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長青：20世紀三股重要力量——讀《20世紀思想史》

2014-07-20

《20世紀思想史》（上海譯文出版社），出自英國人彼得·沃森之手。讀完這部110多萬字的巨著，才知道作者指稱為「20世紀思想」的那些個東西，全部出自歐美和他們曾經的殖民地的作家，既沒有中國的，更沒有日本的，印度的也沒有。人們不禁要問，作者是根據什麼理由來冠名這些「20世紀思想」的？或者說，作者所列舉的這些所謂20世紀的思想，不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嗎？憑什麼不加一個「西方」或「歐美」的定語？在本書的「結束語」部分，作者終於有了交代，他寫道：「也許讀者業已注意到」一種「有趣的缺失」，「我所指的正是（本書中）非西方思想家的缺失。」而在開始構思本書的時候，「原來設想本書將不僅包括歐洲和北美（西方）的思想，而且還要深入鑽研重要的非西方文化，以認識它們的思想和思想家。」「和一些專門研究重要非西方文化（如印度、中國、日本、南非和中非、阿拉伯文化）的學者進行交流后，我震驚地發現所有人給出了同樣的回答，即20世紀的非西方文化並沒有產生堪與西方文化相媲美的著作。」「20世紀沒有出現中國版的超現實主義或精神分析學，不存在印度的邏輯實證主義，也沒有非洲的歷史年鑒學派。你可以找一找20世紀的發明清單，無論是塑料、抗生素和原子、意識流小說、還是自由體詩或者抽象表現主義，發明者幾乎全都是西方人。」假如我們不能用實證的邏輯駁倒作者的論斷，那就只好遺憾地承認，20世紀的世界的確是被西方文化塑造著，各個民族在主動或者不得不追隨西方文化方面，只有程度的差別。假如就此推斷說20世紀西方文化有所「成功」，那麼它們成功的原因是什麼？彼得·沃森認為，正是西方文化中「三股重要的力量」：「科學、自由市場經濟和大眾媒體」。

為什麼人們願意接受科學也可能接受信仰，是不是科學能夠滿足人們求真的本能，而信仰能夠滿足人們求善的本能。唯物主義者強調科學的客觀性，那只是對「科學」的一種貼標籤式的粗糙認識，而恰恰是這種粗糙認識，或許幫助成就了科學的「普世性」。當醫學能當眾演示手到病除時，人們也許就會改變對原來某些治療方法的信仰；當人類的腳步可以踏上月球時，即便不能理解那些原理、不懂那些技術的人，也不會再懷疑那些物理定律和技術的有效性。基於這樣一種淺顯的推理，自然科學被作為人類某種「內在一致」進程的動力也就不難理解了。從這種「內在一致」性又可以推出，「科學制度本質上就是民主的」。作者在書中饒有興味地評述了斯大林極權統治時代的「李森科主義」，揭示其最後是如何徹底破產的，就足可以說明，科學制度的民主性本質無法抽離。20世紀最輝煌的科學成就在物理學和生物學領域取得，特別是電子、量子和基因的被發現，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比如我們今天須臾不能離開的移動網際網路（以手機作為終端）、無法迴避的轉基因食品和克隆技術，都是這些科學的派生之物。就這些方面來說，西方文化對科學弱小民族的「征服」，一改此前的堅船利炮法，那些被科學「侵略」民族的人民和政府，不是拿起武器進行反抗，而是張開雙臂熱情擁抱。

科學還有一個重要的用處是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萬物從何而來，我們身邊的一切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我們對環境和對他人可以做什麼而不能做什麼，諸如此類，科學大多可以給出部分的回答，而剩下的部分還有待科學進一步的發展后才能回答，從而保持人們的好奇心不減。科學「告訴了我們一些自然的本性，也教導了我們實用主義的重要性，讓我們了解生活中的點滴改良是適應變化的最成功的方法。」這就是科學的怡人之處。

