冷戰戰略的翼扶與監控之下，自然無法反思清理殖民遺留。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更是大規模地消滅了本土的反日、反帝、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社會力量，結果是：親日的、皇民化的大家巨室反而在新政權中繼續顯榮，相對而言，凡是心向祖國的、反帝的硬頸好漢們，不是身遭屠戮就是投入囹圄，作家楊逵就是一個例子。

　　太陽花學運昭示了一個現實：在一個很根本的意義上，我們今天還在冷戰與分斷的遺留下思維與行動。歷史不能重來，但我們不妨「反事實」地想象，如果日本殖民主義在知識與政治上曾有機會被嚴肅反思，那麼今日的反中、反華未必會有如此彪然的勢頭。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日本僑民回國了，但日本幽靈一直沒有離開島嶼。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日本」（而非美國）一直被拿來當作近身批判或不齒「野蠻的」國民黨、乃至「中國人」的一個「文明的」參照點。這個一直存在的、強烈但又隱密的「對照」，恰巧也在2014年透過導演魏德聖製作的一部關於殖民時期的一個農校棒球隊故事的電影《Kano》給外部化、聚焦化與政治化了。《Kano》之所以成為今春票房大熱門，而且是在佔領立院的太陽花學生的一個高度儀式性的晚會高潮上放映，正在於它企圖將「日本因素」結合到「台灣人」的歷史意象中，而在這個結合中，台灣原住民再度被政治消費。那麼，什麼是這看似無辜的懷舊片里的日、原、台三位一體的團結性的對立面，難道還需要具體指陳嗎？假如「楊逵們」當初並沒有被屠戮、鎮壓、噤聲，也就是陳映真所說的「左眼」（反帝的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如果沒有被剜掉的話，那麼台灣社會的發展會走上一條很不一樣的路途，應是一謙遜想象。

　　歷史的弔詭因此是：那民族主義的、提倡「復興中華文化」的蔣介石政權，恰恰是今天台獨反中勢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對五四以來複雜萬端的近現代史的前提下，那個中華文化的故事也說不全整，左支右絀，遁古走空。因此，「中華文化」並沒有辦法以它的美醜兼具善惡共存的真實面貌展現，而既然失真，就無從感人，因此註定成為了基本上無效的宣傳灌輸。在國民黨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敗了，但在它所反對的負面，它成功了：國民黨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轉換，就能夠變成仇中恐中。馬英九政權的最大「罪狀」，於是就是它的「通匪」，以及在通匪中，葬送掉了台灣「最寶貴的民主」。

　　這於是讓我們不得不想起冷戰時期此間對兩岸關係的五字箴言──「漢賊不兩立」，以及那時台灣的自我感覺──「自由的燈塔」。台灣其實並沒有脫離冷戰時期由美國所設定的東亞地緣政治的基本棋局。不論是統一甚或獨立，都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它最大的利益是繼續讓台灣站在美國這一邊，成為中國的問題。無法重估台灣對美國的扈從關係，是學生激進台獨化的另一結構條件。對於「服貿」，學生馬上要揪出後頭的黑手「中國因素」，但對於反核，學生完全對核電後頭的 「美國因素」失語。

　　「太陽花學運」所爆發出的反中能量，有近期一系列事件作為其匯聚前導，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那以反對「親中」資本旺旺集團在台的媒體併購案為名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反旺中」），目前學運的領導骨幹幾乎都是「反旺中」運動的要角。反旺中的一個著名標語就是夾戲謔、諷刺與恐懼的「你好大，我好怕」。幾乎在「反旺中」的同時，台灣學界（特別是社會學界）創造出一個「你好大我好怕」的學術版名詞──「中國因素」，對中國勢力透過政商產學媒滲透到台灣，支配腐蝕瓦解台灣的民主體制提出了麥卡錫式的恐怖預告，指認了台灣島內的「非台」（un-Taiwanese）因素。當然，這種恐懼感並非純然蹈虛，而是建築在中國崛起，而台灣的經濟走下坡的（尤其是被放大了的感覺）對比之上。這個預告不能說沒有它的某種表層合理性，特別是參照於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某些真實的市民困境，但是這個預告的「實質不合理」在於它重複冷戰話語，把「中國」妖魔化，使得一切關於兩岸的合作交往的討論都被懷疑──除非是與大陸的公知或維權者合作。這裡隱藏了弱勢法西斯對於捍衛「生存空間」（或「家園」）的一種絕望政治（politics of despair）。

　　對這些近期的事件歷程，我們是不能不了解的，但是如果我們只把視野限制在最近這幾年，而失去了一個百年視野的話，那將無法掌握住這一波反中反華的 「歷史源頭」。而要如何解除這個「反中反華」的叢結，也可以思考從盤根錯節的其他部分同時拆解，這首先意味著，擺在今天兩岸的共同思想課題就是如何將美國 「文明」霸權相對化，如何將建立在「公民」「自由」「平等」「社運」「多元」……等辭彙上的普世話語歷史化、脈絡化，重新建立中國文明在當代的進步的有召喚力的訴求。

