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輝：甲午戰爭震撼所及的六位人物

​2014-07-15

又逢甲午，國人對120年前的那場戰爭自然要緬懷一番，鴻篇巨著、長篇大論和各類研討已備妥當，欲共問甲午之殤。北洋戰敗，戰略失誤、腐敗、多頭指揮、制度優劣等因屢被提起，但歷史無法假設，今人也不可能對那個時代的先人再有嚴苛的要求。

甲午改變了天朝的運行軌跡，而更直接地，改變了那些曾經或多或少置身事中的武人的人生軌跡：有人謝幕，錦繡前程化為烏有；有人崛起，從籍籍無名到登上歷史大舞台；有人棄武，開始苦苦思索救國之良藥……在變幻莫測的歷史當口，他們或英勇、或懦弱，或悲情。但他們都已化為塵土，拋開種種成見，就讓我們多幾分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吧。

袁世凱和黎元洪：甲午的難兄難弟

袁項城和黎黃陂的關係頗耐人尋味，他們是民國肇始時威名赫赫的的總統和副總統，是老袁皇帝迷夢時的洪憲皇帝與武義親王(黎未接受)，是兒女親家(黎的次女黎紹芳嫁給袁的第九子袁克玖)。但經常被忽視的冥冥中的事實是，他們都是甲午戰爭的倖存者，是一對那時未曾謀面的「難兄難弟」。

甲午戰前，袁世凱是清廷派駐朝鮮的頭號人物(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大臣)，已在朝鮮苦苦經營12年， 一言九鼎，有「太上皇」之威。而那時的黎元洪還是個小人物，是廣東水師「廣甲」號上的一名五品二管輪。

1894年7月19日(中日豐島海戰爆發前一周)，這一天對袁世凱來說應該是永生難忘的，已連續緊張多日的他(有親日朝鮮人已將大炮架到他的官署外)做出了人生非常英明的一個決策。在並沒有徵得上司同意的情況下，袁世凱化裝成平民從朝鮮的官署後門逃出，據稱，在他逃走後大概10分鐘後日本士兵就破門而入，幾天後，他從朝鮮回到天津，安全脫險。袁世凱不知道的是，其實在兩天前日本大本營就已經作出了對清廷開戰的決定，控制朝鮮是第一步旗，作為在朝的大員，他首當其衝。

而廣東水師「廣甲」號的這名五品二管輪黎元洪被捲入戰爭純屬偶然，而這種偶然也差點讓未來的大總統命赴黃泉。「廣甲」號北上會操時適逢中日局勢緊張，因此作為廣東水師的「廣甲」號被臨時劃到北洋管理，「廣甲」號是一條鐵脅木殼船，主要承擔向朝鮮運送清軍的護航等任務。黃海大戰爆發時，「廣甲」號管帶吳敬榮貪生怕死，率部不戰而逃，逃跑途中「廣甲」號還不幸觸礁。等日艦追來時，管帶吳敬榮隨即棄船登岸。

領導不給力，軍艦不給力，一個有想法的年輕人也無能為力。在日艦的威逼下，黎元洪和十幾名海軍官兵擔心被俘而無奈鑿船自沉。黎元洪不習水性，但所幸之前自費買了一件救生衣，才倖免葬身魚腹。他在海上漂泊了十餘個小時，才被海浪神奇地衝到岸邊(一說被漁民救起)。大難不死的黎元洪旋即歸隊，但卻被以逃兵的罪名監禁數月後才得以釋放。

毫無疑問，甲午時的一次劫難，給未來民國的一二把手的人生增添了新的元素。儘管後來這對親家政見有別，對共和的誠意有別，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夢想，那便是強軍之夢。

脫險后，老袁又奉旨前往遼東前線，從事後勤工作，目睹了清軍兵敗如山倒的慘狀。后他來到天津，悶頭小站練兵，一路升遷，從按察使到巡撫再到總督和軍機大臣。而他未來的副手死裡逃生后投奔到張之洞麾下，從基層做起，一路穩打穩紮，三赴日本考察、訓練新軍，直至做到協統(相當於旅長)。武昌首義后，他又從體制內官員變成民國的功臣，之後兩任民國總統，成了共和的「磐石」。

歷史就是這樣，風雲際會中如果缺了這兩位大人物，又不知是一番什麼景象。

嚴復和張伯苓：從武人變文人

如果翻開嚴復和張伯苓的履歷，會發現他們有太多的相似處：都是海軍學校科班出身，都有過海軍的從業經歷。甲午時，一個是甲午戰爭的參與者，一個是參戰海軍官兵的培養者。甲午後，他們陸續轉行，變成教育者和思想者，在各自領域成績斐然，完成了人生從武人到文人的華麗轉身。此外，他們還是校長和學生的關係，是長官和部屬的關係，是青年導師、思想啟蒙者和勤奮好學的熱血青年的關係。