科學的民主性本質使科學總是表現出一個謙遜的姿態，絕決和自負只可能是一些不良科學家的表現，而不是科學的表現。西方文化在展銷科學成果的同時，也沒有忘了附上對於科學的解毒劑。對於科學的檢討和批判，早已成為科學的一部分。大家耳熟能詳的案例是二戰結束前兩顆原子彈的投爆之後，甚至那些參與研製的科學家都有深刻地反省。有許多人堅信：「人類世界是一個意義的世界，沒有一種人類意義能夠為科學所充分理解」。也就是說，科學根本就談不上「萬能」，「科學，僅僅由於大自然允許人們理解的東西存在局限才存在。自然法則和自然不變的『常數』劃定了我們身處的世界和其他種種可以想象的世界之間的界限，在後者中，一切皆有可能。」

奧威爾在1948年出版了他的政治小說《1984》，這基於他對科學的悲觀主義態度，人們似乎突然意識到，先進的科學和技術或許同樣可以被用作奴役的手段。1960年柏林牆的修建，已經證實了他的預言。這堵牆象徵著東西方的分裂和對立。西方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自由、正義和平等意味著什麼和如何才能實現」。早在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在此書中，他提出了「自發社會秩序」的思想。其後的1960年，他又出版了《自由的憲章》。正如書名所說的，他先是指出一種嚴重的危險--奴役是如何發生的，然後再為他理性的自由世界草擬了憲章，如果自由真是可欲的，那就應該不能做什麼和只能怎樣做。他認為，我們藉以規範、控制生活的價值觀，和我們的智力一樣進化著；統治者提供福利給人民的任何聲明，不如提供切實保障自由和正義的法律，因為正是自由和正義創造了福利。他從歷史的視野中發現，早期人們對相互關係的處理，是與社會同時出現的，早於國家，法律正是來源於這種早期人們的相互關係的處理方式，因此，法律不應當是政府權威的產物，也不是統治者的命令。他並且指出，干預這種自發秩序的企圖幾乎註定是要失敗的。但是，亦不排除在高壓的統治之下，一種計劃也會成功，但不可能持續。為了區別一些中央集權領導下的高度計劃的經濟，那麼它的對立的一方也就是「自由市場經濟」了。

然而，科學和自由市場經濟又有怎樣的關係呢？福山說，「現代自然科學的邏輯似乎要求一種資本主義導向的普遍化。」他的論證是這樣的：「現代自然科學確立了一個統一的經濟生產可能性範圍，技術能使財富無限地積累，並因此滿足了人類慾望無休止的膨脹。這個過程使所有人類，不論其歷史淵源和文化傳統，都必須走上一條不可逆轉的同質化道路。」中國08年以來的汽車生產和消費的暴漲，無疑為福山的理論又做下一個註腳。但中國經濟貼上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標籤，但它的內核，那種投資和消費的模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能是什麼呢？也許到了該淡化「主義」詞語意義的時候了，鄧小平用他的權威已經做了這樣的示範。經濟的發展不等於社會的進步，關鍵的問題要看每個人的自由是不是相對獲得了增進，這才是市場經濟的價值所在。也只有自由的市場經濟才能真正體現這份價值。

和對待科學一樣，作者同樣認為大眾媒體本質上就是民主的，並且和科學、自由市場經一起源出於相同的動機，而此種動機一直主宰著20世紀。這個動機就是：擺脫限制。這當然是基於法律是給人自由而不是限制這種認知上說的。

