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和麻木是道德敗壞的「共謀「！（轉）

　　經常有人說「道德是用來律己，不是用來律人的」，並且一臉高尚的樣子。據說，如此標榜可以防止「道德綁架」。

　　這有問題嗎？有。讓我們來看一下如下的情境：

　　公交車上，一個中年渣男突然對一年輕女乘客施暴，先是跨腿坐在女子大腿上，接著，壓在女子身上，猥褻並企圖強姦。司機見狀，趕快過來和施暴渣男搏鬥，並連呼車上的乘客「快來幫她」，喊了5次都無一回應，直到最後才有一個眼鏡男幫忙。

　　這並不是我假設的「思想實驗」，而是7月4日發生在福州27路公交車上的真實事件。

　　事件一曝出，照例激起輿論的反響，很多人對車上乘客的冷漠、怯懦進行了指責。但標榜「道德是律己不是律人」的人，對此可以說些什麼呢？

　　如果他們忠於自己理論的話，顯然什麼都無法說。他們不能用「看到他人受害要挺身而出」的道德要求去「律」車上那些冷漠、怯懦的乘客。他們最多能夠要求，如果自己在車上，應該像司機那樣站出來。

　　從這個事件推廣開去，面對這個社會的道德敗壞，以及道德敗壞的人，他們都不能指責，都必須保持沉默。

　　於是，這個理論就不如它看上去那麼有吸引力了，具有某種自敗性。因為理論的背後，隱藏著冷漠的心態，和對是非善惡的麻木。而冷漠和麻木恰恰是道德敗壞的「共謀」。

　　現在我們問一下，可以對車上的乘客進行指責嗎？

　　回答是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從見義勇為可能流血又淚流的教訓出發，也許我們會對車上乘客的行為表示理解，但這並不等於我們默認這是合理的，並不能推出他們可以免於指責。在道德上錯就是錯了。

　　那麼我們可以指責的理由何在呢？在這裡：作為人，我們具有一種對他人的自然義務，見到他人處於受害狀態中，應該挺身而出幫忙。這是一種具有約束性的道德義務。如果我們做不到，就是在推卸道德義務，應該受到自我和他人的指責。自我的指責表現為良心的不安，他人的指責則表現為輿論。

　　自認為信奉「道德是律己不是律人」的人，其錯誤至此一清二楚：他們把本屬於道德義務的東西，當成了美德；把道德這一社會規範，僅僅當成了一種個人修養。

　　道德無非就分為美德和道德義務兩大塊內容。美德要求比較高，甚至要作出一些犧牲，因此確實只能用來律己不能用來律人。一個人希望別人具有某種美德，只能提倡，只能自己作表率去引導，卻不可去要求別人。但道德義務，本來就是用來要求自己和別人的。

　　很有意思的是，喊「道德是律己不是律人」的人，碰到道德義務繞道走，說不能「律人」，但碰到美德，他們比誰都更起勁地去要求別人——比如在「廢除死刑」的各個事件的爭論中，他們一再地以「文明」、「寬容」——也即美德的名義，來要求法律和受害者家屬，為兇手的免死開脫。

　　這個奇怪的現象，或許可以命名為道德的「認知分裂症」。

　　就 「廢除死刑」爭論而言，我只說這種情況：一個殘忍地殺害了無辜者的人，他可以不死能夠真正得到辯護嗎？從公正上說，這肯定是無法辯護的。除非你預設兇手相對於受害者有生命特權，否則在邏輯上，哪一點都不能證明他殘忍地殺害了他人，自己卻應該被寬容。要寬容也沒問題，但這已經超越了公正，屬於個人可以選擇的美德範疇了。

　　誰才應該是這種美德的主體？不是法律（它首先應該滿足公正要求），不是那些以「文明」、「寬容」名義來要求別人的人（他們無此資格），而是受害者家屬——但他們同樣也不具有就要有這種美德的道德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