嚴復是福州船政學堂的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有長期的海軍從業經歷，是一個成績不錯的海軍軍官，后被派往響噹噹的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深造。畢業後人生相對順利，從福州船政學堂到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從教習(普通老師)到會辦(副校長)再到總辦(校長)。其總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也獲得肯定，曾被時人讚譽為「實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艦之本」，學生中有張伯苓，有後來的民國總統黎元洪，有作家冰心之父謝葆璋等青年才俊。雖然嚴複本人並沒有直接參加甲午海戰，但北洋水師學堂的畢業生和他的同學中卻有很多人在那場戰爭中為國捐軀。

甲午對嚴復來說是人生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甲午前，他雖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但表現出來的多半仍然是一個對功名孜孜以求的海軍教育工作者形象，嚴復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也說自己走過一段「道學家」的彎路。作為一所現代海軍軍官學校的校長，甲午戰敗對他的刺激是常人難以想象的。甲午後，嚴復簡直判若兩人，他辦報辦學校鼓吹變法，一頭扎進寫作和翻譯介紹西方社會學、自然科學、政治學名著的工作中去，其著名的政論文章和譯著如《原強》《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等都是在1895年後陸續出版發表的。可以想見，在他眼裡開啟民智和教育救國已遠遠勝過純粹的強軍之路。

作為嚴復學生的張伯苓是天津本地人，1891年，年僅15歲的他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駕駛。此後的軍旅生涯中，他的兩次親身經歷深刻影響到了年輕人的職業選擇。第一次是甲午海戰，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習期間，張伯苓等18位學員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並隨艦隊參加了海戰。甫一參戰，北洋艦隊的一艘艦船就被日艦擊沉，驚慌中張伯苓與眾人快速撤退。此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消息傳來，這對年輕人產生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第二次是1898年，繼日本之後，英國強租了威海衛，清廷派大員乘張伯苓服役的通濟艦赴山東辦理接收及轉讓手續。該艦到達威海衛的第一天，降下日本國旗，升起中國的青龍旗。第二天，又降下青龍旗，升起英國米字旗。張伯苓無法忍受兩天之內「國幟三易」的屈辱，最終選擇從海軍退役。

和他的老師嚴復不同的是，張伯苓選擇了專做教育。因為專註，他把教育辦的風生水起，從嚴修的嚴氏家塾開始，到南開中學再到南開大學，一路成績卓著，他極重視美育和體育的做法也美名遠播。學生中，出了那位「我是愛南開的」周恩來總理，而前任總理溫家寶也受惠於張伯苓所辦的這所中學。

值得一提的是，在譯介西學二十年後，嚴復還碰到了件倒霉事。在袁世凱和袁克定鼓搗帝制時，嚴復在楊度等人的慫恿和矇騙下，也被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老袁死後，搞了半輩子推崇西學的嚴復卻落個帝制餘孽的惡名，還遭到通緝。這恐怕是嚴復萬萬沒有想到的，但歷史就是這樣。

方伯謙和劉步蟾：甲午的迥異謝幕者

方伯謙和劉步蟾是福州老鄉，是多年的同窗，是同僚，是「巴圖魯」，是北洋艦隊重要軍艦的艦長(管帶)。他們都參加了甲午戰爭，也都沒有活著告別戰爭。但在人生謝幕的時候，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方伯謙因甲午海戰時「臨陣退縮」的罪名而被清廷誅殺，以不大光彩的方式走進歷史，而劉步蟾在戰爭中卻血戰到底，最後含恨自裁、以身殉國。在世人眼中，他們留下了悲情英雄和貪生怕死逃兵（對方的所作所為有爭議）的形象。

方伯謙和劉步蟾同是福建船政學堂輪船駕駛專業的首屆(1867年入學)畢業生，首屆的學生中還有日後聲名在外的嚴復、鄧世昌、林永升　葉祖珪等人。畢業后，兩人的人生經歷也很類似，方伯謙與劉步蟾等同上「建威」練船實習。后兩人又被派往英國深造，學成歸國后一路升遷，至甲午戰爭時，兩人都是北洋艦隊中兩艘重要軍艦的管帶：劉步蟾是鐵甲艦「定遠」號的管帶，方伯謙是巡洋艦「濟遠」號的管帶。