　  也仍屬未定。這裡需要思考的至少有三方面：美國因素、沉默大眾，與中國理念。

　　美國因素

　　以太陽花學運的澎湃喧嘩，也無法掩蓋台灣在各方面受美國操縱的靜默現實。目前並沒有證據說美國操縱了這個學運的出現──如同美國在很多「顏色革命」 中的位置與角色，但我們的確很清楚地看到美國在關鍵時刻具有決定性的表態，決定性地影響了很多支持「反服貿」的有力人士的適時表態喊停，從而決定了太陽花的退場。

　　就美國而言，這次的太陽花學運是一場已經達到目的的顏色革命，因為學運結晶並鞏固了李登輝政權以來一直在經營的親美與反中。這個趨勢，繼續走下去，將使台灣與韓國、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在新的圍堵政策中變成更無問題性的一個親美反中的「盟邦」以及中國大陸的「敵國」。這個「無問題性」，可能猶且超過韓國，因為韓日之間還有台日之間所沒有的歷史矛盾，而這使美國對韓日的「羈縻」產生了一個不可預測的變數。《Kano》這部片子會在學運期間在現場盛大放映，似乎有著超過大多數學生所能理解、願意理解的地緣政治意義。

　　太陽花學運也為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提出了一個教條性的議案：與中國的任何形式的接觸都是有毒的，都要受到「公民」嚴密監督。換句話說，兩岸的任何形式的「統一」，哪怕是存在於極遙遠未來的，作為民主政治理論邏輯合理選項之一的「統一」，乃至馬政權現實主義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獨台主張，已經被學運宣布死亡。這個死亡宣告得極為徹底，因為學運精英所鼓動出來的蔑中、恐中、仇中，已經逾越了對於政權的批判，而進入到歧視性極為強烈的種族主義與文明主義了。由於被蔑、被恐、被仇的對像是一般中國人民，而當人民間的仇恨被點燃，那麼最後也必然限縮了兩岸政權之間達成任何協議（包括和平協議）的自由度。台獨基本教義派所達不到的目標，如今被學運達成了。廣大的外圍參與學生，雖然對「中國」的態度更多的只是對「國家認同遭受打壓」的心情委屈與對大國崛起的朦朧恐懼，但也只能被半裹脅到這個浮起的政治中。

　　由於把「中國」，乃至中國平民百姓，當成了敵對對象，太陽花學運的先鋒黨在追求「自主」「獨立」的同時，把一個「小國」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可以多多少少經營開拓出來的戰略迴旋餘地給自我解除了，而這又無異於自己拉緊了美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絞索。這難道不是一個極端危險的趨向？在追求台獨的路上，或許有一些人會以「抱美國大腿」為擺脫中國的不得不的代價，但是如果這個代價是高到把台灣推向地緣政治的危險水域，以滅頂的危機（或「有尊嚴的死亡」）（吳叡人語）為台獨的「合理代價」，那就必須要將這個可能的代價對人民百姓老老實實地提出來，而非將之隱藏在無害的修辭之中。台獨無法對此進行手段與目的的必要辯證，是它外強中乾的一個無法掩藏的徵候。

　　沉默大眾

　　太陽花學運時，據以表明運動自身代表「全民」的，竟是一個「反證」──馬英九隻有百分之九的支持率。學生嗆馬英九民調治國，但學生自身不也在「民調革命」嗎？運動期間，媒體上有質疑太陽花學運的聲音，常提出「沉默的大眾」這個說法，但到底有沒有沉默大眾？這個沉默大眾等同於馬英九的支持率嗎？

　　是有沉默的大眾。但大眾何以沉默？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大眾本來就是沒有精英發言管道的，而網路世界也是區隔斷裂的，大眾的不同的雜音往往進不到「公共」（或精英的耳朵）中。另一方面，這些聲音也許很斷碎，不連續，有心情，沒說法。大眾並非有意剋制他們的話語，而是根本失去了話語權，失去了正當性論述，只能空泛無效地吐出一些為學運或知識分子恥笑的辭彙，例如「理性」、「法治」、「不要太超過」等。當正當性話語權掌握在「公民」（即台獨）手中，那麼任何的行動（儘管看來是多麼的無理、失禮）都可以以一種「大正義」正當化：因為我們要追求的是一種更高階的正義，所以我們必需如此行動，而這個行動正是 「公民不服從」的展現……云云。從而，反對的話語就被迫首先得自我檢證是否「不文明」、「不公民」、「不愛台」。這，造成了人們的失語。相對而言，太陽花學運之所以吸引那麼多人，正是因為它是一個語言的狂歡節，沉醉於高階正義語言的傲慢與自我催眠。