麥克盧漢把字母表的發明，書籍的發明和作為電子媒介的電報機的發明作為人類歷史上的三個分水嶺。是字母表（文字）的發明摧毀了靠口頭文化維繫的部落人世界：書籍的出現加速了相似性的過程；而電子媒介的出現，他認為這個過程又會倒轉過來，使人們向部落化回歸。不管怎麼說，他那句「媒介就是信息」和培根那句「知識就是力量」完全可以媲美，都同樣具有力量。而恰恰是傳播信息這個功能，是媒介的根本價值所在。人類今天已經進入了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也的確出現了麥克盧漢所預言的重回部落的跡象，比如一些網上的社交群，還有那些中等文化以下的電視控和電腦遊戲控，他們的視界真的是重新封閉起來，他們的情緒被操控，他們看不到真正的真相。但只要回到實證的邏輯上就不難發現，人民的知情權，特別是在他們各自感興趣那些領域，也獲得了空前的滿足。小到明星隱私，大到宮廷政治，你只要想知道也就能檢索到。正是這些寄生在網路上的社交群，其中有一些表達的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專業化水準，他們或許根本就是由一些專家組成的。當你需要參考他們的意見時，幾乎是唾手可得。只要你願意，每個人也可以即時在網上表達對任何事情的看法。還有那些辦得很成功的「自媒體」的湧現，不僅提供了廉價或免費的信息服務，而且提供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就業機會。在這個後現代社會，只要存在一個精英，思想的天空就不會是漆黑一片，當你感覺迷茫、無路可走之時，你一定會四顧張望，很容易就會看到他們，因為有了網際網路。

《20世紀思想史》，像一本思想史詞典，在呈現20世紀人類知識增量這一點上，獲得了非凡的成功。我在閱讀過程中不止一次地驚嘆，書中提到的這麼多文獻，作者是怎樣能讀遍它們？而且作者的閱讀量應當遠不止於此，因為在寫作過程中還有取捨。涉及眾多的知識門類，還要考慮它們之間的相關性，作者駕馭知識的能力該是何等的高超。三位漢語的譯者配合得也算天衣無縫，從頭至尾，行雲流水，正像作者一樣，好似一人所為。

作者提出20世紀的三股重要力量，但他沒有展開論證。這三股力量可能是源自西方文化，但產生的全球性影響一定是單向度的嗎？這個影響的分佈狀態又是怎樣？應該也是一個值得一說的話題。既然對斯大林時代的蘇俄討論較多，為什麼不提一提20世紀接近尾聲時發生的重大事件，比如戈爾巴喬夫本人和他的《新思維》。作為一名中國讀者，當然更想知道作者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精到評價。假如加入這兩個議題，或許更能說明西方對於東方的「勝利」，不知出於什麼考慮，作者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20世紀開頭的1900年，在西方，弗萊堡44歲的猶太醫生弗洛伊德發表了他的《釋夢》，「揭去無意識的面紗」；在東方，這年的2月10日，梁啟超在《清議報》第35冊上發表《少年中國說》，以激情澎湃的語言，呼喚著一個氣象一新的「少年中國」的誕生；而6月20日，清廷經過數次「御前會議」的爭論，慈禧決定利用義和團的主張，對外宣戰。同時，載漪、剛毅等人指使清軍並利用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這種對照也許顯得無聊，但至少可以看出兩個世界的精英們在同時段內各自都想了些什麼。弗洛伊德用他的思想揭去了無意識的面紗，而帝國的統治者為了權力，不得不倚仗臣民的集體無意識向世界宣戰，而帝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好像也陷於夢幻之中，想象著「少年中國」。不過，《20世紀思想史》的作者對此作了同情之理解，他說：20世紀，「對於許多民族的文化來說，奮鬥以求生存是他們目前的目標。」

《20世紀思想史》43章，419節，有三節給予中國，分別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提到的中國人名屈指可數，他們是容閎、嚴復、周氏兄弟、傅斯年和羅家倫、姚文元、吳晗、毛澤東和江青；提到的著作只有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和一本雜誌《新潮》，並且都沒有給予評論。到了全書的最後一章的倒數第2節，作者引用的一本叫做《優美的宇宙：超弦，隱匿的維度和探索終極理論》的書中，將一個【美籍——常樂】中國人的名字作為最突出的新物理學家放在了物理學的萬賢祠中，和愛因斯坦們的名字放在了一起，這個名字就是丘成桐，一位數學家，他已經囊括菲爾茲獎、沃爾夫獎、克拉福德獎等三個世界頂級大獎。

（《20世紀思想史》（上、下）（英）彼得·沃森著，朱進東、陸月宏、胡發貴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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