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次著名海戰中，之前在官場和情場都春風得意的方伯謙的人生命運發生逆轉。可能是為了保存實力、或可能是一剎那的膽小和懦弱，在中日軍艦酣戰之際，方伯謙率領「濟遠」號巡洋艦駛離戰場，逃回旅順港，逃跑過程中，還撞沉了一艘友艦「超勇」號。在「濟遠」號的帶動下，僚艦「廣甲」號也隨之逃跑(黎元洪在此艦上)。「濟遠」號和「廣甲」號的逃離致使日本四艦圍攻「經遠」號，「經遠」未能倖免，被擊沉於黃海。方伯謙的逃離舉動讓丁汝昌、李鴻章等大為震驚，李鴻章速請旨要將方伯謙嚴辦。軍機處電寄李鴻章的諭旨稱：「開戰時，自致遠衝鋒擊沉后，濟遠管帶副將方伯謙首先逃走，致將船伍牽亂，實屬臨陣退縮，著即行正法」。方伯謙旋在旅順黃金山下大船塢西面的刑場上被斬首，時年41歲。

嚴復扼腕嘆息這樣評價他的老同學：「同學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無不見危授命……聞方益堂聞炮即遁，倉促將黃建勛之超勇衝倒，方太無賴矣!」

方伯謙被收押后，有人想聯合劉步蟾聯名為方伯謙求情，劉步蟾卻說：「此吾不與也，且大東溝之役，彼固知全軍將覆，而欲脫身事外，袖手旁觀我輩之淪亡，彼已於大局何?」

劉步蟾這樣評判自有其道理，同在這場海戰中，劉步蟾的表現可圈可點，他指揮的定遠號始終在戰場堅持作戰，並重創了日本艦隊旗艦「松島」號。

在第二年的威海衛保衛戰中，劉步蟾的「定遠」號被偷襲入港的日本魚雷艇擊傷，被迫擱淺在劉公島東部充作「水炮台」，因恐「定遠」將來落入敵手，劉步蟾忍痛下令炸沉了由自己在德國監造並一直駕駛的「定遠」艦。當夜，劉步蟾悲憤難禁，自殺殉國。實踐了生前"苟喪艦，必自裁"的誓言，時年43歲。

兩人死後，劉步蟾被朝廷褒獎，而方伯謙的遺孀卻為其喊冤(稱方伯謙是黃海海戰戰敗的替罪羊等)，冤還是不冤，歷史可能永遠無法給一個確定的答案了。

值得一提的是，方伯謙死了100多年後，其後人在其福州故居辦起了一家家族海軍博物館，不知此舉能否告慰這位海軍將領的亡靈……

甲午戰爭不但改寫了以上幾位大清精英的人生，也讓天朝這艘巨輪的航行方向發生逆轉。

甲午有兩個終結，一是終結了天朝的朝貢制度。失去了朝鮮這個最後的藩屬國，天朝仍在艱難地學習如何重新融入世界 。

二是終結了洋務運動只學技術不學制度的老路。「變」成了時代的主旋律，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讀書人都在探求怎麼變，是變法、是改良、是革命、是憲政……不管如何，很多讀書人對清廷的最後一絲希望幻滅了，新的變革圖卷打開了。但中國的轉身如何容易！40多年後，這個東邊鄰居還幾乎吞掉了中華大象。兩個甲子后，在不少人眼中仍是個蕞爾小邦的日本還是中國人茶餘飯後的重要談資，它就在那兒，時常成為我們的參照系和路標……歷史就是這樣，他自有一套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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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近代為什麼屢戰屢敗?為什麼說五四反儒己經落後呢?這裡先來介紹一個人。
     
　　福澤諭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

　　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也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銳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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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澤指出，治與被治的，三綱五常的關係模式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的，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與父母子女的關係相類比。孔子完全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
　　相比起福澤在1870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非儒反孔在1910年代才開始，這整整落後了將近40年，所以才說五四的非儒反孔已經落後了。儒人現在拚命地黑五四先驅，以為這樣就可以顯示儒家的高大全。然而，真正的反儒鬥士早就已經出現了東洋，他還成功帶領國家走向現代化。就是早了這40年，中日兩國在近代的差距就由此拉開了。而這1870年代至1910年代這40年，恰恰是中國經歷了最多的苦難和屈辱的40年。
　　1999年，韓國出版的《孔子消失國家才能復興》一書提出想要解決韓國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痼疾，必須從儒學的陰影中擺脫出來。該書當年銷量最高，儒教被扣上了危機主犯的罪名。
　　李光耀則說：新加坡今天之成就，不是靠什麼儒家文化，而是英國殖民者帶來的現代文明制度！ 李光耀對講過：「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後裔，祖先都不識字，很貧窮，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補充道：「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黑格爾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
   廖信忠說：台灣的好不在於繼承了中華文化傳統.
   日本脫儒，新加坡脫儒已在前，而且孔子學院，也不是樹儒，只不過一些漢字學習與生活習俗而已！