　　當然，大眾的失語也是因為批判知識分子的長期闇弱失語。在西化教育中培養的台灣批判知識分子也都是長期只會在「公民」「多元」「自由」「公共」「社運」「正義」「自主」「批判」……等辭彙所編纂的故事中說話。當他們發覺他們沒有這一套詞庫就說不出話來時，他們就只能失語地看著挪用這套話語進行能指所指錯位魔術的進行，並感覺到極端的無能為力。國民黨的失語徵候性地展現在它幾乎無法培養出一個具有論述能力的青年軍；「拼經濟」又如何能夠抵抗「台灣魂」 呢？

　　不那麼「現代」、不那麼「文明」、不那麼「西方」、不那麼「公民」的台灣人到底有沒有？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到處都是。絕大多數的台灣老百姓是認同錯亂下的事實中國人。雖然台獨要他們自恨，但他們依舊以中國的傳統道德進退取予，行事做人，賞善罰惡；就算是「不統不獨」也都是很中國式、太中國式的態度！這裡有一種很現世的、現實的人生態度，不為已甚，好好說，慢慢來。其實，太陽花學運也都是很中國式的，佔領立法院當自己的家，不就是一種「公私不分」 嗎？

　　真正的激進台獨其實是一種自恨者，恨中國則類似一種近親憎恨（陳映真語）。他恨自己為什麼有這樣一種「傳統」，他要當現代的公民、世界的公民，他想象台灣是東方的瑞士、東方的香格里拉，是太平洋上的海島一樂園。因此，他超西方地認同西方，只要是西方有的，我們都有，而且我們比西方還西方。西方佔領華爾街，我們佔領立法院；西方人反二手煙，台灣人對行路吸煙者側目以對；西方人垃圾分類，我們連街頭運動也要垃圾分類；西方有國家廢死，我們也要努力跟上。

　　「廢死」是我想拿來說明「沉默大眾」的一個有力腳註。在台灣，廢死的呼聲在過去這十多年來越來越成為一個霸權的聲音，這後頭當然有「脫中入歐」的潛在動力，要把死刑論述成一個文明世界絕對不能容忍的野蠻行徑，因此，支持廢死的聲音幾乎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公共媒體以及知識分子論述。但這裡恰恰好有一個 「沉默大眾」的存在。根據法務部所作的民調，有76.7%的受訪民眾不贊成廢死，也有約略相同的數字，對已經判決確定、無法再提非常上訴的死刑案件，贊成要執行。這個數字並沒有灌水，因為很多研究都有類似的甚至更高的數字支持死刑，但問題是，這些支持的聲音很少展現出來，都只在「私領域」中流動，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定包括：他們所相信的中國傳統的「天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並無力與文明的、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根源於基督教義的「公理」（國家機器無權剝奪公民的生命權）相抗衡。如此「落後」的他們是「人民」而非「公民」。

　　同樣的，對於太陽花/反核四運動的訴求以及表現的形式，台灣社會應該存在數量頗可觀的、持不同意見的「沉默大眾」。他們被這個被自詡為「多元社會」 所去正當化的被壓抑的聲音，將要如何表達呢？目前而言，他們唯一的表達方式可能就是年底的「七合一選舉」或是後年的大選。他們將投票，然後一如既往，閉上他們的嘴。失語固然痛苦，狂歡也可能是痛苦的另一種形式，因為這畢竟是用借來的語言來說一個無法直說的故事。因此，我們看到學生們在白天或在公共空間說完了他們冠冕堂皇的一大串「太陽花」公民話語后，晚上或關起門來必需要說更大一串的「大腸花」臟言穢語，才能平衡他們沒有真實感的「公共」演出。白天是異化勞動，晚上是粗口休閑。運動的學生竟然類似資本主義體制下被剝奪勞動力的工人在規訓勞動之後，有強大爆粗口的宣洩需要！我們於是不訝異地看到髒話被戴上美學甚至道德的冠冕。

　　「中國」

　　台灣的問題從來不是台灣的問題而已，而台獨的問題歸根究底是中國的問題。中國在當代世界里，除了經濟崛起、政治崛起之外，更要面對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如果在將來，中國作為一個理念，涵蘊了一套有召喚力的價值與實踐，形成了一個能提供給人類新的安身立命，以及與萬物相處共榮的道路，或至少能提供給區域人民以正義、和平與尊嚴，那將是「台灣問題」解決之道的根本所在。這是有希望的，因為西方的發展模式、霸權模式、慾望模式已經圖窮匕現了。這個世界不能再繼續被美式的生活及其制度所挾持了，所有人，包括西方人，都需要創新思維。台獨未嘗不是在一個世界不知要向哪裡繼續走下去的焦慮下的一種退縮性的、封閉性的、孤立性的、自了漢的立場，而這個立場的激進化又不得不說是因為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興起這兩個因素的共構。「中國」是什麼，也許竟是當今世界的一個最重要問題。而這麼說來，什麼是「中國人」？如何當一個「中國人」？就不僅僅是生活在台灣有著國族認同焦慮的台灣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更也是中國大陸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問題。如何將這個思想責任扛起，尤其是兩岸覺醒的知識分子的責任，這是「當下之要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